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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一些研究中，“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并存，甚至渐有超越之势。
那么，“学校文化”和“校园文化”，两者到底孰是孰非、孰优孰劣？两者之间有什么异同？我们对两者进行的研究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这里，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二者进行一下比较和分析，提出自己的认识。
“校园文化”的提出一般认为始于 1986 年。1986 年 4 月，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第十二届学代会，在竞选学生会主席时，参与竞选的学生大都把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作为竞选的核心。这不仅在当时的学生中，而且在整个上海的大学校园都引起了反响与共鸣。随即，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等高等院校先后举办“文化艺术节”或“校园文化建设月”等活动，引起了大学校园内外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广泛关注。
我们认为，“校园文化”一词的提出可以从 1986 年算起，但校园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却是从一所大学成立之时便已存在。学校文化也是如此。教育是一种“文化活动”，是“文化过程”，它与文化同时发生和发展。学校是教育的最主要场所，是人类实施教育活动的最“合法”的机构。学校虽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是，学校自产生以来也便是一种“文化活动”是一种“文化过程”。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校园文化”在中国大学得到重视和关注，并对其进行有意识的引导和建设，确实始于改革开放不久。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校园文化热”，适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新形势，符合当时大学逐步走向正规的发展要求，比如通过课内、课外的社团锻炼，培养了学生交际、娱乐、审美、创造等方面的素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流行的“教死书”、“死读书”的社会偏向；通过丰富学校的校园文化生活，形成了健康、向上的校园氛围，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等等。
在这个时期，校园文化热刚兴起之时，人们只是注意到了学校开展的各种艺术教育和学生中的各种社团活动。理论研究也主要将校园文化或等同于“校园精神”，或等同于“校风”，或等同于“艺术教育”，或等同于“文化活动”，而以后两者居多，从而使校园文化研究基本上局限在艺术教育和社团活动这一狭窄范围之内。
及至后来，随着研究思路的开阔和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逐步赋予了校园新的含义。
学校文化的提出则是最新管理理论即组织文化理论的具体化。组织文化理论正式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而在此之前西方管理理论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管理丛林理论三个阶段。到了 80 年代，企业文化理论开始盛行。1985 年出版的美国学者E·谢恩著的《组织文化与领导》一书，标志着美国企业文化的研究，突破了经验的羁绊，进人了真正的理论研究阶段——组织文化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借鉴企业文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提出了“学校文化”的概念。根据我们所见到的，大陆较早研究学校文化的著作有《社会蜕变中的台湾学校文化－社会蜕变中的台湾学校文化》（1995）、《学校文化新论》（1999 年）、《新课程师资培训精要》（2002 年）等。
《新课程师资培训精要》记载，台湾学者欧用生先生考证，对于学校文化的研究，是由韦勒开其端，经布鲁韦尔、考勒曼和麦克顿等人的发扬和深化，才引起重视。这些美国学者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将学校视为一个社会体系，分析这一体系的结构和功能。他们认为，“学校文化是由学校特有之价值、规范、传统、行为模式等构成的，具有社会控制和社会化的功能，限定教育内容，强烈地影响教师和学生的行动。”中国大陆学者研究学校文化的最早的文章或是 1994 年李学农发表的《广义学校文化论》一文
，文中提出“所有这一切文化要素构成了影响学生成长的全部学校文化环境。显而易见，以广义的学校文化涵盖学校中的一切文化要素，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
可见，校园文化和学校文化的出现背景并不相同，研究基础也不相同。所以我们并不赞同“较之‘校园文化’，‘学校文化’涵盖了更多的研究内涵”，“主张用‘学校文化’代替‘校园文化’，主张从‘校园文化’研究走向‘学校文化’研究”。
这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对“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进行进一步的比较：
从“校园”与“学校”的词义来讲，“学校”是一种以培养人、教育人为主要职能的社会组织机构，所以“学校文化”揭示的是与这所学校有关的所有文化因素和文化内容。而“校园”则是指一所学校存在的空间区域或场所，“校园文化”揭示的是在学校所处的这一场域内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内容。“学校文化”更强调时间，其研究对象和内容可以包括一所学校自成立以来“历史”上所有的文化过程；在空间上，“学校文化”可以突破校园的纬度局限，只要与“学校”有关的人和事，无论发生在什么地方，只要典型，都可以是学校文化的一部分。“校园文化”则相对更强调空间，超出学校所在的场域一般不在其研究范围；在时间上，“校园文化”更多地是研究“现实”的文化建设过程，对“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是为了服务“现实”文化建设的需要。如果抛开学术的研究，而让一般人去理解，“北京大学学校文化”往往让人想起传统，“北京大学校园文化”则让人想到现在。有人提出按照文化分类来看，“学校文化”可以与企业文化相对，而“校园文化”只能与“厂区文化”相对，但由于大学是一个特别的社会组织，其“产品”是特殊的人，所以这一点不应影响“校园文化”研究的独立存在。
校园文化研究更多的强调“校园”的地域特性，将自己的思考范围更多地放在了学校内部。事实上，近年来，尽管学校文化研究日渐兴起，但校园文化研究一直未见衰减。比如：王邦虎主编的《校园文化论》（2000 年）、傅进军编著的《大学校园文化》（2001 年）、黄延复编著的《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2001 年）、葛金国主编的《校园文化建设导论》（2003年）、曹廷华主编的《高校图书馆与校园文化》（2005 年）等
。事实上，在绝大多数高校，在实践中提的最多的还是校园文化，大部分大学的校园网也都开有校园文化专栏。当然，学校文化的研究也得到较快发展。比如赵中建主编的《学校文化》（2004 年）、周宗伟著的《高贵与卑贱的距离—学校文化的社会学研究》（2006 年）等。
文化无好坏之分。其实，我们以为，概念符号尽管有一定的争论和存疑，但我们研究校园文化或学校文化，其直接的目的无非是进一步唤起大学的文化意识，为大学开展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一种借鉴和指导；根本的目的是通过校园文化的营造，发挥校园环境的育人功能，真正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所以，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校园文化”与“学校文化”完全是两个并行的概念，有一致也有交叉。并不能认为“校园文化不能全面准确地涵盖一所学校的文化，学校文化更为准确”。这里我们无意就“校园文化”和“学校文化”进行所谓优与劣、准确与不准确的探究，而是以从众的心理取用了“校园文化”一词。在我们的研究中，“校园文化”和“学校文化”的区别与联系，并不影响我们的研究内容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