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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社会的产物，随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其根源在于我们认识的局限和偏差导致了人类的行为模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方面的缺陷。要克服生态危机，人类必须对以往人与自然的认识做一个深刻的反思，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的认识观念，由此构建相应的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机制。生态价值是一个现代的观念，用通俗的语言来说，生态价值是人对生态环境的一种认识和价值考量。因此，要弄清生态价值观念，还须先考察人与生态环境的关联，即，人与生态环境本质上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一）生态环境是人类生成与生活的物质前提和基础
地质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已有45－46亿年的历史。而根据人类考古学的研究，大约距今300—350万年前，地球上才出现猿类。然后经历了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等阶段，到大约3万年前，进化为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地球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人类出现之前，无人的世界遵循其自然的节律运行，正所谓“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 [1]
人猿辑别，本质的区别在于人是有意识、有目的进行活动。“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来服务，来支配自然界。” [2] 作为人类有意识、有目的活动的物质器官——人脑——的产生，是生物进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根据已经发现的化石，古生物学家们认为，在大约五亿年前的奥陶纪，原始沧海里遨游着一种名叫甲胄鱼和盾皮鱼的原始鱼类。这些鱼类虽然很小，基本上没有大脑皮层，却已经形成了后脑、中脑和前脑。到了四亿年前的泥盆纪，出现了智力高于鱼类的两栖类动物。此时的两栖动物仍然没有大脑皮层，前脑较大，略微覆盖着中脑，其听觉、嗅觉、视觉器官都比较发达，行为也复杂多了。三亿五千万年前的石炭纪，地球上出现了爬行动物，它们的神经系统进一步完善，出现了大脑皮质的萌芽。一亿八千万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鸟类出现了，鸟类的行为远比爬行动物复杂，都与大脑皮层的发展有关。哺乳动物出现在中生代早期，这些动物脑的不同部位有了明确的分工：延髓调节消化、循环、呼吸；中脑协调身体的姿势；小脑控制着运动；间脑实现高级植物性能和某些复杂的无条件反射。哺乳动物的大脑皮层已经出现了沟回，可以对从身体外部或内部来的刺激进行改造。到了高等哺乳动物猿类，就与人很相似了。科学家发现，猿脑和人脑不仅在脑量上比较接近，而且在结构上也十分相似。人类和其他灵长目的大脑结构，除了同语言有关的两个“联络区”之外，差别就很少了。 [3] 古人类学、考古学的大量资料证明，人脑是从猿脑进化而来，促进这一进化的原因是劳动和语言。恩格斯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 [4] 因此，从历史学、发生学、生物学的考察看，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
人类社会存续和繁衍的前提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5] 那么，构成“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的要素是什么呢？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中认为包括以下四个要素：①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即一定社会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②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③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种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④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恩格斯四个要素中的后三个要素，即“地理基础”、“先前各种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和“外部环境”，用现代生态学理论来说是“生态环境”或“生态系统”。生态系统（ecosystem），指由无机环境与生物群落构成的统一整体。无机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的基础，其条件的好坏直接决定生态系统的复杂程度和其中生物群落的丰富度；生物群落反作用于无机环境，生物群落在生态系统中既在适应环境，也在改变着周边的环境。1935年，英国生物学家阿瑟·乔治·坦斯利爵士明确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他认为“生态系统是一个的‘系统的’整体。这个系统不仅包括有机复合体，而且包括形成环境的整个物理因子复合体……这种系统是地球表面上自然界的基本单位，它们有各种大小和种类”。生态系统是开放系统。为了维系自身的稳定，生态系统需要外来能量（主要是太阳辐射能）的不断输入，并在系统内传输、消耗、转化，保障系统稳定而不发生崩溃；生态系统是动态平衡系统。系统内的物质和输入系统的能量从植物的光合作为合成有机物，经由草食动物、肉食动物传递转移，物质和能量各种生物间转换，最后被微生物分解为简单的化合物和元素，再回到环境系统中。
