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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将哲学世界分为美学、认识论和伦理学三部分，分别讨论美、知、善，是故认识论又称知识论。通常认为，认识论探讨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标准等问题的哲学学说。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理论——生态价值认识论——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历史发展及现实状况反思的产物，包括生态价值理论的生成、发展、本质及取向。
（一）作为生态价值观念的形成基础
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1] 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历史审视和考察，我们描绘了由“天人一体”的自然环境观、“天人二分”的人文环境观到“人天同一”的生态文明观演化进程。在完成了历史审视后，我们将进一步讨论生态价值观念形成的现实基础和逻辑。
1.生态价值观念形成的现实基础
生态（Eco －）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们的环境。简单地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系统在一定时间内，其结构和功能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状态，即生态平衡。生态平衡状态是自然生态系统由简单到复杂的长期演替的结果，平衡动力源于生态系统自身内部具有的一定程度的调节能力，使其在受到外来干涉时能通过自我调节恢复到原初的稳定状态。由于在生物进化和群落演替过程中包含着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过程，是故生态平衡是动态的。人的出现，特别是人类大规模的繁衍及其活动，会打破生态的平衡，导致生态破坏，生态破坏的极致形式称为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是指由于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导致局部地区甚至全球规模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严重破坏，从而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现象。
历史表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破坏到生态危机基本与欧洲的工业革命出现和迅速发展同步。进入现代，生态危机事件不断刷洗人们的视野和灵魂，人类又一次重新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1949年，美国学者福格特（W.Vogt）在《生存之路》一书中，首次将自然环境在千百年中形成的生态特征称为“生态平衡”，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变化称为“生态失衡”。针对全球性“生态失衡”的迅速恶化，形成了“生态危机”的概念，并将这种危机概括为“经济发展”和“人类管理环境”“两大失败”。
当下，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人口激增、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破坏、环境污染等方面。
人口危机。2011年10月31日将是一个令人警醒的日子。据联合国人口基金预测，这一天世界人口将达到70亿。如果目前的生育率不变，本世纪中期世界人口将突破90亿，此后人口增速才会放缓，到本世纪末超过100亿。世界人口达到70亿的这一天，距“60亿人口日”不过12年。“这不是一个数字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人类的故事，”潘基文在纽约一所学校发表演讲时说，“70亿人，意味着需要更多食物，更多能源，更多就业和受教育的机遇，更多权利以及更多让他们繁衍和抚育后代的自由，”潘基文说，70亿的概念是，“你们每一个人所想得到的一切，乘以七十亿倍”。地球的最大可载人口数是100亿左右，如果再不及时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地球就势将难以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目前人口的增长和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已经对人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以水资源为例，目前全球至少有11亿人无法得到安全的饮用水，有26亿人口缺乏基本的卫生条件。在沉重的人口压力面前，人类的生存将面临巨大的威胁。
环境危机。已经威胁人类生存并为人们认识到的环境问题就包括：（1）全球变暖。进入八十年代后，全球气温明显上升，1981～ 1990年全球平均气温比100年前上升了0.48℃。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使用矿物燃料（如煤、石油等），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等多种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全球变暖的后果，会使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和冻土消融，海平面上升等，既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更威胁人类的食物供应和居住环境。（2）臭氧层破坏。臭氧含量虽然极微，却具有强烈的吸收紫外线的功能，因此，它能挡住太阳紫外辐射对地球生物的伤害，保护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到1994年，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破坏面积已达2400万平方公里。南极上空的臭氧层是在20亿年里形成的，可是在一个世纪里就被破坏了60％。（3）酸雨。受酸雨危害的地区，出现了土壤和湖泊酸化，植被和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建筑材料、金属结构和文物被腐蚀等等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全球受酸雨危害严重的有欧洲、北美及东亚地区。我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酸雨主要发生在西南地区，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已发展到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及四川盆地的广大地区。（4）土地荒漠化。1996年6月17日，即第二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发表公报指出：当前世界荒漠化现象仍在加剧。全球现有12亿多人受到荒漠化的直接威胁，其中有1.35亿人在短期内有失去土地的危险。荒漠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演变为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它给人类带来贫困和社会不稳定。（5）物种加速灭绝。由于人类活动破坏了这种平衡，使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物种灭绝将对整个地球的食物供给带来威胁，对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损失和影响是难以预料和挽回的。（6）垃圾成灾。全球每年产生垃圾近100亿吨，而且处理垃圾的能力远远赶不上垃圾增加的速度，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已处于垃圾危机之中。危险垃圾，特别是有毒、有害垃圾的处理问题（包括运送、存放），因其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产生的危害更为深远，而成了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环境问题。（7）有毒化学品污染。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涉及有毒有害化学品的污染事件日益增多，如果不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将对人类和动植物造成严重的危害。物造成严重的危害。
