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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领域心理疲劳的定义问题到目前为止仍是运动心理学家们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Smith （1986）认为，心理疲劳是一种由于过度压力和长期不满足而从一项先前喜欢的活动中在心理上、情绪上有时是实际行动上退缩的现象。它是一种精疲力竭的心理／生理反应，是由于经常性地、有时甚至极端地为应付过度训练和比赛要求而付出努力但又没有收到效果所引起的。针对运动心理学界对心理疲劳所下的不同定义， Dale和Weinberg （1990）曾进行过一个小结。他们认为这些定义之间有一些共同特点，即第一，心理疲劳中包含一种耗竭感，包括身体的、心理的以及情感的；第二，这种耗竭感会导致个体对他人反应的消极变化，如冷嘲热讽（cynicism），乏人性化，缺乏精力和同情心等；第三，心理耗竭具有成就感降低的特点，这会导致与运动成绩下降之间的恶性循环并使自尊降低进而产生退出念头；第四，心理耗竭是对持续压力的慢性反应，这与剧烈压力下的偶然应激状态不同。实际上，前三点正是Maslash和Jackson （1986）提出的著名的心理耗竭三因素模型。
通过对教练员进行的访谈调查（刘方琳，2005），借鉴前人对心理耗竭和工作倦怠的界定，我们认为，在竞技运动领域，教练员心理疲劳是指教练员在应对内源性压力和外源性压力时，心理资源及生理资源被不断消耗而没有得到及时补充时所出现的心理机能不能维持原有心理活动水平即心理机能下降的现象，具体表现在消极认知反应、疲惫感和负性情绪体验、调动不能、行为表现、身体反应五个方面。
Schaufeli和Buunk （2003）曾对 25 年来职工心理疲劳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将心理疲劳的表现归为 5 个类别，包括情感的（如感到沮丧、伤心、郁闷）、认知的（如无助、无望、无力）、身体的（如情绪耗竭和身体不适）、行为的（如吸烟、用药、表现不好、旷工）和动机的（如缺少热情、不积极、没有兴趣）。竞技运动领域中关于教练员的研究结果与职工心理疲劳领域的研究结果大同小异。刘方琳（2005）通过对教练员的访谈发现：教练员心理疲劳的表现主要有消极认知反应、疲惫感和负性情绪体验、调动不能、行为表现、身体反应五个方面。赵茜，张力为（2006）的研究发现，在构成教练员心理疲劳的三因素中，情绪体力耗竭得分高于成就感降低得分（12.25 vs.10.86； F＝ 26.37， p ＝ .00 ），成就感降低得分高于对运动的消极评价得分（10.86vs.9.93； F ＝ 16.07， p ＝ .00）。这提示，教练员的心理疲劳更多地表现在情绪和体力耗竭的主观感受上。相对而言，教练员对运动的消极评价不甚明显。更准确地说，教练员对所从事的运动仍保持着相对积极的评价。因此，这提示我们教练员心理疲劳在分量表上的表现是不均衡的，或者说教练员的心理疲劳主要表现在某些方面，以后的咨询与干预中，也有了更侧重的方面。
关于教练员心理疲劳的测量工具主要是马斯拉奇心理疲劳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MBI）。 MBI由Maslach等编制，包括三个独立的分量表，即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乏人性化（deper－ sonalization）和个人成就感（personal accomplish-ment）。 MBI主要是来源于助人领域，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所以被移植到运动领域。虽然很多人仍在使用该量具，但是因为其使用范围广泛，可能测量出来的都是一般性的东西而不能测出教练员心理疲劳的独特性，甚至不能全面反映教练员心理疲劳的特性。因此，对教练员心理疲劳的测量应该考虑教练员心理疲劳的独特性。还有个别的研究以运动员心理疲劳问卷（AthleteBurnout Questionnaire， ABQ； Raedeke ＆ Smith， 2001）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来对教练员心理疲劳进行测试。例如，赵茜和张力为（2007）对教练员心理疲劳的研究，还有Harris （2005）对教练员心理疲劳的研究。还有学者已经另辟蹊径，编制用于评价教练员心理疲劳的问卷。殷小川（2005）参考了美国心理学家Maslach编制的MBI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简称MBI）和Pines编制的BM（Burnout Invento-ry，简称BM），并在 23 名教练员的访谈和对 41 名教练员开放式问卷调查基础上，编制了中国教练员的心理疲劳问卷（工作倦怠问卷），并对 87 名教练员进行测试，进行了信效度的检验，最后形成了一个由身心疲惫、工作怠慢、专业自我效能降低、负性情绪增加四个因素构成的问卷。上述三个测量方法具体哪个更好，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但是教练员心理疲劳的评价，也不应该简单局限于自评问卷。