进入现代社会，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空前的提升。我们有了基因工程、试管婴儿，我们制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人造世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只能生活在地球上，我们依赖于自然资源和外部环境去创造人类的生活。因此，人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也以保有一定程度为“自然”、平衡的生态环境为前提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定的程度和空间范围保有一个合乎自然本性和自然规律的生态环境，是生态价值理论的逻辑的和现实的前提，是构成生态哲学的出发点。
（二）人类环境观及其形态的演化
自然和环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把客观物质世界称为自然界或大自然，它包括无机界和有机界。“自然有多种含义，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自然是人类活动和创造未曾改变或增益之状态。” [6] 尽管自然与环境的内涵在一定语境下相互重叠，但相对于环境而言，自然的历史更为久远，外延更为广阔。环境是人“在”的一种状态，没有人类，这个世界就不是什么环境，没有人就没有环境。以生态价值理论视角，进入人类生存、生活领域和人类视野的自然界可以称之为环境。以哲学认识论的视角，环境认识的演化过程依随两条重合的路径：一是大自然按照其自身的规律不断“呈现”、“开显”于人类，决定人们对环境认识观念的变化发展；二是随着人的主体性不断强化，人类在反思“人与环境关系”认识中会刷新旧的认识观念，创新人与生态环境的认识观、价值观、发展观和伦理观。按照人类理性及认识能力无限性思想的逻辑假设，在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人类环境的演化依次生成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三个时期，分别代表过去时、进行时和将来时三种形态。与此相应，作为对人类环境的认识反映的人类环境观，经历了由“天人一体”的自然环境观、“天人二分”的人文环境观到“人天同一”的生态文明观演化。
1.“天人一体”的自然环境观及其形态
在“直立人”出现到距今3万年的上百万年时间里，逐步形成了原始思维。史学界一般认为，距今1万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从采集植物果实和猎取动物的实践中学会了栽培植物和驯化动物，发明了原始农耕和畜牧，从而由食物的采集者转变成为食物的生产者。这是人类物质生产史上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从此，气候和土壤适宜种植谷物的地区逐渐以农耕为主，干旱而牧草间生的地区则以畜牧为主。农耕的发生，使人类有可能逐步转入相对定居的生活，形成村落。
这一时期，由于人类完全受到自然环境的控制和威胁，人的力量在自然界面前相对弱小。人类对生存环境的依赖是直接的，自然环境的价值体现于人和其他动物几乎没有差别，即为种群的繁衍提供原生食物和自然居住环境（如山洞）等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 [7]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同样认为：“正像大家所知道的，伊壁鸠鲁学说信徒的观点支持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人在地球上生存的最初时期处在一种跟动物状态相近的状态中。” [8]
人类为生存所进行的生产劳动具有目的性，这种目的性仅仅局限于顺应、协助自然，“在退潮时放置围栅来捉鱼的技术，对原始部落是如此具有特征性，它是一种以协助自然行动为目的的机巧。” [9]
这种状态实质反映了人与自然“未分离”的状态，用哲学的话语就是“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因此，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就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10]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伦道德与自然现象（规律）都需从对方中获得存在的理由，古希腊苏格拉底将雅典人关于泥土、空气、火和水的讨论转化成人类的美德，古代中国老庄讲“道法自然”。儒家仁学的思想核心为“天人合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论语》言：“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意为只用竹竿钓鱼，而不用网捕鱼；只射飞着的鸟，不射夜宿的鸟。孟子言“恩及于禽兽”，圣人以人道推及鸟兽之道，爱人而及物。需要指出的是，古代思想家们的这些思想是从本体论去思考“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关系的，与生态价值根本就没有关系，因此我们不赞成把这些思想看成为“人类早期重要的生态哲学思想”，只能说是一种自然环境观。
人类早期的“天人一体”自然环境观获得了发生认识论的有力支持。发生认识论认为，原始思维是历史上展开的人的早期思维，儿童思维则是通过浓缩的方式，在个体中再现的原始人的早期思维种族的发展积淀为个体的发展，历史的过程以逻辑的形式保存在个体发生中。 [11] 发生认识论的创立者，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用经验科学的方法，对儿童的行为和思维活动进行了观察和研究，科学地阐明了个体思维认识的发生和发展问题。皮亚杰认为心理、认识是人对现实环境的一种适应。所谓适应包括同化和顺应两个方面。同化是把客体纳入主体已有的行动图式之中，也就是对刺激输入的过滤或改变。图式指行动的组织或结构，是行动中可以通过不断重复而得到迁移或概括的东西，例如用棍子去推动一个客体。顺应则是主体改变其已有的行动图式或形成新的行动图式以适应客观世界的变化。同化在于丰富和加强主体的行动，使其行动图式发生量的变化；顺应在于保证行动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使行动图式起质的变化。皮亚杰认为：“儿童最初的世界是完全以他自己的身体和动作作为中心的‘自我中心主义’，它完全是无意识的（因为还不能意识到自己）。” [12] 儿童最初的世界是自我中心的世界，即完全以他自己的身体和动作为中心，不分主体和客体，将二者溶在一起，这完全是无意识的。他对现实世界的因果观念就是以主体的动作为中心，不考虑因果之间的空间联系或凭借事物之间现象上的接近，说明其因果关系。在手的动作中，在眼手协调的发展中，儿童开始区分自己和物体，把自己看作是由许多永久客体组成的世界中的一个客体，出现了客体的永久性，即认为世界上的客体是不会完全消失的，是永久存在的。在动作的发展中，儿童也发现了动作与效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因果性的萌芽。这些是一种普遍的“脱离自我中心”的过程比作“哥白尼式”的革命。依照发生认识论，早期人类与自然环境，就如儿童最初的世界一样，没有主体和客体之别，二者是融合在一起的。
