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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乡村是构成社会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城乡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产物，自城市产生后，城乡关系便随之而产生。城乡关系是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和乡村两者关系的集中反映。
城乡关系包含相当广泛的内容，如城乡发展关系（产业发展关系、经济发展关系）、城乡经济关系、城乡社会关系等。查阅现有的城乡关系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重点从城乡线性经济关系，来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乡发展与规划问题，并且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研究结论，如发展经济学中的二元结构理论。总体上看，中外学者对城乡关系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是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城乡关系的理论基石，也是涪陵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现代化大城市的重要依据。
产业革命以前，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性质并未彻底改变；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出现严重的城乡二元分化，城乡关系的相关研究初步彰显。从历史上看，各国在发展初期都经历了城乡关系失衡的非良性互动状态。不过，在发达国家，由于城市化过程在较长时间内消化了一部分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使得城乡对立的矛盾得到缓解。城乡关系的理论研究成为区域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一部分。然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是现代化的大城市，另一边却是贫困、落后、分散的广大乡村；原有城市缺乏对农村人口的吸收能力，新城市缺乏发展壮大的动力，加之政府“城市偏向”与城市居民的“乡村歧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十分突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及其区域二元社会经济文化结构问题的研究在较广泛的领域和视野展开。
1.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
1954 年，刘易斯在其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与城乡关系研究表明，传统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构成了二元经济的内在特征，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取得资本的积累，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的转移，诱发产业结构的演变，使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最后经济由二元变成一元。
2.费景汗——拉尼斯二元经济论
20 世纪 60 年代，费景汉和拉尼斯在运用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费景汗——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此模型揭示了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配置的全过程，并证明了伴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发展，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商品化。他们认为，工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与刘易斯模型相比，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对避免经济增长趋于停滞是很重要的。
3.乔根森二元结构模型
乔根森模型对刘—费—拉尼斯模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质疑，并试图在一个纯粹新古典主义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的增长是如何依赖于农业部门的发展的。
乔根森认为，为了使经济持续发展和避免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工业部门积累资本是必要的。但是，其先决条件是正的农业剩余。由于农业剩余的出现，现代部门的发展成为了可能，即农业产出达到了人口最快增长时所需要的农产品数量，农业部门就会出现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是需要转移的，而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同时，还取决于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越快，其储蓄率就越高，劳动力增长越快，经济也就增长越快，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没有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与对立，就没有必要谈论城乡关系问题。在中国，城乡关系问题研究与其社会经济发展实践紧密相连。建国初期，由于城乡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和迁徙，国家提倡工农联盟、城乡互助，因而城乡关系还没有出现问题，国内学者对城乡关系的研究总体上是以政策性应用研究为主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城乡发展差距急剧扩大，城乡关系日益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研究领域，并在理论研究中先后形成了城乡协调配套改革主张、城乡良性互动主张、统筹城乡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等政策主张。
1.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城乡关系论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指出，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协调农轻重的关系，并提出只有重视农业、轻工业，才能最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从中可以隐约看出当时中国政府对城乡关系的态度。
自从 1958 年中国实行“户籍登记条例”后，城乡关系的矛盾就逐步积累，但计划经济的宏观体制背景使得城乡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最终导致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与对立日益严重并不断强化，形成一个难以逾越的城乡关系鸿沟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脱臼，理论与实践方面讨论城乡关系问题日益增多。这一时期，国内研究者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占主流的观点是“抑农重工”的政策主张。这一主张的要义在于通过广泛讨论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进而从城乡关系的角度为国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进行理论研究服务，提供政策研究支持。
2.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城乡关系研究
自 1980 年代中期农村乡镇企业异军崛起后，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开始日益突出，理论界和决策层逐步认识到城乡隔离问题的严重性。实践层面，1984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拉开后，城乡经济迅猛发展，中国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这一时期，国内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城市地理、城市规划等专业领域的学者对城乡协调发展进行了广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多集中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体内容、发展目标、本质特征、动力机制、建设模式、规划实施等方面。
