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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主体在对社会客体认识的过程中，主体对事物的评价及行为倾向直接和态度相关。态度是人们在自身道德观和价值观基础上对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这种倾向性是较为持久的、稳定的。于此，我们必须对生态价值的态度取向做一些考察。而人们关于生态环境的态度，从不同的维度考察有各自的表述及其内涵，比如价值观视阈的资源共享态度、发展视阈的可持续态度，伦理视阈的反“人类中心主义”态度。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已深深触及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科学的态度构成了认识论视阈生态价值取向的核心内容，需要予以反思和澄明。
（一）文明和科学（技术）的态度演化
一般认为，科学即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现代社会被人冠以“科学时代”，这足以说明科学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所据有的中心位置及其对别的领域的全面渗透。“在我们的时代，科学、哲学和宗教已经成为三种相当不同的理智事业。它们各有吸引人之处，其理由不只是它们能够回答基本的问题，而且也因为它们对人类生活和文化作出了贡献。” [1]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由蒙昧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使人类在更大程度上获得自由。正基于此，许多思想家都以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来划分文明的程度或社会形态。只要粗略地看一下文明观念的进展和科学的发展史，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旦某种技术充分发展后，那些既非为了必须，又非为了愉快的知识就会出现，而此种知识首先会在人们闲暇的地方出现。比如，关于数学的技艺，首先在埃及出现，因为那里的僧侣享有闲暇。这样看来，人类文明较科学的出现要久远得多。
在古代，由于受人类认知水平的限制，正如人类不得不顺应、依附于自然，持有“天人一体”的自然环境观一般，科学寄生于哲学之中。这种状况通过希腊古典文明的基本文化精神体现：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柏拉图曾经设想过：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由哲学家来担当。因此，政治、伦理这类实践问题是一个“形而上学”或特殊的哲学问题，而科学则是哲学的一个部门，居于从属地位。当然，科学（技术）对哲学并不是那么的驯服：古代希腊人讽刺哲学家是“望天者”，说他们只注意“天体”的运行，而没有注意眼前的道路，一脚掉进了泥坑里。讽刺哲学家的故事后来更是层出不穷。传说一位哲学家渡河，问船主懂不懂得哲学，听到否定的答复后，喟然叹曰，如不懂哲学，生命的意义就是去了一半。霎时间狂风大作，白浪滔天，船夫问哲学家会不会游泳，当听到否定的答复时，船主大呼，如果不会游泳，生命的意义就全部没有了。种种讽刺，无非说明“哲学”虽为“智慧”之学，而在实际的利害关头，哲学家往往并无“哲学”。 [2] 生活现实为科学的发展注入了动因。即使到了中世纪，科学仍然没有独立的权利，笛卡尔就曾将知识体系比作一棵大树，形而上学是根，物理学是干，其他各门科学是枝叶，科学方法和结论的有效性之最终的说明还要哲学来提供。
进入工业文明，“天人二分”的人文环境观得以确立和发展，人的主体性高扬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繁荣，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繁荣反过来确证了主体的价值。这样，近代科学“除了在资格认定方面还要和哲学发生一些牵扯而外，已经逐渐走上自己独立的道路。科学家在自己领域的成功助长了他们对哲学的蔑视和不恭。他们再也不肯安分地呆在哲学家提供的思辨樊笼里轻歌曼舞了。他们自信科学的成功不在于哲学的导引而在于自己拥有的日趋成熟完美的方法。许多科学家现在相信了，哲学家的论断远不如科学家的论断来得确实可靠，因此双方的地位应当颠倒过来，是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决定哲学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相反。哲学家在许多实证科学领域里的说东道西其实不过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絮枯。如此来看，科学的兴起似乎注定了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之桂冠旁落。” [3]
科学（技术）带来的累累硕果将人类领上了科学至上、科学崇拜的战车。
（二）科学至上还是科学危机
既有的人类文明史，本质上是一部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人以工具为中介作用于自然，而工具通常意义上是科学的产物，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科学（技术）来诠释的。考虑到科学（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免于寒冷、饥饿和疾病等种种益处，以及科学（技术）的使用招致的生态危机，科学至上还是科学危机的纷争徐徐降临。
1.科学至上
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曾高度概括了科学的巨大力量和影响力：“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它是一种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可能得到发展的非常晚而又非常精致的成果。……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 [4] 对于科学，我们可以用阿基米德的话来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推动宇宙。
