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在这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词中，毛泽东以诗情画意的豪迈气概，极为贴切地表述了土地革命时期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动员”最早是一个军事上的概念。在古代，战争爆发前后，通常有誓师、宣战等动员性质一类的活动。我国《尚书》中有多篇记载古代战争动员命令和言论的文献，如《甘誓》、《汤誓》、《牧誓》、《大浩》和《费誓》等，都是战争前封建帝王发布的动员令和誓言。古希腊的斯巴达统治者在发动对希洛人的军事镇压之前，也要举行“宣战”仪式。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颁布《全国总动员法令》，号召全国人民拿起武器，保卫祖国，创建了兵员、武器制造、财政等动员制度，规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动员权限和程序，并确定由“公安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1806年，普鲁士军政部内设立动员计划的专门机构，进行战争准备。1914年，德国设立“战时原料署”，后改名为“战时局”，为国家总动员主管机关。1915年，法国设置“兵器弹药次长局”，负责工业动员和军需补给。1916年，英国设立“战时内阁”，负责战争指导与动员政策的制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俄、美、英等欧美国家还专门制定和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建立了动员制度，动员体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发展
。在近现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的局部战争中，动员更是赢得战争胜利必不可少的手段，无论是号令、文告、声明、宣誓，还是教育和外交，无不是号召、鼓动军民同心协力参与战争和争取国际支援的重要途径。
从词源学上看，“动员”最早源于普鲁士。普法战争爆发前，普鲁士人进行了周密细致的精神和物质准备，有效地保障了战争的顺利进行，最终赢得了战争胜利，完成了德国统一大业。与之相反，法国却因战前准备不足，抵达前线的士兵缺少装备，后勤保障不足，引起军队混乱，结果导致战争失败。后来一些军事家便把普鲁士人的战争准备看作为“动员”行为。我国早期研究战争动员问题的学者蒋方震先生也称德国是“军队动员之祖”
。“动员”一词德文为“Mobilmachen”，是“Mobil”和“machen”的组合词。“Mobil”是形容词，意为“可移动的，活动的；敏捷的，灵活的；动员起来的”。“Machen”是不及物动词，意为“做，制作；写作，从事；作出；充当，担任，扮演；引起，使产生；整理；得出，等于；用……制成，使成为，使变成”等。组合而成的意思为“使……动起来”、“做到能动”、“装备起来”，在军事上则是“使……做好战争准备”、“进行战争动员”、“进行战备”的意思
。后传入法国，法语为“Mobilisation”，传入英国人后又译为“Mobilization”。究其本义，该词系指集合（assembling）、装备（equipping）及准备出师作战（preparing military and naval forces for active hostilities）之意
，即“在战时或国家发生其他紧急情况时，组织武装部队积极从事军事行动。就其范围来说，动员是指组织一国的全部资源支援军事行动。”
中文“动员”一词源自日文。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在借用“动员”概念时将其直接译为“出师准备”，因为词语太长，日本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将其意译为“动员”。日俄战争后，“动员”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国，意为“能动之员”，一直沿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动员”这个概念被广泛运用，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不再拘泥于军事领域，逐渐扩充到政治、经济等领域。现代汉语中的“动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国家的武装力量由和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以及把所有经济部门（工业、农业、运输业等）转入供应战争需要的工作；二是发动人参加某项活动
。“动员”概念开始泛指集中人力、物力资源为集体服务的任何活动。
按照动员活动向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不同领域的延伸，“动员”可以划分为经济动员、政治动员、战争动员、社会动员等
。
政治动员（Political mobilization），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发动人们参加政治活动。国外学者詹姆期·R·汤森（James R. Townsend）、布兰特·沃马特（Brantly Womack）认为，政治动员是指“获取资源（在这里是指人的资源）来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
；罗伯特·塔克认为，政治动员“是一切形式的领导的环节、普遍原则。即便是独裁、恐怖主义的领导也是适用的……尽管独裁主义的实质是肆意地运用武力压迫，但典型的独裁政权总是企图用规劝的方法来动员群众支持政策，只有规劝失败之后才使用强制手段。”
在国内，“政治动员”的含义往往更多是从宣传教育的角度进行诠释。最著名的表述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一段话：“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战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
毛泽东从战争动员的角度，分析了政治动员的内涵及其方式。《中国小百科全书》将政治动员定义为：“指一定的政治主体如政党、政治集团等，为聚集力量，实现某一政治目标而进行的政治宣传、政治鼓动等行为”
。学者施雪华认为：“政治动员是政治领导主体以自身的价值观、信仰去诱导和说服政治领导客体，赢得被领导者的认同和支持，取得被领导者的自愿服从和主动配合，以实现政治决策规定的目标和任务。”
学者林尚立则从更为宽泛的现代角度主张：“所谓政治动员，简单说就是执政党或政府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政治活动。”
从政治动员的内涵来看，虽然各种表述不尽相同，但都包含了如下基本要素：（1）动员主体，即动员者，他们在政治动员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一般为政党、国家、政府、社会团体等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2）动员客体，即被动员者，他们在政治动员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为动员对象，包括社会民众和团体。（3）动员目标，即动员主体通过动员希望获取的政治利益和达到的目的。（4）动员手段，即动员主体为实现政治目标所采取的影响动员客体的策略、方式、途径，包括政治宣传、政治鼓动、政治教育等政治活动。动员策略、方式、途径的作用在于最大限度地激发、调动社会民众和团体参与相关政治活动的积极性，壮大动员主体力量，从而实现动员主体的政治目标