社会学者认为城乡一体是打破相互分割的城乡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生产力在城乡之间合理分布、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的必经途径；经济学者的研究分析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从城乡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现代经济农业和工业联系日益紧密、协调城乡发展以获取最佳经济效益的客观要求；生态学者根据区域生态群落的合理分布规律，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城乡区域生态经济良性平衡系统的最高境界；城市地理学者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城乡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城乡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自然——社会——经济符合系统发展变化的顶级状态，它是通过城乡关系自身否定之否定而实现的。
3.20 世纪末期的城乡关系研究
1996 年，周叔莲、郭克莎、金碚等学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重点项目，《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暨“中华基金”赞助项目《中国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研究》，是他们继《国外城乡经济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和《中国地区城乡经济关系研究》之后的重要成果。主要分析了如何把握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态势与特点，减少它们之间的摩擦和对立，提出了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对策措施。同年，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积业、王建等学者的研究报告《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结构矛盾与 90 年代经济发展的出路选择》，提出主要运用政府力量创造出城乡经济双层目标发展的态势，通过“城乡分离”工业化战略的设想，解决二元结构问题的结论也颇具意义；陈吉元、韩俊等在其出版的《人口大国的农业增长》中分析了中国城乡分割体制形成的原因及该体制的现实困境，他们认为乡镇企业是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农民工进城也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办法，必须保持工农业和城乡协调发展。同一时期的相关研究还包括张福信《城乡一体化发展决策理论与实践》所分析的城乡实现一体化的决策实施问题；费孝通《城乡和边区发展思考》以论文集的形式所提出的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应该因地制宜、以多种模式缩小差距、减少贫困的观点；陈锡康则在《中国城乡经济投入占用产出分析》中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讨论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科研等内容，并编制了完整的中国城乡经济投入占用产出表。1998 年，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调研报告《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关系：工业化、城市化》，认为我国二元社会结构包括户籍、住宅、粮食供给、副食品供给、燃料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动保护、婚姻、征兵等 10 余种制度，这些制度是判断农民和市民阶层的依据，两个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存在比较尖锐的矛盾，呼吁走出二元进而走向现代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随后，课题组成员郭书田、刘纯彬出版了《失衡的中国》一书，该书指出我国基本国情为二元社会结构，并研究了二元结构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
4.21 世纪初期的城乡统筹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
2000 年以来，围绕“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解决思路与途径等问题，特别是针对中国如何加快新型工业化和推进城镇化问题，理论界就城乡关系问题也附带展开了探讨，尤其是近期围绕统筹城乡发展的讨论与研究使城乡关系问题在新形势下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又一热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要求各级政府在制定计划、解决问题、分配收入等方面，不要就农村说农村，就城市说城市，而是要改变“城乡两策，重城抑乡”的思路，优先考虑农村。从城乡各自的小循环、小系统走向城乡统一的大循环、大系统，树立城乡一盘棋的总体思想，发挥城市辐射带动优势和城乡之间关联优势，打通城乡，资源共享，双赢共荣。其中，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颇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曾菊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现代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2004 年 10 月，张平军的专著《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内涵、机制创新及其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任务、对策进行了系统性综合研究。2004 年 3 月，在杭州召开的“和谐社会模式与‘三农问题’解决途径”学术研讨会上，国内专家学者围绕着“和谐社会模式”、“快乐原则”、“城市化”、“农民利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若干问题进行了研讨；2005 年初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召开了“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坛，专题讨论如何通过协调城乡发展关系，形成社会妥协、达成社会共识、实现共同富裕，最终形成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
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关系，如何协调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战略选择。中国提出建立和谐社会是以和谐的生活为基础的，是以不断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和形成和谐生活方式为逻辑点和实际起点的；城乡社会的和谐要求是在一定和谐生活基础上的和谐，形成同和谐生活相适应的城乡社会发展文明形态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同时，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耕地被征用，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土地产权不清，失地农民增多，农民利益受损，农村和城市、农民与市民越来越不和谐。因此建立起农村与城市的和谐、农民与市民的和谐刻不容缓。总体上看，中国现阶段的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阶段，城市正处于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市场文明转型的快速发展阶段。协调城乡关系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致富农民、发展农村和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发展与社会进步、优化城乡人民生活条件的必然选择。中国城乡关系的逐步协调及城乡走向融合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客观发展过程，但这一过程不会自动实现，城乡不会自动走向融合，城市不会自动带动农村，农村不会自动实现城市化。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把“统筹城乡关系”放在“五个统筹”的第一位加以提出，并且强调“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是我国从根本上协调城乡关系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政策保障，是确保城乡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战略性思路。毫无疑问，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有着城乡分割体制的深刻根源。因此，城乡关系演进的客观规律要求我们在推进城乡发展过程中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体制、制度、政策和机制上实现不同层次的创新，重点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障碍，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校正严重失衡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从实质看，就是要真正做到统筹城乡关系，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筹划，构建全新的城乡社会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基本战略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