无论从历史进程看，还是从现实生活看，人们从科学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人类生活的改善、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昌明的结果。特别是近代以来，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赋予人类无与伦比的生产力，给人类带来了数不尽的恩惠和惊喜。并且，科学本身的精确性、确定性和可重复性使人类对科学深信不疑。这种看得见也摸得着的可靠性和确定性，对人类形成一种强烈的提示：世上很多东西都是假的，惟有科学是真实的，惟有科学是有用的，于是对科学的崇拜便应运而生，科学成了人类最流行最信赖的话语。
2.科学危机
科学技术作为现代人与自然交往的中介，特别是与工业化的密切联系，对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代化带来的城市化造成了森林锐减，水资源严重匮乏，能源危机频频出现，环境污染日益突出。……即使撇开这些显而易见的危机不谈，科学发现和发明的本身也往往蕴涵着一种不可知的危险：神奇的生物技术，使人们维护自身的伦理道德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转基因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对自然界物种的未来来说，很难说不是一种祸害，在英国科学家应用基因技术克隆出绵羊“多莉”后，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克隆技术的讨论和恐惧——科学的发展不正在对人类的存在与未来构成某种威胁吗？ [5] 据1975年11月12日的《麻省大学生每日》报道，哥伦比亚大学校长William J.MeGill说：“下一世纪，大学应集中研究人类如何平衡二十世纪科学发展所造成的破坏。”
事实上，对于科学带来的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对人类生存潜在的威胁（核武器等）以及造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早在20世纪上叶就引起了一些思想家和科学家警觉，科学招致哲学及科学自身的双重批判。
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是犹太籍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学派创始人。他在1936年所做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的讲座中公开地对“人类历史”和“人类危机”问题作出论述和研究。那么，20世纪西方科学的危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危机？其根源是什么呢？胡塞尔认为，在前科学的历史视界中，没有人认识到一种无限的任务，人们的目的与活动，人们的交往与阅历，这一切都运行在一个周围世界中，其有限的活动余地一览无余，没有人知道由观念构成的世界，以及这个观念世界的整体拥有的一种本质的无限性。但是，“随着希腊哲学的出现，随着它第一次通过对新的无限性含义的完全观念化来确定地表述自身，从这种观点来看就发生了一种进步的转变。这一转变最终把属于有限领域的一切观念和人类的整个精神文化都纳入自己的轨道。”胡塞尔在总结欧洲科学的危机根源时认为，理性本身并没有什么谬误，而是“片面化的合理性会成为一种罪过”。到19世纪的理性主义发展已经存在着偏差，即对精神的自然主义理解和对自然的客观主义理解，“这种客观主义或者对世界作出的这种心理——物理学的解释尽管看起来是自明的，但无论如何是一种朴素的片面性”，这是因为客观主义者们在建构科学的主题结构中却把直观的周围世界这一纯粹主观领域给忘却了，因而建构活动的主体也被遗忘了，科学家本身并没有得到研究。而欧洲科学的危机的实质却在于哲学与科学的分裂，哲学表现为人的主观精神的普遍观念，而科学本来是来源于哲学，现在却表现为客观存在的与人性、与人的价值不相关的东西，人们无法指出怎样得到客观性的科学，哲学又无法解决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分立，即“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世界之谜”，因此，“哲学的危机就意味着作为哲学的多方面性的诸环节的一切近代科学的危机，这是一种最初是潜伏的，但后来就越来越显露出来的欧洲人性本身在其文化生活的整个意义方面，在其整个‘实存’方面的危机。”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文化的危机和人性的危机。 [6]
现代许多西方人正是在科学成功的喜悦中领略到了与之伴随而来的荒谬。表面上，人是科学的主宰，但科学的发展又使人对控制和预料它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感到力不从心。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核子武器的威胁、各种现代文明病的传播，还有现代生活方式和节奏下不期然生出的那种无法排遣的孤独、空虚、焦虑、恐惧、惶惑、厌倦……无可否认，科学的确是对人的一种解放，原来要靠人自然的体力和脑力来完成的生产性活动现在许多已为机器、电脑所替代。但马克思关于“解放”有一个经典的定义：“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以这个尺度来衡量，以个人为价值评估中心点的西方人又切实地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奴役”，一种与科学的解放相伴而行的科学的奴役。 [7]
科学相伴的“奴役”之感和科学对生态破坏忧虑同时也蔓延在科学家的内心。面对核武器已经带来的如下后果：所有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随时随地受到突然毁灭的威胁。1939年爱因斯坦写到：“在这十年里，对人类社会的稳定性的信心，甚至对人类社会在基础本身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殆尽了。人们不仅感觉到了一种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威胁，而且还发现一种较低的价值正在取代所有自己宁愿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的东西。” [8] 核武器的出现，让几个人的意愿就足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消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因为这种威胁几乎预见不到会被消除的一天，人类从此永远生活在这种梦魇之中。