资源危机。资源危机主要指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由于人们对资源的过量开采和不合理利用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资源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森林锐减。森林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地球上曾经有76亿公顷的森林，到二十世纪初下降为55亿公顷，到1976年已经减少到28亿公顷。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对耕地、牧场、木材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导致对森林的过度采伐和开垦，使森林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森林被毁将直接导致绿洲变为沙漠、水土大量流失、干旱缺水严重、洪涝灾害频发、物种纷纷灭绝、温室效应加剧的后果。（2）淡水资源危机。目前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缺水，其中28个国家被列为严重缺水的国家和地区。随着地球上人口的激增，生产迅速发展，水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珍贵。一些河流和湖泊的枯竭，地下水的耗尽和湿地的消失，不仅给人类生存带来严重威胁，而且许多生物也正随着人类生产和生活造成的河流改道、湿地干化和生态环境恶化而灭绝。（3）资源、能源短缺。目前世界上80％以上的电力来自于用煤炭或石油发电的火力发电厂。其他燃料的储量虽然也可观，但它和煤炭及石油一样均属不可再生资源，所有这些能源都是会枯竭的，因此早晚有一天是必然会出现能源危机的。另一方面，在对现有能源的开发过程中，也带来明显的环境问题，如酸雨和核放射性元素的污染等。同时，由于储量有限、分布不均衡及消费量的不平衡等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能源的危机。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世界人口的急剧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的能源需求将会持续地增加，对能源的争夺也将愈演愈烈，在世界范围内的因能源而引发的战争也将出现，与此相生相伴的环境污染也将日趋严重。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人类无计划、不合理地大规模开采所至。在新能源（如太阳能、快中子反应堆电站、核聚变电站等）开发利用尚未取得较大突破之前，世界能源供应将日趋紧张。
生态危机意味着全面意义上的生态破坏结伴而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严峻态势下，人们不得不反思：人类的行为给自然带来了怎样的危害？我们过去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合乎伦理准则吗？我们应该拥有一种怎样的与自然环境打交道的观念和方式？
最早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是新英格兰作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其1849年出版的著作《瓦尔登湖》中，梭罗对当时正在美国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旧日田园牧歌式生活的远去表示痛心。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发表震惊世界的环境科学著作《寂静的春天》，该书通过污染物迁移、变化的描写，阐述了天空、海洋、河流、土壤、动物、植物和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环境是一个有机体，人类对环境所施加的影响将会转化给人类。1970年4月22日，美国哈佛大学学生丹尼斯·海斯（Dennis Hayes）发起并组织保护环境活动，得到了环保组织的热烈响应，全美各地约2000万人参加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旨在唤起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促使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治理环境污染的措施。后来，这项活动得到了联合国的首肯。至此，每年4月22日便被确定为“世界地球日”。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于5月5日签订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人类环境宣言》，这是保护环境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文献，是世界上第一个维护和改善环境的纲领性文件；此外，会议还通过了将每年的6月5日作为“世界环境日”的建议。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第一次提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以丰富的资料揭示了人类面临的严峻的生态危机，系统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2] 。
一种新的关于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模式——生态文明——从此纳入人类的设计框架。
2.生态价值观念形成的逻辑
