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动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各地领导发动了一百多次起义，但由于敌强我弱，起义都遭受失利，党的工作重心及其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被迫转移到了乡村。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果断决策，转战湘赣边，引兵井冈山。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通过实地考察和分析指出，中国近4亿人口，80％以上是农民群众，其中70％是贫苦农民，都能积极参加革命；20％为中农，也“全部可以倾向革命”。农民是一支几万万人的、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的革命大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不起来拥护并参加革命，中国革命便不会成功。因此，在井冈山，毛泽东极为重视对农民的引导、动员工作，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工农革命军“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采取“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先之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统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人，路上行军及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继之以散发财物（大地主及反动分子的谷子、衣服、器具），然后进行组织（党的支部、秘密工会、秘密农会）” ，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此后，采用同样的策略，共产党人在十几个省份又相继创建了十二块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

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下井冈山后，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创建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战争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在党的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苏区中央局所在地，从1933年1月到1934年10月又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仅非常重视政治动员，而且在理论上逐渐形成了一些总结和概括。毛泽东认为：“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1932年10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号命令《关于战争紧急动员》，要求“紧急动员全体工农劳苦群众，以最积极的革命热情和实际行动来为争取胜利而努力而斗争，因此各级政府立即实行对于全苏区工农群众充分的政治动员，使每个工农分子都了解这一战争关于本身前途的意义，关于苏维埃在全国胜利的重要关节，认识现在全国革命力量增大和反革命的挣扎，来鼓起工农群众的战争热情和阶级的决心，积极的准备和参加前线和后方的战争中一切实际工作，去为粉碎敌人大举进攻而战斗，这是我们阶级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 1932年11月1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专门发表了题为《政治动员工作》的社论，明确指出：“什么叫政治动员？就是要动员群众在政治上了解目前斗争——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意义”，使广大人民群众“一致行动起来”，“那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1932年11月29日，针对在检查动员工作中发现的“不从政治上动员群众，组织上发动群众，完全采用强迫群众命令群众的脱离群众的工作方式”现象，毛泽东再次签署中央人民委员会紧急决议《关于战争动员和作工方式》，指出：“这些现象，表现在紧急动员中，是很浓厚的。最显著的，对于中央的紧急动员令，没有召集选民大会，代表会议，赤卫军，少先队大会，各群众团体大会，作详细的报告和解释，充分进行政治鼓动工作，直到现在群众中，还有大多数不了解敌人的大举进攻，这自然使一切动员工作，都不能在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充分的实现起来。如扩大红军，就不能完成规定计划，就不能使壮年的男女工农群众，踊跃的自愿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反而用处罚来强迫下操。特别是完纳土地税、发行公债，事前没有做充分的政治宣传，使每个工农分子，了解为什么缴纳土地税，购买公债。当征收和发行的时候，又不召集各种会议和运用城乡代表去鼓动群众，自愿缴土地税多买公债，群众发生疑问时，不去作详细的解释，反而用强迫富农资本家的方式，施之于工农群众，于是造成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事实上是增加征收土地税和发行公债的困难，更影响其他一切动员工作，这是何等的严重问题！”为此，号召各级苏维埃机关“一切工作要建筑在动员群众的基础上，谁抛弃动员群众工作，必然是脱离了群众”，“法令与决议的实施，不单靠命令，主要还是依靠提高群众阶级觉悟与热情，来拥护法令的实施”，“动员群众，要靠政治上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动员群众的方式，要运用苏维埃各种组织，以及一切群众团结，来发动群众。城乡代表会选民大会，是直接动员群众的工具，工会是动员群众的柱石” 。

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在小块红色区域内建设和执掌政权的伟大尝试，也开创了广泛开展政治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伟大实践，激发了广大民众的革命热情。这一时期的政治动员有如下特点：

（一）主要目的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政治动员是为实现政治目的服务的，政治动员的直接目的是政治参与，但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环境和政治任务不同，政治目的的具体表现也不尽相同。土地革命时期，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围剿，根据地“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 这一时期，各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围绕发动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持战争，发布了一系列的通告、训令、动员令，如1930年8月20日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紧急通令《动员广大群众坚决打下吉安并举行庆祝攻克长沙胜利》、1930年11月20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紧急通告秘第1号《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坚决实行阶级决战消灭敌人》、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训令第14号《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1932年10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第12号命令《关于战争紧急动员》、1932年11月2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的紧急决议《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1933年10月18日中央政府颁布的《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等等，指出“现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正在领导苏区广大群众与全国工农红军，实行全线出击，以革命的进攻，来回答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进攻，来击溃和消灭国民党的进攻部队，来摧毁国民党的统治，来争取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并强调“中央政府特训令各级苏维埃与一切工农武装，迅速的执行下列各项工作，使苏维埃政权之下每一个工农分子，不但从阶级的政治立场上，来了解这一战争关于本身前途的意义，而且要在整个阶级战争过程中，有本身实际动作的表现以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开展和继续” 。