。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政治动员界定为：一定的政治主体，如政党、国家、政府或其他政治组织或集团，为了实现自身特定的政治目标，运用通俗化、生动化的形式、方法、途径自上而下地调动、激起本阶级、集团及其他社会民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他们自下而上地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为和过程。政治动员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动员主体为了一定的政治目标，利用政治社会化手段对客体进行的一系列宣传、教育、解释、鼓动、激励、唤起等活动。政治动员还是一个政治过程，不仅是动员者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同时也包括动员者引导被动员者自下而上参与政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动员主体运用手中的政治、经济及其他资源自上而下地激发、引导动员客体参与社会活动，动员客体积极性、主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则反作用于政治动员过程乃至整个的政治系统。
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亦称参与政治，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已有了“参”、“与”二字的用法。《汉书·赵充国传》记载：“朝廷每有大议，常与参兵谋。”《论语·子路》也有“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的说法。古希腊政治学说中，也可以找到某种孕育政治参与的思想。不过，中国古代的参与基本上只是君臣共谋决策之意，古希腊参与权利仅限于城邦公民，大部分的妇女、外邦人和奴隶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还不能说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
。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源于近代民主理论中有关人民权利的思想。以洛克、卢梭等人为代表的参与民主理论为政治参与提供了较早的理论依据，在他们的著作中闪耀着政治参与的思想。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让渡出来的，政府应当遵循人民的意愿，合法地、正当地行使权力，“人民的集会，对政府共同体是一种保护，对政府是一种约束。”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曾对代议制提出怀疑，认为“人民应该是裁判者”，人民参与决定对于共同体来说是最好的，并且应制定最好的法律
。卢梭之后，林肯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思想，政治参与思想趋于明晰化。法国理论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论述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理论及其实践意义，强调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性，成为第一个真正论及公民政治参与的近代理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人民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研究范围得到极大拓展，理论研究进入空前活跃期。卡罗尔·帕特曼在《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中总结了古典民主理论家卢梭、密尔等对参与民主的看法，强调了直接参与民主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参与型民主有助于形成一种积极的、具有知识并能够对政府事务更有敏锐兴趣的公民，有益于促进人类发展。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提出，建立“未来代表大会”取代“代议制”制度，实行使普通公民都能参与确立未来社会目标的“预期性民主”制度，因为“在政治领域，在工业部门，在教育界，没有那些受到决策影响的人的参与，所制定的目标将越来越难于执行”
。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内容，政治稳定长期来看依赖于政治参与的扩大，“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是，人民在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中参与政治并受其影响的广泛程度。”“因此政治现代化的最基本要素是，整个社会的各个集团在超于村镇层次之上参与政治，以及创立能够组织这种参与的新的政治制度（如政党）”
。亨廷顿将“政治参与定义为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并强调如下四点：其一，政治参与是行动而非态度，排除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观因素；其二，政治参与是指平民非职业化的政治活动，有别于政府官员、政党骨干、政治候选人和职业院外活动分子的活动；其三，政治参与的目标指向是政府决策活动；其四，政治参与包括试图影响政府的所有活动，而不管活动是否产生实际效果
。亨廷顿对政治参与的界定也得到了大多数西方学者的认同。
马克思主义也强调政治参与，把政治参与当作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实现民主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曾经指出：“市民社会力图变为政治社会，或者市民社会力图使政治社会变为现实社会，这是表明市民社会力图尽可能普遍地参与立法权。”
列宁认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
，“要建立民主，必须群众自己立刻从下面发挥主动性，实际参加一切国家生活。”
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提出，共产党人如何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充满信心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周期率，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负起责来，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党和政府支持并鼓励人民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