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历程，既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构建了生态价值观念的发展史。历史认识论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指人们学习了历史观之后，运用它来认识历史与现实。主要讲人类社会的结构、功能、本质及其运行发展的过程和规律等问题，实际上是属于历史本体论的认识功能；另一种是国际学术界所讨论的以人们已获得的历史认识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认识论。把这种历史认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是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学术界。1938年，法国历史学家雷蒙·阿隆的《历史哲学导论》和美国历史哲学家莫里斯·曼德尔鲍姆的《历史知识问题：答相对主义》两书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学术界把历史认识论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而这种把历史认识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被西方学术界称为（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例如，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在1951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把历史哲学区分为两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的哲学）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认识的哲学）。前一种历史哲学中的“历史”一词，指过去人类的活动及其产物；后一种历史哲学中的“历史”一词，则指对人类活动及其产物的叙述和说明。 [3]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生态价值、生态文明观念也不过如此。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是过去人类的活动结果，生态文明则是对过往文明反思的产物。没有农业文明的生态失衡、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的“呈现”，就不可能有现代生态文明的理论与设计。“天人一体”的自然环境观、“天人二分”的人文环境观和“人天同一”的生态文明观是对“人与自然”交互活动及其产物的叙述，同时也揭示了生态价值观念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过程。
发生认识论者皮亚杰通过对个体从出生至儿童期结束的认知发展研究，提出了认知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和重要原理，其中包括：（1）认知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结构连续的组织和再组织的过程，过程的进行是连续的，但它造成的后果是不连续的，故发展有阶段性；（2）发展阶段是按固定顺序出现的，出现的时间可因个人或社会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发展的先后次序不变。由“天人一体”的自然环境观到“天人二分”的人文环境观，再到“人天同一”的生态文明观，这是历史的过程以逻辑的形式保存在人类关于生态价值观念的认识演变。
（二）“人天合一”生态文明观及其认识取向
如前所论，由“天人一体”的自然环境观，经历“天人二分”的人文环境观到“人天同一”的生态文明观，呈现了生态价值观念演化的历史的、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那么，“人天合一”生态文明观是什么样的生态价值观念呢？换句话说，它具有怎样的内在规定和取向。
1.“人天合一”的生态文明观
“人天合一”的生态文明观包含“人天合一”的认知观和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观两部分，前者描述需构建的“人与自然”认知模式，后者呈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目标。
“人天同一”不同于“天人一体”的认知观。“人天同一”和“天人一体”的认知观两者都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协调，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但两种和谐、协调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平衡建立的内驱力以及由此带来的行为模式是根本不同的。
“天人一体”认知观构建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石器和青铜器、铁器）和科学技术水平极端落后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人天同一”认知观与信息社会相联系。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物质和能源是主要资源，所从事的是大规模的物质生产，而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以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为目的信息经济活动迅速扩大，逐渐取代工业生产活动而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古代，人们对自然界的变化很不理解，每逢遇到水旱灾害，便以为是人事活动得罪了上天，因而受到上天的警告。舜帝时，洪水泛滥，舜认为这是上天“洚水儆予”。“儆”是一种儆戒，即警告。人违背自然规律行事，就会受到惩罚。而现代社会，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人类活动已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
其次，两种平衡建立的内驱力不同。在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人类主体得以生存和进化，并最终实现全面发展。人作为生命有机体，其本身就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需要与生态环境之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人类对生态环境具有天然的依赖性，生态环境为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类文化的形成提供了自然前提。但是人对生态环境的依赖不同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他是借助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来进行生产劳动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在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既有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一面，又有人类的能动性一面，这种能动性表现在人类通过自身特有的理性能力探索自然界的内在规律，建立起知识体系，形成自然科学理论，并以其为指导改善生态环境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从主客体关系角度来考察生态系统，它包括两大要素：主体性要素——人类社会，客体性要素——生态环境。整个生态系统的演进与发展是这两大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演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只是生态系统长期演化过程的产物，生态系统的进化有了作为主体的人类社会的参与，从此由自然而然的进化模转向人化自然的进化模式。 [4] “就流行的以天人分合模式看待中西文化及其价值的观点来说，中国文化既非典型的天人二分，也不是简单地一体合一，而是有合有分，分合互补。天人合一缘起于人与自然的原始亲和关系，道家的天人合一是建立在自然无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则主要是作为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发生作用，是儒家学者以伦理为本位建构自己的世界图景的产物。