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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开展政治动员。而群众运动既是短期内调动社会资源政治动员的高效途径和方式，也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大力倡导的工作方法和传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是靠着动员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群众运动，打败了凶残的日本帝国主，战胜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取得了全国政权。因此，夺取政权后，我们党在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过程中，仍然习惯甚至非常推崇群众运动。相当一段时期，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一个基本方略。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们党政治动员的主要方式和最大特点仍是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群众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6月，党中央决定从冬季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1950年冬季，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农村广泛展开。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共中央规定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为了深入地发动群众，各地政府都派出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会，组织农民向封建地主阶级开展斗争，建立了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到1952年底，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农村胜利完成，全国大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一些生产资料。土地改革的胜利，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抗美援朝运动。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普遍、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宣传教育，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全国有207万青年踊跃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成千上万的民工、铁路员工、医务人员奔赴前线，担任各种战地勤务。工人和农民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战争提供了560余万吨的物资，各界人民捐献了可购买3710架米格－15战斗机的巨款等。这使中国人民志愿军得到了充分的物质支援和巨大精神鼓舞，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镇反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有计划地潜伏和残留在大陆上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约有300余万人。他们不甘心自己的灭亡，继续与人民为敌。尤其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针对当时的情况，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6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的书面报告中把镇压反革命列为全党的八项重要任务之一。7月，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开始后，曾一度出现“宽大无边”的倾向。针对这一倾向，10月，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从1950年12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采取在党委领导下，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公安、司法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并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的方法，让人民群众自觉地起来检举和揭发反革命分子。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等处理反革命案件的政策，使镇反斗争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标准。1951年5月，中共中央及时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1951年10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镇反运动集中打击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上残留的反革命势力，使社会秩序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巩固和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斗争。
“三反”和“五反”运动。“三反”是1951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五反”是1952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始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揭露出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巨大贪污的犯罪事实。两人利用职权，通过盗用公款，倒买倒卖，盘剥民工从中渔利，共贪污盗窃公款旧人民币一百多亿元，引起了社会的震惊。刘青山、张子善案发后，中共中央在12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全国规模的“三反”斗争开始。至1952年5月，经过“三反”运动，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清除了一批腐败、贪污分子，刘青山、张子善被依法处决，从而有力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对加强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政建设起了重大作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密切相联。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五反”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10月，党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也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
“反右派斗争”运动。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整风过程中，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但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惕。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从此，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陆续展开。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错划了一大批“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和同党长期合作的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从1959年起，中共中央开始逐步为“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面拨乱反正，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
“大跃进运动”。1957年9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修正草案）》，这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会后，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召开党的各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在这之后制定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过高，造成了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大跃进”。“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正常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从195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并着手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到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指在“大跃进”运动的高潮中，在我国部分农村合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全国范围的运动。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历城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个消息一公布，各地纷纷仿效。“人民公社好”成了吹遍全国的号召。1958年8月17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了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北戴河会议后，全国迅速开展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全部完成，原有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为26，000多个公社，参加公社农户有1.2亿多户，占全国农户的99％。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在人民公社内部，从生产资料所有、分配制度、交换关系乃至社员的生活资料都强调一个“公”字，实行平均分配、无偿调拨、义务劳动，公社对生产队的财产无代价地上调，对生产队乃至社员的财产无偿地收归公有，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这些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做法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妨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国带来了一场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为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但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运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才能彻底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夺回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文化大革命”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主要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炮打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全面夺权。全国陷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极度混乱之中。第二阶段，从“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并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此后，围绕“批林整风”，党内继续发生分歧和斗争。虽然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后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但是，毛泽东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第三阶段，从“十大”以后到1976年10月。先是开展“批林批孔”继续搞乱全国局势。后是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明显好转的形势重新搞乱。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加紧篡党夺权的活动。1976年4月，全国掀起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革命战争年代，党发动群众、动员群众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群众运动来唤起广大群众的阶级仇恨和反抗意识，从而达成政治参与的统一行动。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政治目标从革命时期的“夺取战争胜利，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到“如何巩固新生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毛泽东曾设想和平建设时期应以国家政治生活正规化取代战争年代惯用的群众运动式的突发动员，至少要使群众运动正规化，通过整顿组织、整顿纪律和整顿制度，加强中央的统一集中领导。党中央多次就各级基层政权建设和整党建党工作，以及共青团、妇联、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组织建设发出指示，以便用国家政权和群众团体的经常性工作，承担群众运动的动员作用。”
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也指出，政治动员的主要途径已不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而是利用“完备的法制，通过法制规范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健全领导制度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但由于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过程中，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其规律缺乏认识和把握，加上领袖人物主观上强国心切和对国际国内形势判断上的失误，法制也极不健全，结果仍是惯性陷入搬用革命年代屡试屡成的群众运动去开展工作，不仅政治斗争领域普遍采用群众运动方式，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甚至解决人民群众的思想问题，也大搞群众运动。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动员策略，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
不断开展群众性政治运动，成为贯彻执政党政策目标的常规手段。在群众性政治运动中，通过大规模的教育、学习等动员活动，形成社会主导舆论，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热情，使广大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为党和政府广泛动员人民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落后的经济文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制约。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政治动员不是很成功，党错误估计了社会的主要矛盾，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忽视客观规律，没有根据变化了的任务和新形势，调整政治动员策略、途径及方式，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政治目标，反而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危害。总结历史教训，邓小平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