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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敌强我弱，要赢得这场战争，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为此，党中央及时调整了政治目标，提出“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积极倡导实行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全国军事总动员和全国人民总动员等一整套政治动员战略措施，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和社会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团结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初期，针对国民党政府惧怕人民群众，只依靠几百万国民党军队抗战，并把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的情形，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
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毛泽东分析抗日战争的敌我双方形势，精辟阐述了政治动员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作，肯定政治动员是取得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向全党提出了政治动员的任务。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政治动员有如下特征：
（一）形成了较为完整理论体系。在《论持久战》，毛泽东明确阐述了政治动员的基本涵义、框架，指出政治动员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其一，政治目的必须明确，使军队和人民明白抗日的目的和意义；其二，动员是一个系统工作，要有政治纲领作为指导，要有详细步骤和具体政策；其三，政治动员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要借助“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等合乎民众口味的方法；其四，政治动员应是细致入微地联系民众生活的经常性工作。1939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指出：政治动员就是“精神动员”，只有经过“民主方式”，重视“宣传鼓动”，依靠“人民之政治的自觉”，才能推动全国人民，造成压倒敌人刷新自己的巨潮
。这些认识和论述，表明党在政治动员理论上已形成清晰而又成熟的体系，从而为抗战时期党的政治动员以全局性的实践指导。
（二）及时调整政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建立在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为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基础上，各阶级、阶层的联盟。在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和阶层既有共同的政治要求，又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要。只有在坚持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协调好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利益，才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一系列经济政策上进行了调整，从保护各阶级阶层利益着手，最大限度地形成各阶级阶层的利益整合与认同，以适应抗战时期政治动员需要。土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减租的办法是“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15％）。正租以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以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有利于联合地主和富农一致抗日。私营经济政策，提出了“公私兼顾”的发展方针，一方面保护与扶植私营经济，并积极创造改善租税、发展交通、稳定市场、奖励工商业投资、保护经营的自由等条件，促进包括民族资本在内的私营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建设公营事业，提倡合作事业，使之与私人经济相互为用。劳动政策，基本原则是劳资兼顾，一方面规定“工人待遇的改善，工资的增加，工时的规定，必须以发展抗日根据地之工商业，增加抗战生产，适合战时需要为原则”
，以保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一方面又规定，“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
这种劳资兼顾的政策大大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也保障了资本家的利益，为动员这两个对立阶级奠定了利益基础。财政税收政策，规定钱多者多负担，钱少者少负担，除少数最贫困的人民免税外，其余的公民，如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本家、地主均须负担纳税义务。这些政策的调整、制定和实施，充分照顾到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利益，有利于把一切要求抗日的人们最广泛地团结起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注重宣传鼓励和国民教育相结合。党在兼顾各阶级阶层利益保障的同时，还极为注重根据地政治文化建设，坚持通过宣传鼓动和国民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培养民众积极参与抗日活动的政治态度、情感和爱国主义意识。194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中强调：“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是当前深入动员群众参加与坚持抗战，培养革命知识分子与干部的重要环节。”并要求各地坚决纠正“历来对于这一工作的轻视和忽视的态度，及认为战地不能注意与发展国民教育的观点”，切实把开展国民教育作为党的领导机关和宣传教育部门的“中心任务之一”
。为此，各根据地国民教育逐步发展起来，恢复和重建了小学，保证学龄儿童接受新文化教育，设立中学和师范学校，兼设少量高等学校，广泛吸引人民群众接受学校教育，开设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能教育三类课程；同时，还通过夜校、识字班、读报组实行社会教育，扫除文盲，提高识字率和政治文化水平。国民教育以“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为主要内容，政治方面着重提高和巩固抗日战争胜利信心、民族教育及以反封建为中心的民主教育，文化方面主要是扫除文盲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启蒙教育。抗日根据地国民教育政策的大力实施，对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坚持持久抗战和巩固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6月20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内进行政治宣传鼓动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在党中央宣传政策指导下，各级党组织的宣传部门指导边区政府动员委员会，一方面向广大民众灌输革命理论，另一方面，组织实施演讲、传单布告、戏剧、歌曲、报刊书册等宣传鼓动方式，以正确的舆论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以优秀的文艺作品鼓舞人民群众。在抗日根据地，许多文艺作品和新闻报道，都坚持革命化、大众化的原则，真实、朴素地反映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和生活，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对激发人民群众发展生产、支持和参加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救亡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我要当兵去》、《打回老家去》等抗战歌曲，感情表达真切充沛，旋律昂扬，气势磅礴，催人奋进，感染力强，成为激励抗日军民英勇战斗和积极生活的思想武器。
国民教育和政治宣传鼓动广泛深入开展，不仅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提高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增强了群众的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民众保家卫国，参与和支持抗日战争的积极性。
（四）推行政治民主，调动参与热情。1937年8月20日，毛泽东在《救国时报》指出：“要挽救中国，战胜日本，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惟有实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参政的自由，才能实现。”各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广泛的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各抗日阶级、阶层的团结与合作，调动民众参加抗战的积极性。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规定：“边区一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移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并享有平等之公民权利。”
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党推行“三三制”，保障各抗日民主阶级的参政权利。所谓“三三制”政权，就是在组织形式上，无论是政府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者更少，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以吸引广大抗日阶级、阶层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政权。“三三制”的实行，不仅加强了党同各抗日阶级、阶层的团结合作，而且保证了党的领导地位，表明了共产党与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诚意，极大地激发了各阶级、阶层民众关心、参与抗日战争与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