认识人与自然的差别并进行合理的调节，考虑和尊重人的价值，并使人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是天人有分思想最为重要的特点。正因为中国哲学是合一与有分的统一，所以并不缺乏作为哲学的基础的主体性的观念。相信人本身的力量，相信主体能够把握客体，既是天人之际思辨的最合理的内容，也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需。” [5] “天人一体”是“天”施淫威于人，人唯一的应对方式是顺应，这种“一体”是消极、被动的、无意识的“一体”。“人天同一”是获得充分自主性、能动性的人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的深刻反思后积极的、主动的、自觉地与“天”同一，充分肯定和保有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最后，两种认知观指导下的行为模式不同。有学者在研究了我国古代思想家庄子的自然环境观后指出：“无为”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家尊重自然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庄子和老子一脉相承。“从容无为，则万物炊累焉”，“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用天下而不足”（《天道》）。“无为”就是要顺应万物生长的规律，因势利导：“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秋水》）。“无为”才能使万物滋生，繁衍昌盛，源源不断，用之不尽。无为和有为。在尊重自然、主张无为的思想指导下，庄子对追求技术进步持否定态度，其见解与西方反现代化思潮有异曲同工之处。 [6] 与“天人一体”认知观主张的“无为”行为模式不同，“人天同一”的认知观一方面主张在对自然现象、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自觉的去保有、而不是破坏生态平衡；另一方面，当生态系统内部调节能力不能通过自我调节恢复原初的稳定状态时，主张可以采取人为有益的影响建立新的平衡。
而就“天人二分”和“人天同一”关系来说，“人天同一”是对“天人二分”认知观的辩证否定。“天人二分”认知观，文化哲学上表征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抗拒自然。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是整个人文环境系统的中心，自然界的存在的理由是提供人类享用的资源，人的需要和利益是决定其他自然物是否有价值的尺度。这种生态价值观把人类置于宇宙的中心位置，片面地强调价值的主体性和人的理性的作用，只看到价值属人的一面，无视自然的权利与价值，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人类中心主义伴以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和科学技术发展，人类的力量由弱到强，可以分为“弱人类中心主义”和“强人类中心主义”。“弱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应该对人的需要作某些限制，在承认人的利益的同时又肯定自然存在物有内在价值。人类根据理性来调节感性的意愿，有选择性地满足自身的需要。“强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由于是一种自在的目的，是最高级的存在物，因而他的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任何需要而毁坏或灭绝任何自然存在物，只要这样做不损害他人的利益，把自然界看做是一个供人任意索取的原料仓库，人完全依据其感性的意愿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全然不顾自然界的内在目的性。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自然存在物只有在它们能满足人的兴趣或利益的意义上才具有工具价值，自然存在物的价值不是客观的，而是由人主观地给予定义：对人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总之，“天人二分”的认知观过于强调和夸大人的能动性，蔑视自然对人的内在约束，制造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最终导致生态危机。“人天同一”基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把握，基于“天人二分”引发恶果的深刻反思和辩证否定后，用“真”追求着人的价值和全面发展的“善”和“美”，三者在实践活动中的统一，是“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的统一，是主体性发挥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自由本身。人的主体能力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提高，人类必然不断地突破自然、社会对主体性的禁锢和钳制，使人的主体性与自然的、社会的必然性协调一致，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7]
“天人一体”经由“天人二分”到“人天同一”，通过否定之否定，完成了一个螺旋式上升。“人天同一”不是“天人一体”的回归，因此，我们反对那种一味排斥和否定历史进步，主张返璞归真，“无为”回归自然的认知观。如果是这样，人类是回不去的，因为自然界早已满目疮痍，家园已是千疮百孔，生态危机已然发生。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Robert.H.Lowie）在描述原始文化的畜牧与农艺时写到：“初民想尽种种方法去打死一只熊或鲸鱼，然后很有礼貌似的向它赔罪。他在尸体旁边絮絮不休，求告那熊或鲸的灵魂去告诉它的同类，说它在此颇受优待，庶几它们闻声而集，都来供他屠杀。” [8] 情境大致反映了人类早期捕食动物的复杂心情：他们相信万物有灵论，可以喝自然界的万物沟通，因此有礼貌的给打死的动物赔罪，这里赔罪更像是一种仪式，而不是内心的忏悔，因为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这一祈祷仪式获得更多的供其屠杀的动物，毕竟，生存是最重要的。因此，早期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就是直接获取自然物（动物和生物）来维持生存，“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 [9] 基于此，美国民族学家L.H.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他将人类早期幼稚阶段到陶器的使用这段时期称为野蛮时代 [10] ，这也不无道理。
如前文所述，自原始文明以来，经历过农业文明的生态破坏到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
人类在继承过往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效益的工业文明进行反思，选择了生态文明。正如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原始社会公有制的复归，人类不会退化为初民，生态文明也不是简单的人类回归自然。
因此，“人天合一”的生态文明观，作为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和未来人类社会文明模式取向，主张在充分保有和发挥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基础上，自觉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共处。“人天合一”的生态文明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新认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的、逻辑的必然。