1982年当代法国著名的种群遗传学家和人口学家，大众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阿尔贝·雅卡尔出版了《科学的灾难？》一书，对科学提出了种种诘难。首先，科学——作为人类的事业——从根基上已经发生动摇。科学的本性是拓展确证无误的知识的观点被证伪，“科学，时常作为一台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威力的机器，一台人类能够更好地了解以便更好地支配我们周围的世界的机器，从操纵它运转的机体的深处——观察现实和演绎逻辑——冒出了这两个意料之外的奇特概念：不确定性和不可判定性。” [9] 人类探索现实的能力受到质疑。其次，就科学与日常生活来说，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环境，也改变了人类融入其中和预见未来的方式。我们常常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满足，就在短短的瞬间破坏了自然界经过漫长的岁月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为了告知“公众”某某冠军的昏厥或某个大明星的离婚，我们摧毁了多少公顷的树木来生产新闻用纸，而这其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会被读者扫上一眼，并很快化为灰烬和二氧化碳。我们制造的垃圾越来越多，连海洋都成了我们的垃圾场，一个任何清洁工都无法掏净的垃圾场。“人类对舒适生活和及时享乐的追求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长远生存；同时也威胁到地球上与人类共存的所有物种的生存。” [10] 存在和幸福本来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而随着技术进步提供给人类的新能力，造成了可以满足存在和幸福需要的印象或幻象演变成了欲望。最后，就科学与人类的未来看，因为人类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和改变周围的世界，科学对人类的未来将造成极大的威胁。“人类的智慧在物质和精神领域取得了重重胜利，然而智慧的指导也造成了人类社会的无能为力、失败和毁灭，两者之间有着突出鲜明的差距。我们是否应该承认与人类地位密不可分的科学活动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呢？”。 [11]
那么，一度为人类孜孜不倦的追求，并让人类免于饥饿、寒冷和疾病的科学真的已蜕变成人类社会和生物界生存的危机了吗？危机可以解除吗？解除危机需要我们拥有怎样的科学观呢？
（三）敬畏自然的生态科学（技术）观
想要解决危机，首先就得弄清危机产生的根由。科学危机的根源在于其二元论思维模式、思维的非至上性认识论基础和事实对价值的非法性超越。在对传统科学（技术）观批判的基础上，倡导敬畏自然的生态科学（技术）观。
1.科学危机的根源
（1）二元论思维模式
笛卡尔传统的二元论，导致主客体的分裂，人与自然的分裂。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一切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人是万事万物的最终目的”，人是世上唯一能够形成目的概念的存在者，能够借助于自己的理性，构成目的体系的唯一存在者。既然人是最终的、唯一的目的，那么自然就要为人而存在，服务于人的目的。“人天二分”的认识观必然导致科学认识主体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片面性，从而在科学活动中粗暴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破坏生态平衡。
（2）思维的非至上性是科学危机的认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认识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从认识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 [12] ，认识具有至上性和无限性；另一方面从认识的个别实现和每次实现来说，它又具有非至上性和有限性。人类只有在认识无限前进的过程中，才能解决这种认识的矛盾。科学认识，同样具有至上性又具有非至上性。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认识的非至上性，导致某一具体的科学认识不可能完全穷尽，在实践中出现失误。
（3）事实对价值的非法性超越
在认识论二元品格的框架里，传统的科学理论一方面把事实和价值割裂开来，认为科学只是关心事实的真，即“是”，科学所能教给我们的只是事实是如何相互联系，又是如何相互制约的，获得客观知识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高抱负；而价值问题，即“应该”是伦理道德的领域；另一方面，又不断尝试通过“是”去打通“应该”之门，完成事实对价值的超越。“因为同样真切的是，有关是什么的知识并不直接打开通向应该是什么之门。人们可以对是什么有最清楚最完整的知识，可还是不能从中推论出我们人类渴望的目标是什么。客观知识为我们实现某些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但是终极目标本身已经对实现它的热望必须来自另一个源泉。我们的存在和行为只有通过确立这样的目标及相应的价值才能实现其意义，对此观点，几乎不必论证。这类真理的知识本身是伟大的，但它作为指导行动的能力实在是太弱，以至于它甚至不能证明对真理知识本身的渴望的正当性和价值。” [13] 也就是说，科学本身并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它不涉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也不能解决人类的审美、道德和价值观问题。相反，不适当地利用科学技术，即便出于良好动机，也可能造成过度开发自然、恶化环境甚至威胁人类生活与安全的巨大恶果。
2.敬畏自然的生态科学（技术）观
不带偏见地研究一下人类历史，会看到科学不但增进了物质财富和人类的安全，还增进了自由：免于饥饿的自由，免于疾病的自由和免于受人支配的自由。同时，“科学界结构的瓦解和道德的沦丧将迅速冲垮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大多数人遭受巨大而致命的奇灾大难。” [14] 科学，只有科学，才是我们对接人与自然，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利器。因此，问题不是坚持还是抵制科学的问题，而是拥有什么样的科学观。
