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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规定，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宣传共产主义”
。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作了具体规定。一大后，党首先以重要力量宣传、领导工人运动，侧重于深入工人队伍中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自己工会的重要性。方法之一是办刊物。党的第一个纲领就明确指出：“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
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劳动周刊》等刊物为成立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发表了许多通俗易懂的文章。方法之二是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宣传革命道理，提高工人政治觉悟。党的第一个决议指出：“因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例如，应成立‘运输工人预备学校’和‘纺织工人预备学校’等等。”
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俱乐部等工人组织。1921年冬，京汉铁路上的长辛店成立铁路工人俱乐部。由于俱乐部经常代表工人提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关系其切身利益的要求，在工人中的影响迅速扩大。很快，京汉铁路其他各站也陆续成立工人俱乐部。在党的宣传动员和组织领导下，全国工人运动逐渐形成罢工高潮。1922年1月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这次罢工高潮的起点。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期间，爆发了100多次工人罢工斗争，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或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直接发动的。1922年6月，党的二大通过《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要求各地党组织集中力量组织产业工人工会，领导工人开展政治斗争。“二大”后，工人运动继续高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罢工斗争风起云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也开始关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共产党》月刊曾发表《告中国的农民》一文指出：“中国农民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并强调指出：革命者应面向农民，“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觉悟”，号召农民“集合起来”，“抢回你们被抢的东西”，抢回你们被抢的田地
。“一大”后，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开始在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和湖南衡山等地逐步兴起。1921年9月，共产党人在浙江萧山县衙前村领导农民建立农民协会，维护农民利益。不到三个月，农民协会发展到萧山、绍兴两县80多个村，有的地方还进行了抗税减租斗争。1922年6月，彭湃回到自己的家乡海丰县，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会，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开展斗争。到1922年底，海丰县已有12个约、98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发展到2万户，近10万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1923年初，彭湃又先后到陆丰、惠阳两县从事农民运动。到1923年5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共有70多个约、1500多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20多万人。海陆丰农民运动是建党初期范围广、影响大的一次农民运动。这些农民运动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武力镇压下，虽然都遭遇挫折与失利，但为大革命时期更大规模发动农民运动埋下了火种，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经验。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建立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注重在士兵中（主要是黄埔军校学生和国民革命军中）进行政治宣传。黄埔军校是20世纪初期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一所新型陆军军官学校，是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军校开办前，中国共产党就从各地党团员中推荐、组织了大批进步青年考取了黄埔军校学习。建校之初，中国共产党派遣了50多名党员加入黄埔军校，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二十分之一。黄埔军校的政工干部当时基本上都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在短暂的3年中，就有5位中国共产党人出任校政治部主任。由于这些共产党人的宣传、动员和影响，共产党员所占师生比例也从刚建校时的十分之一，到三年后“军校分共”时发展到五分之一，为我们党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北伐中，国民革命军中的政工干部大多由共产党人担任，他们在北伐军中做了大量出色的政治宣传、动员工作，发挥了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积极推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4年制定了农民运动计划，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为了培养农运骨干，经共产党人彭湃等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全称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它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三十九次会议，决定建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同时委派彭湃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主任。从1924年7月3日农讲所正式开办到1926年9月结束，共举办了六届，第一、五届主任为彭湃，第二届为罗绮园，第三届为阮啸仙，第四届为谭植棠。1926年5月至9月的第六届，由主任制改为所长制，聘毛泽东为所长，招生范围也由以广东为主扩大到全国20个省区。农讲所学员都是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或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他们除了学习政治理论外，还进行军事训练，做社会调查和参加实际斗争。周恩来、萧楚女、瞿秋白、陈延年、林伯渠、吴玉章等都曾为学员讲授主要课程或作报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772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学员毕业后分赴各地从事农民运动，其中许多人成为农民运动和大革命中的领导骨干，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认为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
按照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精神，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工农运动，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作准备。到1926年5月，农民协会组织遍及广东、湖南、湖北、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浙江、江苏、山东、山西、贵州等十余省。
党成立初期，政治动员侧重于在工人中开展政治宣传，且范围很小，仅在个别地方发动过农民运动，最广大的农民几乎还没有受到影响，离动员民众的目标还差得很远。大革命时期，在北伐推动下，农民运动在各地风起云涌，但由于党在国共合作中放弃了领导权，导致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遭遇重大损失，农民运动也惨遭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