“天人一体”的自然环境观是原始文明人类认知、生产力水平的产物。早期人类对自然及自身的认识是低水平的，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来自于自身的感性认识和长期自然进化的被动适应，人类直觉地感知自然界而不能理性地认识自然界，无法解释自然界的诸多现象，因此就形成了敬畏、顺应自然的意识。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巫术成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方式，并构成人类早期文化活动和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原始人认为，精通占卜术、魔法术和邪术之人，是能够按照自己的奇思怪想来作恶或行善的不可思议的人；他们的祝福能够带来完全的成功，他们的诅咒可以招致可怕的后果。泰勒认为“巫术是建立在联想之上而以人类的智慧为基础的一种能力，但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样也是以人类的愚钝为基础的一种能力。……人早在低级智力状态中就学会了在思想中把那些他发现了彼此间的实际联系的事物结合起来。但是，以后他就曲解了这种联系，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联想当然是以实际上的同样联系为前提的。以此为指导，他就力求用这种方法来发现、预言和引出事变，而这种方法，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具有纯粹幻想的性质。” [13] 面对自然的暴虐和淫威、人的病痛和死亡，人类如幼小的生命是那样的无助，只能借助纯粹幻想来解释、顺应自然。当然，在人类恐惧、顺应、协助自然的过程中，也不断孕育着人类渴望改变这种生存状态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通过人的主体性、意志、能动性的张扬，自然环境为人类所“征服”来确证的。
2.“天人二分”的人文环境观及其形态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认为，我们人类是很原始的，除了一些骨骸和旧石器，没有遗留下什么记载的东西。农业、家畜驯养、陶器制作和纺织技术仅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而文明存在的时间充其量也不过五千年。 [14] 他认为第一代文明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兴起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以及尼罗河下游，以农业、畜牧业革命的实现为标志，称之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之后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开端确定在15和16世纪之交。按照汤因比的理解，人类迈入文明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周遭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从自然环境转到人文环境。” [15] 人文环境也就是人造自然。
在汤因比看来，农业、畜牧业革命的实现，人类使自己成为了人类大自然的积极伙伴，不再像他们的前人以及除某些社会性昆虫之外的其他所有生物那样，只是寄生在大自然的食客。无论植物栽培还是动物驯养，都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矢志不移、自我抑制的成果，它要求一种不断将这些美好的品性付诸实践的精神，以使它们能够持续地进步。农夫们必须进行思考，这不仅是为了次日，而且是为了未来。他们无论多么饥饿，也决不能吃光种子或杀掉为他们提供奶水和补充畜群的母牛和母羊。进入人文环境，一方面，人类的“目的性”、自觉性意识日益增长，另一方面，艰苦环境和大自然对人类惩罚的刺激，激励着人们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挑战自然的西西弗斯精神的勃起。冥冥之中，自然已然是人类的枷锁、镣铐，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杆。
西方文化中，“天人二分”的人文环境观可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普罗泰戈拉，他在论及认识的主体性问题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的不存在的尺度” [16] 。他把主体的感觉作为衡量万物的尺度，树立了人在自然界的主导地位。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阿基米德用科学的杠杆赋予了人类撬动地球的力量，他说：“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据历史记载，当时海维隆王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国王替埃及托勒密王造了一艘船，因为太大太重，船无法放进海里。国王就对阿基米德说：“你连地球都举得起来，把一艘船放进海里应该没问题吧？”于是阿基米德立刻巧妙地组合各种机械，造出一架机具，在一切准备妥当后，将牵引机具的绳子交给国王，国王轻轻一拉，大船果然移动下水，国王不得不为阿基米德的天才所折服。到了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进一步高举弘扬人的主体性旗帜，提出了“人是自然界最高的立法者”、“人是目的”等命题。无论是古希腊思想家普罗泰戈拉、阿基米德，还是18世纪的康德，他们在凸显人的能动性、主体性的同时无形中制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痕，但我们不能以此就将他们看做是人类中心主义者，只能说他们为后来工业社会人类中心主义的滥觞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天”是无心的，只有人才有心，但人心却来源于天心，即人心即是天心。反映了人高于自然的思想，开始形成以人为主的基本认识观念。 [17]