（二）强调政治动员要联系群众利益。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取得战争胜利。如何才能动员起广大人民群众热情参加、支持战争？关键在于“每一个政治鼓动，必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联系群众本身的利益” 。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明确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三）重视“从组织上动员群众”。“从组织上动员群众”是土地革命时期政治动员最强有力的方式。组织建设是根据地民众政治动员的重要保证。党的组织、苏维埃政权及各种群众性组织建设，在动员、引导和推动民众政治参与中发挥重要组织保证。在中央苏区，中央人民委员会曾发出《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的紧急决议，提出动员群众“要靠政治上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要运用苏维埃各种组织以及一切群众团体”。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都非常重视政治组织建设，到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中央苏区就普遍建立了各级苏维埃、工会、贫农团、青年团、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反帝拥苏大同盟、互济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群众组织，拥有高度组织起来的民众250万。每次大的政治运动，各根据地都通过层层组织自上而下动员，逐级推进。例如在中央苏区1932年7月推销60万元公债运动中，临时中央政府分配给中央苏区各组织或团体的数目为：红军4万元，城市商人6万元，各县39万元，党、团、政府1万元，要求他们从7月1日至20日发行完毕。又如在1933年12月扩大红军运动中，苏区中央局分配给兴国、瑞金和西江三县的数目分别是1500人、1500人和900人，要求他们于12月15日至月底完成任务。每次任务布置后，各组织或团体都立即动用各种方式动员群众，都能很快完成，显示出组织动员的极大优势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 ，支援和保障革命战争，为此，毛泽东在1933年8月1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强调指出：要“从组织上动员群众。首先是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的同志，要把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这些工作，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面去讨论，去督促，去检查。其次，要推动群众团体，主要的是工会和贫农团。要使工会动员它的会员群众都加入经济战线上来。贫农团是动员群众发展合作社、购买公债的一个有力的基础，区政府和乡政府要用大力去领导它。其次，要经过以村子、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去做经济建设的宣传，在宣传中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众的生活，增加斗争的力量，讲得十分实际。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号召他们为着这些口号而斗争，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假如不这样地从组织上去动员群众和宣传群众，即是说，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不着力抓着经济建设的工作去讨论、检查，不注意推动群众团体，不注意开群众大会做宣传，那末，要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

（四）政治动员形式多样，喜闻乐见。为了切实唤起民众的革命热情，“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 为了开展好政治动员，收到好的效果，根据农民的特点，各根据地采用了各种通俗的形式，如标语口号、图画、演戏、歌咏、化装讲演、讲解报纸等，采用最通俗的语言，利用广大人民群众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的事例，来激发群众革命热情，形成群众参加和帮助革命战争的热潮。在中央苏区，采取红色歌谣、标语、报告、政治学习、夜校、戏剧、歌曲、比赛演讲、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政治动员形式，使党的政治主张、政策、策略通俗易懂，激发了苏区农民参加政权建设和保卫根据地的革命热情。各根据地创办了许多刊物宣传革命道理，仅中央苏区就创办了《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列宁青年》、《苏区工人》、《少年先锋》、《红星》、《斗争》等34种报刊；与此同时，还组建各种宣传机构和宣传队，如中央苏区各单位、各乡村都建立了以政治动员为中心工作的俱乐部、列宁室。 193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扩大红军”（简称扩红）运动，除制定政策引导推动，比如制定了优待红军条例等文件，还采取召开动员大会、树立典型、组织慰问队慰劳红军、办专题墙报、制定政治口号等多种形式进行动员。这些做法行之有效。从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一年之间，就扩红11万人。

（五）政治动员效果明显。动员民众积极参与和支持，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胜利之源。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在扩红运动中，党和苏维埃政府以及各类组织通过卓有成效的扩红宣传动员工作，贫苦农民踊跃参加红军。苏区各地到处可见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仅赣南13个县，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33.1万余人。瑞金县总人口240000人，参加红军49000人。瑞金县下肖区红军家属有800户，在前方的红军战士有1100余名。除直接参加红军外，苏区人民还踊跃参加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慰劳队、救护队等支前组织，支援前方作战。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赣南各县参加各种支前组织的共有60多万人，占当年赣南苏区总人口的1 ／4左右。中共兴国县委1932年10月统计，全县参加支前的担架队员5024名，救护队员2519名，洗衣队员3254名，破坏队员2474名，运输队员6790名，慰劳队员2754名，向导队员1564名。全县16个区支前群众达24379人，占全县总人口10.5％以上。为支援红军，苏区人民节衣缩食，将大批粮食和物资源源不断送往前线。1933年5月27日，因前线军粮紧张，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红色中华》上公开致信瑞金、会昌、博生、石城四县工农群众，要求4个县节约5万担谷子卖给红军。这四个县一个月内就完成了任务。1934年2、3月间，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号召开展征收粮食突击运动。苏区群众热烈响应，到1934年3月10日，全中央苏区共征收到谷子19.8万担，现款64.8万元，保证了红军几个月的粮款供给。通过动员民众参与组织工农革命政权、建立各种群众组织，打倒土豪劣绅、开展土地革命，参加革命武装、保卫红色割据政权，支持根据地经济建设、打破经济封锁等路径，众志成城，中央革命根据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不断壮大中央红军，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 T1iteuIyU3DO+VY61kyeerjsm4Xs0uUSNR3NlK9ItNMeS0AvgPJuN6SNtPmsBR5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