王芳，许燕，蒋奖（2005）认为自陈式问卷测量有着先天不足的问题，如表面效度高、社会赞许性高、负面情绪唤起多等，容易造成测量结果的偏差。 Evers， Tomic和Brouwers （2004）等人使用修改过的MBI，由学生评价老师的心理疲劳程度，然后与老师自评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在情绪衰竭维度上二者没有差异，但在去人性化和个人成就感两个维度上，学生评价要比老师评价得更为严重，而这两个维度恰巧是表面效度较高，容易受社会赞许性影响的，从一个侧面说明他评的结果可能要比自评的结果更加可信。因此，未来的教练员心疲劳的评价应该加以他评的方法，使评价结果更加可靠。
自从smith （1986） ［3］ 提出心理疲劳的认知－情感压力模型以后，很多人都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探讨教练员的心理疲劳。 Dale和Weinberg（1989）对高中和大学教练员领导方式与心理疲劳关系的研究发现：考虑周到的教练员在情绪耗竭以及去人性化两个分量表的强度和频率上得分更高。 Wilson和bird （1986，转引自dale ＆ weiberg， 1990），输掉一个赛季以及和运动员有更多接触的全职教练在表现出更高的心理疲劳。 Capel， Sisley和Desertrain （1987）最先探讨情境因素中的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与心理疲劳的关系。结果表明高角色冲突与高情绪耗竭有关，高角色模糊与高情绪耗竭和高去人性化有关，另外还发现担任主教练时间短的教练员体验到更低的成就感。 Vealey， Udry， Zimmerman和Soliday （1992）专门探讨了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对预测高中以及大学教练员心理疲劳的作用。研究发现特质焦虑以及对教练这个角色的认知能够预测教练员的心理疲劳。其他的变量（花在执教以及休闲的时间、运动项目的类型、竞技水平以及个人家庭情况）都不能预测教练员的心理疲劳。 Kelley和Gill （1993）通过对大学篮球教师教练的压力以及心理疲劳的研究检验了Smith （1986）提出的认知－情感压力模型。研究发现，缺乏社会支持、执教时间短以及女性教练员更容易体验到压力、教练员问题以及角色冲突等问题，这些问题进而可以产生较高水平的心理疲劳。 Kelley （1994）认为个体以及情境因素（坚强、教练员问题、性别以及胜负记录）可以预测压力评估，进而预测心理疲劳。并通过对 131 男 118 女大学篮球和足球主教练的研究也得到了基本证实。同时发现社会支持满意感可以预测男教练的心理疲劳，但不能预测女教练的心理疲劳水平。女性在心理疲劳的情绪耗竭分量表上比男性更高，以及在赛季结束后教练员的去个性化程度更高。Kelley， Eklund和Taylor （1999）从压力的角度探讨大学网球教练的心理疲劳情况。认为压力是个体以及情境因素与心理疲劳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同时提出了另外的两个模型，即个体／情境因素会直接作用于教练员的心理疲劳以及竞技水平和性别也会直接作用于教练员的心理疲劳。最后结果表明：独立来看每个模型都有显著的意义，但是结合起来看，第三个模型在第二个模型的基础上不能做出增殖贡献。心理疲劳的变异可以由前两个模型中的预测变量解释 86％。同时发现女教练更容易心理疲劳。 Pease， zapalac和lee （2003）对高中篮球教练研究发现，教练员的个人健康状况和工作满意感与心理疲劳之间存在相关，而胜败记录，每周工作时间以及学校的规模与教练员心理疲劳之间相关不显著。 Bradford和Keshock （2009）对佛罗里达 124 名高中教练员心理疲劳的研究发现，现役教练员与非现役教练员相比，心理疲劳差异显著；而助理教练与主教练相比，具有更高水平的情绪耗竭和去人性化。刘方琳（2005）通过对教练员的访谈发现：教练员心理疲劳的原因可以分为内源性压力和外源性压力。其中内源性压力主要包括认知因素（包含对社会评价敏感和对事业的高期望），人格因素（包含了个性特点和责任心），年龄，以及投入原因。外源性压力包括：工作内容因素（包含运动员因素，训练、比赛因素，输送压力，角色冲突，工作年限，项目特点），组织因素（付出回报不平衡，缺乏发展机会，训练工作保障问题，领导支持因素和管理体制问题）和社会因素（包括地区经济因素、社会对比、职业风险、其他职业选择、体育体制大环境等）等 3 个方面。赵茜和张力为（2007）最近对 208 名执教时间自 5 年到 35 年不等的教练员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以中位数 12 年为界，相对而言，执教时间长的教练，心理疲劳程度高；执教时间短的教练，心理疲劳程度低。具体表现为，执教时间长的教练，情绪／体力耗竭得分更高（t ＝ 2.83， p ＝ .01），对运动的消极评价得分更高（t ＝ 3.90， p ＝ .00）。但是，在成就感降低维度上，执教时间长和执教时间短的教练之间无可靠差异（t ＝ .12， p ＝ .90）。