2.“人天合一”生态文明观认识论取向
“人天合一”生态文明观认识论取向，我们认为有三个以下三方面内容：人与生态环境同生共荣的生态价值理念取向、生态文明选择和建设的主体性取向和以人为本的目标取向。
（1）人与生态环境同生共荣的生态价值理念取向
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能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能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一起都是属于自然界。” [11] 自然对人的先在性，人从自然界中分离的事实及对自然的依赖性，决定人与生态环境的同生共荣。
学者谢磊、刘奇认为，人与生态环境的同生共荣，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2] ：首先，人与生态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在生态世界中，人是主体，自然界是客体，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了自然客体，人类主体就不能生存；离开了人类主体，自然界就不能成为价值客体，就失去了任何价值和意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被确定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可见，脱离人类主体或脱离自然客体就无生态价值可言。在生态价值关系中，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生态价值是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割裂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没有生态价值。……现代生态科学证明，人类与其他生物是一种共生互济的关系，如果破坏生态平衡，人类必将遭受自然规律的惩罚，甚至遭受灭顶之灾。……其次，人与其他自然物都具有天然的生存权利。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大自然的产物，因而都具有生存的天然权利。正如在人类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有生存的社会权利一样，在生态世界，人类主体与其他生物客体都具有生存的天然权利。人与其他一切生物的生存权利是天然的，是不可剥夺的。在人类社会，统治者剥削被统治者的生存权利，就必然遭到被统治者的反抗或报复；同样，在生态世界，人类主体侵犯或剥夺其他自然物的生存权利，也必然遭受大自然的报复。恩格斯还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最后，人的利益和其他生物利益具有一致性。我们通常所讲的利益是指人的利益。生态伦理学扩展了利益的概念，认为一切生物都有生存的权利和自己的利益。所谓生物利益是指地球生物圈社会中一切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利益，即生物生存和繁衍必须满足的物质需要和自然条件。
（2）生态文明选择和建设的主体性取向
人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人的主体性的澄明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第一个使用主体范畴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不过在他那里，主体并不是人的专属，任何实体都可以作为主体而存在，把人作为物来处理，人、物同源同性，从而抹杀了人的特殊性。第一次试图通过在思维主体中注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提出“人为自然立法”，人类理性或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和知识的形成过程中，不是作为“白板”来消极地接受对象，而是以自身的原理为指导能动地作用于对象。“人为自然立法”的实质，根本说来就是要创造出一个科学的认识对象，从而把本体论的问题作为一个认识论问题来加以解决。康德的这一思路，为后世认识论的发展、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发展开拓了广阔的视野。
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主体，并不在于他是一个实体性的人，关键在于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必须的”：“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13] 构成了人的历史的全部过程是追求人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原则和人类活动的“两个尺度”理论构成生态文明选择和建设主体性取向的依据。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原则认为，人的主体性，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实践性，人在实践中展现自己的自主、自为、自由的主体性特征。“由于人是主体，因此在改造、变革自然的过程中，应该自觉地肩负起保护自然的责任。……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方法是彰显人的主体性，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人的主体性的彰显带来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生态危机的失衡等发展的障碍。因此，彰显人的主体性，要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全面认识自然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积极拓展人的实践领域，使人成为自然界的开发和保护的主体，不断地调整人自身的行为方式，去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 [14] 责任是以人的自由和人的主体性为前提的，承认人的主体性，也就承担了作为主体应该担当的责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是世界人口激增、生产技术不完善和‘一用即弃’的消费方式，是主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过失”行为的结果，恢复和保护生态平衡，建设和谐的生态文明自然是主体所要担当的。同时，生态危机的解决，需要人的主体性。
人的实践，与动物活动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有“两个尺度”：主体的尺度和客体的尺度。“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15] 人不仅是主体的尺度和客体的尺度，而且能够把两个尺度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和谐一致地体现在人的活动之中。“人天合一”的生态文明观主张在充分保有和发挥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基础上，自觉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共处，是与“两个尺度”理论相符合的。