伴以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和科学技术发展，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力量的由弱到强，人类对其环境破坏的范围、程度是不同的。我们由此将“天人二分”的人文环境划分为生态失衡和生态危机两个时期。
“天人二分”的生态失衡时期大致与农业文明的存续时间相吻合。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农业为主和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文明发展模式效率低下，解决人的温饱、生存问题为社会之根本。农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两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定居和人口增长，开始形成固定的人类群体与特定的局部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紧密而长期的关系，形成了以人类活动为主导的生态环境。这样，人口的生产和物资生活资料的生产不仅是农业社会的生产内容，也揭示了人与环境的内在矛盾和张力，这种矛盾和张力以人们大规模开垦土地引发大规模水土流失的样式，把生态失衡最初形态呈现于人类世界，摧毁了人类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巴比伦文明。
古巴比伦（约前30世纪－前729年）位于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条河中间的地方”，《圣经》称为“伊甸园”）平原，在这平原上发展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颁布了第一部法典，流传最早的史诗、神话、药典、农人历书等，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这里曾经有茂盛的森林和草原，泛滥的洪水带来大量淤泥，使两岸的土壤变得十分肥沃。再加上这里阳光强烈，水量充足，庄稼年年丰收。然而，古巴比伦人为了建立自己的家园，从汉谟拉比王朝开始大肆砍伐两河流域上游的森林。相传，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04 －前562年）娶波斯国公主赛米拉米斯为妃。公主日夜思念花木繁茂的故土，郁郁寡欢。国王为取悦爱妃，即下令在都城巴比伦兴建了高达25米的花园。此园采用立体叠园手法，在高高的平台上，分层重叠，层层遍植奇花异草，并埋设了灌溉用的水源和水管，花园由镶嵌着许多彩色狮子的高墙环绕。王妃见后大悦。因从远处望去，此园如悬空中，故又称“空中花园”，被列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尼布甲尼撒二世以兴建宏伟的城市和宫殿建筑闻名于世，两河流域上游的森林结果被大量砍伐，失去了森林的保护，出现大规模水土流失，当冬季倾盆大雨不断冲刷时，河道和灌溉沟渠中的淤泥不断堆积。为了清淤以保证灌溉的通畅，巴比伦人便把不断挖出的淤泥沿着河岸和渠边堆积，造成新的淤积堵塞。于是，人们就不得不放弃因淤积而不能使用的灌溉沟渠，不得不重新去挖掘灌溉渠道，这样不断地恶性循环，水越来越难以引到田里，土地开始逐渐向荒芜演变。同时，由于植被遭到破坏，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床被不断抬高，致使河流常常改道，造成洪涝灾害。更严重的是，古巴比伦人只知道引水灌溉，不懂得排水洗田，致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下水位不断上升，给这片沃土罩上了一件又厚又白的“盐外套”。这样，自然力逐步将这个文化的世界侵蚀了，高大的神庙和美丽的空中花园也随着马其顿征服者的重新建都和人们被迫离开家园而坍塌。
考虑到农业文明时期人们基于“天人二分”认识论的初步成型和造成人文环境破坏的事实，我们认为生态失衡在农业文明时期已经发生，只是限于当时生产工具发展的水平，人类利用自然的规模、开发深度、空间范围的有限，相对来说也有足够空间环境供人们迁徙，因此对人文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弱。而较低程度的生态失衡也不能引起当时人们的警觉，自然也不会有生态平衡、生态文明的意识、追求。因此，我们不赞同目前理论界普遍把农业文明时期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外桃源”式的解读。
“天人二分”的生态危机肇始并完成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兴起，开启了大规模人作用于自然的时代，人类取得了巨大成就，以至于早在1848年，马克思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对自然认识的深化和征服自然种种成就，确证和高扬了人主体性，加深了主客二元的对立，促使人类主宰自然、奴役自然、支配自然行为哲学的盛行，人类逐渐将自己视为自然的主人，形成了以改造自然为主的认识观。