我们把这种新的科学观称为“敬畏自然的生态科学（技术）观”。
敬畏自然的生态科学（技术）观不再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人类操控自然的工具，而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黏合剂。敬畏自然也不是说不要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而是指人类在利用科技时，应当顾及其他生物的生存，以及它们与我们长期生存中所建立起来的平衡、制约、互利、互生等关系。事实已经证明，人类为了享受更多利益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实施对自然的控制，最终却破坏了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现代科学的无限扩张不仅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而且导致了人性的危机，即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丧失以及价值的失落。因此，敬畏自然的生态科学（技术）观与“人天合一”的生态文明认识论倡导的“人与生态环境同生共荣的生态价值理念取向”是一致的。
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错，错在人类不恰当地应用科学技术。在众多技术灾难中，有的是由于少数人好大喜功，急切地使用尚不成熟的技术造成的；有的是为了某种征服的目的，使用了具有危害人类安全的技术造成的；有的是因为滥用科学技术，酿成了技术灾难；有的是因为管理技术落后于工程技术，违规操作，麻痹大意，或者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技术规程造成的等等。
敬畏自然的生态科学（技术）观主张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科学带来的正负效应，反对科学崇拜和科学祸害的观点。正如我们考察科学危机的根源所发现，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错，错在人类不合理的“超越”和“越界”。比如，在众多技术灾难中，有的是由于少数人好大喜功，急切地使用尚不成熟的技术造成的；有的是为了某种征服的目的，使用了具有危害生态环境的技术造成的；有的是因为滥用科学技术，酿成了技术灾难等等。事实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力量，作为一种科学界的事业，建立了一种超越于个人偏见或人们的集体观念的共有知识，迄今为止这还是唯一的有利于整个人类的手段。科学可以坚持高度的客观性，使我们比过去任何一代人都享有更丰富的资源，更大的安全和自由。” [15] 无论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是对生态环境局部失衡的修复，都离不开科学技术已经具备生态科学知识的人。因此，敬畏自然的生态科学（技术）观与“人天合一”的生态文明认识论倡导的“主体性取向”是同一的。
敬畏自然的生态科学（技术）观把促进“人与自然”整体和谐为目标。科学的目的“不再仅是拓展确证无误的知识，其更为重要的目标是，为人类及其环境谋取更大的福利，且前者不得有悖后者的要求。因此，科学研究中的责任成为对科学进行全局性伦理考量的一个主要方面……科学研究者需要一种‘实践的明智’，需要一种分析科学活动的伦理冲突的实质的能力。这种能力来自科学工作者对科学活动中应坚守的伦理精神的理解。而这一伦理精神应该是科学的职业伦理准则所遵循的原则” [16] 。只有促进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伦理的辩证互动，才能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生态环境是人和自然组成的有机整体，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当作人类活动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最终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敬畏自然的生态科学（技术）观与“人天合一”的生态文明认识论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目标取向”是相统一的。
[1] 《西方大观念》第2卷，陈嘉映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2] 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 郭小平：《科学的危机与人的困惑》，载《读书》，1990年第12期。
[4]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5] 刘文良：《敬畏自然：真正的科学观、科学的自然观》，载《科学·经济·社会》，2008年第4期。
[6] 张彤：《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学说——对欧洲科学危机问题的思考》，载《北方论丛》，2011年第5期。
[7] 郭小平：《科学的危机与人的困惑》，载《读书》，1990年第12期。
[8]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方在庆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 ［法］阿尔贝·雅卡尔：《科学的灾难？》，阎雪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 同上。
[11] ［法］阿尔贝·雅卡尔：《科学的灾难？》，阎雪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方在庆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4]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方在庆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5] H. Mohr：《科学的危机》，陈齐译，载《世界科学》，1981年第1期。
[16] 刘大椿：《科学伦理：从规范研究到价值反思》，载《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