这一结果提示，执教年限因素，可能是教练员心理疲劳的一个影响因素。殷小川（2006）对教练员的访谈发现，影响教练员心理耗竭的内源性因素包括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外源性因素包括工作任务过重，工作时间太长，长期不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缺少领导和同事的支持，工作中的人际消耗与冲突，缺乏自主，缺少资源，工作时间模糊等。 Tashman（2005）研究发现自我评价的完美主义（消极的完美主义）和压力感知可以预测教练员的心理疲劳。更多考虑失误的地方，缺乏赞同，感觉到做父母的压力和经常沉思的，对压力又更多的消极评价，会经历更高水平的情绪耗竭和去人性化，以及较低水平的个人成就感。而尽职尽责的完美主义（积极的完美主义）并不能预测教练员的心理疲劳。因此，对其他人的高标准，计划周到以及追求优秀并不影响教练员的心理疲劳。除此之外，有研究者认为教练员心理疲劳不应该仅仅从压力角度进行探讨。比较典型的是从承诺的角度来研究教练员心理疲劳。Raedeke， Granzyk和Warren （2000）从承诺角度探讨了教练员的心理疲劳。认为教练员心理疲劳是因为教练这个角色已经对他们失去了吸引力，但又因为投入太多而不能退出以及他人对他们继续执教的期望而使他们产生不得不做教练的体验有关。 Raedeke （2004）在2000 年的研究基础上对原来的教练员进行后续的研究，研究发现从静态的角度看本次调查有 64％的教练员被分配在与上一次研究所分配到的承诺剖面一致。从纵向的角度看，基于承诺模型变量，聚类分析发现三个教练剖面分别反映出增加对教练职业的吸引力，增加不得不参与教练职业的迹象，减少执教的兴趣。后续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增加不得不做教练迹象的教练员组耗竭的增加程度最大。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得知教练员心理疲劳的前因性变量是非常多的，具体哪个是最重要的呢？现在还是不能确定，但是可以肯定，针对不同的心理疲劳原因进行相应的干预是非常必要的。
教练员心理疲劳后果变量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运动员训练和比赛的影响上。 Udry， Gould， Bridges和Tuffey （1997）研究发现积极的教练员的影响（例如提供支持、同情、相信运动员以及给予指导）与较低的运动员心理疲劳相联系。相反，消极的教练员的影响（例如压力、不现实的期望、冲突的观点以及不信任运动员）与运动员高心理疲劳有关。 Vealey等（1998）探讨了运动员如何对教练员心理疲劳的感知，以及教练员心理疲劳对运动员焦虑和心理疲劳的影响。研究发现高心理疲劳的教练员在运动员心目中被认为是表现更多的专制的决定方式，很少给予鼓励，缺乏同情。运动员如果知觉到教练很少的鼓励和同情，而过分强调比赛的胜利以及专制的决策方式的话，就更容易心理疲劳。同时还发现运动员的焦虑水平与心理疲劳之间相关显著。 Price和Weiss（2000）探讨了教练员心理疲劳、教练员行为以及运动员心理反应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情绪耗竭的教练员被运动员认为是缺乏教学技能技巧，运动队缺乏组织和降低训练难度，对运动员缺乏关注，退出与运动员的交流。但是这些高情绪耗竭的教练员允许运动员更多的参与重要事务的决策，尽量克制在决策时施以个人权威。同时运动员认为教练员是缺乏指导、缺少社会支持和缺乏积极反馈的，则更可能产生缺乏能力感知、缺乏乐趣，以及更高水平的焦虑和心理疲劳的消极心理反应。 Al-tahaynfh （2003）研究结果表明，教练员的领导方式和教练员的心理疲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个人成就感和情绪耗竭可以预测教练员的领导行为；对教练员行为的感知与运动员满意感和心理疲劳之间有关。感知更多的训练和指导，社会支持、反馈和更多的民主行为，更少的独裁行为的运动员表现更高的满意感和更低的心理疲劳。
此外，虽然没有关于教练员心理疲劳后果的更多研究，但是我们可以预测教练员的心理疲劳与他们的生活以及工作满意感，自尊以及参与运动训练的动机等存在一定的关系。因为在其他领域的众多研究都表明，高情绪衰竭、高去人性化与低工作满意感有关，高个人成就感与高工作满意感有关。此外， Kouste-lios和Tsigilis （2005）对心理疲劳和工作满意感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的多元负相关另外， Friedman等（1992）和Villa等（2001）的研究均表明，自尊与倦怠呈显著性相关。 Lemyre， Treasure和Roberts （2006）研究发现不同的动机可以有效预测心理疲劳的各个维度。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做更加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