农业文明的生态失衡和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尽管都以“天人二分”的人文环境观作为共同的认识论基础，但两者对人文环境造成的危害——无论是其深度、广度还是持续性——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这种区别根植于两者的所拥有的生产工具及科学技术水平差异。与农业社会普遍使用铁器作为劳动工具不同，工业社会是和大机器相联系的。“分工，水利、特别是蒸汽机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时间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 [18]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和社会大发展的首要支柱和具有根本意义的革命力量，在工业社会受到普遍的追崇和尊敬。而在古希腊文明时期，科学还只不过是哲学这部大百科全书中的很小部分，而到了中世纪，哲学也只是神学的婢女；所以托马斯说：“神学不是把其他科学作为它的上级长官而依赖，而是把它们看成它的下级和奴仆来使用，犹如主要科学使用附属科学、政治学使用军事学一样。”换句话说，科学最多不过是婢女的侍从。是故，1600年2月17日，在罗马的百花场上，布鲁诺被教会活活烧死，而近代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的先驱者伽利略也屈尊于宗教裁判的审讯。其次，由农业文明的生态失衡到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的发展过程，是生态环境破坏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农业文明的经济范式以生物等可再生资源为主，其生态失衡往往表现为某一地域的、局部的、地表的、暂时的（短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和修复）生态破坏；工业文明的经济范式主要以大量耗费不可再生资源为主，其生态危机所表现的生态环境破坏是全球的（包括大气层）、恒久的、毁灭性的；最后，造成农业文明的生态失衡和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原因不同。农业文明的生态失衡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足、把握科学技术水平的局限，原因是单一的、不自觉的。而工业文明时期的生态破坏行为一方面大多是有组织、有目的的，另一方面是包括人类文化、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设计都危及人文环境的全面的生态危机。关于这点，我们将在下文做进一步阐述。
3.“人天同一”的生态文明观及其形态
1997年，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以赛亚·柏林在接受英国广播电视采访时，被问及一生中什么是令其最为震惊的事情，他回答道：仅有的一件事，我一生能够在恐怖中生活得十分安宁和幸福。从赤裸裸的毫无人性的观点看，即从对人类的野蛮摧毁的观点看，20世纪毫无理由地成为人类曾经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世纪。 [19] 伴随工业文明带来人文环境破坏的全面危机在20世纪暴露无遗，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重新审视，一种新的文明观应运而生，这就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广义指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狭义则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而言的，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一种文明性状。……生态文明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它以生态平衡为核心，以代际公正为原则，反对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包括：控制人口增长，节约自然资源，防治环境污染，发展环保工业，实施循环经济，生产绿色产品，建设生态文化，培养人们以生态文明为价值取向的生活方式。” [20] 作为多重视阈的社会生态价值取向研究，著作将在不同的语境下，分别使用广义和狭义生态文明概念。
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协调的崭新文明形态，从农业文明经过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人天同一”的生态文明观在弘扬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同时，充分认识和肯定生态价值，主张人类“自觉”与环境协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一种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认识论（观），即生态价值认识论。接下来，我们将就生态价值认识论做进一步深入的阐述。
[1] 《庄子·天道》。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张浩：《思维发生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 《西方大观念》第2卷，陈嘉映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 同上。
[10] 《庄子·齐物论》。
[11] 张浩：《思维发生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2] ［瑞士］皮亚杰，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吴福元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3]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5]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6]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
[17] 戴秀丽：《生态价值观的演化及其实践研究》，北京林业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9] ［英］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朱进东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20] 朱贻庭主编：《伦理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