因此，“人天合一”的生态文明观在强调保护、爱护自然，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同时，又强调生态文明选择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作用，揭示和反映了“人天合一”的生态文明认识论的辩证法。
（3）以人为本的目标取向
“从古希腊的实体主体到近代的认知主体，再到现代的生命主体，构成了主体性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体现了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人本学的转向。” [16] 哲学从认识论向人本学的转变，根植于现代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危机。“生态危机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异态化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不完善性和局限性的现实确认。因此，要消除生态危机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由此建设高度发展的生态文明，最根本的就是要促进人本质力量的丰富和完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7]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的社会，“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18] 这就揭示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在关联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作为完整的个体，人的本质表现为人的个性，他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与人的本质相联系，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就是人从自然、社会和自己的关系中获得解放而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即通过社会实践创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己的全面关系来全面创造自己的本质，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个性。因此，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体现在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中，而且还体现在高度发展的生态文明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目标取向，“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 [19]
需要指出的是，“以人为本”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人们提出“以人为本”，不是把人当作一切的中心，而是把人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又以人为最终目的，把人对物的依赖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使那些“盲目的必然性”转化为“为我的必然性”，不断地认识自然，驾驭自然；不断地认识“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使它“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不断地认识人的本质力量和自由个性，实现认识、实践的最终目的——人类“为我”的关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追求：个人是自由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类世界是人类与万物和谐共处的乐园。 [20]
总之，作为生态价值认识论的“人天同一”的生态文明观，有其生成、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历史的、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具有同生共荣的生态价值理念取向、生态文明选择和建设的主体性取向和以人为本的目标取向。它是协调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解决‘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的认识论。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出版。
[2]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 王锐生：《唯物史观中的历史认识论》，载《光明日报》，1999年12月3日。
[4] 任金秋：《生态价值学论纲》，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5] 向世陵：《从认识论角度看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载《北京日报》，2001年8月27日。
[6] 陈瑞台：《＜庄子＞自然环境保护思想发微》，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7] 郑洁：《认识论视阈中的“以人为本”》，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0月。
[8] ［美］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吕叔湘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 摩尔根根据“生存技术”的进步，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蒙昧时代可分为低级、中级、高级3个阶段。低级阶段终于食用鱼类和用火，以采集野生植物为生，分节语出现；中级阶段终于弓箭的发明；高级阶段终于陶器的发明和使用。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2] 谢磊、刘奇：《论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的基本内涵》，载《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4] 余素娟：《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与生态文明建设》，载《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6] 李楠明：《价值主体性：主体性研究的新视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7] 张学书：《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阈下的生态文明》，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2期。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9]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0] 郑洁：《认识论视阈中的“以人为本”》，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