改革开放后，“政治参与”这个现代西方政治学范畴逐步为国内学者所关注，对政治参与的研究也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有关这方面的专著有方江山的《非制度政治参与——以转型期中国农民为对象分析》，陶东明、陈明明的《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王维国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秦馨的《社会转型期中国公民政治参与》，魏星河等的《当代中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研究》等，此外几乎所有的政治学也都涉及政治参与的阐述。在对政治参与涵义的理解和认识上，我国学者也是不尽相同。《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将政治参与界定为：“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
学者王浦劬认为：“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它是政治关系中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选择范围，体现着政治关系的本质”
；李元书、刘昌雄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一定方式和渠道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
；王俊栓认为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在政治运行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图和利益以影响国家政治决策和国家行为的活动
，等等。
从国内外学者关于政治参与含义的表述来看，虽然各有角度和侧重，但都包含了如下基本特征：（1）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不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职业政治活动家的活动。政治参与主体的界定，有利于把握政治参与同其他政治行为的差别。（2）政治参与的本质是公民对于国家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关系。民主政治不仅表现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有服从的义务，更表现为公民有参与的权利，履行权利与义务是公民的本质特征。列宁在谈到民主制度时指出：一切民主制度都“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政治参与实际上就是公民行使以普选权为核心的公民权利的过程。当然，由于公民政治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政治参与是一种权利过程，也是一种责任过程。（3）政治参与有别于政治斗争，是一种合法行为。现代民主政治要求公民能够理性地、广泛地参与政治（当然，政治参与的合法性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应根据动员主体目标而定——书者注）。（4）政治参与的对象包括一切公共政治生活，而不是仅局限于政府决策。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包括政治投票、政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表达、政治接触、政治冷漠等
。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政治参与界定为不同分类。以参与主体的特征为依据，可以将政治参与划分为个别参与（个人参与）和组织参与（团体参与），个别参与是指“公民以个体的身份进行政治参与的活动”，而组织参与是指“与他人合作以特定的团体形式参与政治的活动”
；以参与者的主观态度为依据，可以将政治参与划分为主动参与（自主参与、自动参与）、被动参与（动员参与）以及消极参与，主动参与是“在自愿基础上影响政府的活动”，被动参与则“并非出于参与者的自愿，是通过他人引导、劝说、威胁等方式产生的影响政府的活动”，“消极参与”是指“公民出于自觉或是不自觉的原因而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或对政治采取消极行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这三种政治参与往往会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换
；以参与者是否通过中间环节来影响政治过程为依据，可以将政治参与划分为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直接参与是“参与者不通过任何中介直接介入政治过程的行为”，间接参与则是“参与者通过一定的中介才能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
；以政治参与和既定的政治法律规范的关系为依据，可以将政治参与分为合法的政治参与（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法的政治参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公民在既定法律规范内展开的政治参与活动就是合法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超越了既定的政治法律规范的政治参与行为，如政变、暗杀、政治骚乱、暴力反抗等等，就是非法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以参与是不是在正常的情况下进行，可以将政治参与划分为“常态参与”和“非常态参与”；以参与的实际效果为标准，将政治参与划分为有效的参与和无效的参与；以参与的方式为标准，将政治参与划分为和平的参与和暴力的参与
。
任何政治主体都有自己的政治目标。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国家是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按照区域划分原则而组织起来的，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和管理组织；政党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政治主体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集聚社会力量，获取广大民众的追随、参与和支持，即唤起民众。1925年3月，奋斗一生的孙中山先生在弥留之际签署政治遗嘱：“余因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要唤起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政治主体除了政治主张和政策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外，还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政治动员。政治动员就是国家、政党及其他政治集团等政治主体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开展的唤起民众、聚集力量所进行的政治宣传、政治鼓动等社会活动。也可以这样说，政治动员是政治主体为了唤起人民大众的参与和支持，从而实现预期政治目标。在从政治动员→政治参与→实现预期政治目标的逻辑演进过程中，民众广泛政治参与是政治主体实现预期政治目标的桥梁和手段，也是政治主体政治动员的最直接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入侵，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及时发布了“告人民书”，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极大地激发了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动员、召唤和鼓动下，千百万苏联热血青年奔赴战场，广大人民群众在各条战线上忘我劳动，形成了全民参战支前的局面，铸起了打败德国法西斯军队入侵的铜墙铁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就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个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对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满足农民拥有自己土地的政治愿望，动员大批农民参加革命，建立武装割据局域，开创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广泛发动和组织各阶层群众抗日，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党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壮大人民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正是因为顺应了中国人民的民意，又善于政治动员，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倾心支持和拥护，经过28年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不辱使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都是典型的政治行为，都是政治主体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手段和途径。但作为政治主体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又具有层次性。政治动员通过将更多的政治局外人和政治边缘人带进政治过程中，促进政治参与扩大化，为民主政治和政治发展提供最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推动力，从而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在实现政治目标的进程中，政治动员是最基础的层次，政治参与则是政治动员的更高一级的层次。由于这种层次性，同样作为政治主体实现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明显存在差异：
其一，两种政治行为的主体不同。政治动员的主体是社会的政治精英，而政治参与的主体则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公民。
其二，社会大多数成员在两种政治活动中所处地位不同。在政治动员活动中，社会的大多数处在被动之中，处于客体地位；而在政治参与活动中，社会多数成员处于主体地位，即便是动员型参与，有些行为也多是积极主动的。
其三，两种政治行为运行方向不同。按照比较政治学家的看法，政治动员乃是“统治精英获取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
，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运行方向则是自下而上的。
其四，两种政治学为实现途径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不同。政治参与实现的途径主要靠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自愿行为，代表着他们自己的利益，但由于实现途径的合法化，也体现出许多制度化的特征；而政治动员的实现途径主要靠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被动行为，它一般是在政治精英的领导、控制之下进行的，但由于社会大多数成员自身存在着主观能动性，又表现出许多非制度化的特征。
当然，由于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目标指向的一致性，政治动员虽然主要是政治精英的行为，但它最终是要通过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参与行为体现出来，政治动员包含着改变社会大多数成员心理状态，引导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实践中往往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起点。第一，政治动员有助于调动和发挥被动员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他们的现有动能和潜在动能的释放效果，促进政治目标的实现。第二，政治动员有助于增强被动员者对动员主体的政治认同，使被动员者同动员主体保持高度一致，为共同的政治目标奋斗。动员主体和被动员者在政治意识、文化程度及所处地位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政治动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消除两者的差异，拉近两者的距离，使被动员者认同动员者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目标，听从动员主体的指挥。第三，政治动员不仅可以培养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意识，还可以增长和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的知识与技巧，进而促进社会整体的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
。
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是人类社会很早就存在的一种政治现象，但如前所叙，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以指导政治实践却是近现代的事。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也曾指出：“在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要能够扮演这个角色（指解放整个社会的角色——书者注），就必须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在这一瞬间，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在这一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为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他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
表明马克思主义自产生始就认识到在广大无产者中间进行政治动员，聚集政治参与群体，是共产党人实现政治目标的巨大力量。
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获得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和充分参与，因为中国基本上是个农业社会，农民在全国人口数量中一直占绝对优势，农民是中国的最大群体，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历史也印证了这个结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在小块红色区域内建设和执掌政权的伟大尝试，也开创了政治动员和组织农民参与政治活动的艰辛实践。研究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地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和把握这段历史，也为我们新时期开展政治动员和组织政治参与提供了有益借鉴。
本书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比较丰富的文献资料，从政治学的角度，对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进行多方位梳理、研究和分析，并站在“回顾历史，启迪现在”的高度，总结和提炼我们党在井冈山斗争史时期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全书正文分为八部分。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政治动员。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通过政治动员，才能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才能保证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政治动员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之一，也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成就的主要经验之一。该部分内容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历史，得出我们党历来重视政治动员的结论。
第二章 井冈山斗争时期政治动员的背景分析。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必须唤起民众。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军队的主要来源是农民，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在农村，革命战争的人力物力主要来源于农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的胜利。只有激发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中国革命才能积聚强大的力量，取得最后胜利。革命成功，尽在民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主体和基础同样是农民群众。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开辟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必须开展政治动员，唤起边界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该部分内容主要是分析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安家井冈山后，发动农民，开展政治动员的缘由。
第三章 井冈山斗争时期政治动员的环境分析。湘赣边界艰苦的生存环境和复杂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培育了边界民众的决烈性格、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加上大革命时期经受了革命洗礼，边界民众革命意愿强烈。这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政治动员的有利因素。同时，湘赣边界的井冈山根据地地处偏隅，是一个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农村山区区域，民主思想缺乏、政治觉悟不高、地方主义严重、土客籍矛盾激烈等因素，影响、制约了政治动员的效果。
第四章 井冈山斗争时期政治动员的方式方法。为了切实唤起民众的革命热情，毛泽东和井冈山前委克服种种困难，针对井冈山根据地农民文化水平低、思想觉悟不高、土客籍矛盾激烈等制约因素，采取政治宣传、理论引导、红色歌谣传唱、政治教育等丰富形式，使党的政治主张、政策、策略通俗易懂，激发了边界民众参加政权建设和保卫根据地的革命热情。该部分内容旨在分析在偏僻的井冈山，我们党如何克服各种制约因素，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
第五章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组织建设与政治动员及参与。党组织建设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保障。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组织是发动民众参与的“火车头”，在引导井冈山斗争时期民众政治参与中至关重要，发挥关键性作用。加强党组织建设，成为井冈山斗争时期广泛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政治的坚实领导力量保证。
第六章 井冈山斗争时期制度建设与政治动员及参与。该部分内容叙述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政治制度建设及其在保障政治参与中的作用与意义。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边界特委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开创了我党在建立政权的同时推进法制建设的先河。1928年1月，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毛泽东即主持制定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纲领》。到1928年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普遍制定了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组织法，将权力机关的产生、职能、任期与罢免等内容，以法规的形式加以明确。为了指导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实践，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部土地法规。它不仅直接指导了湘赣边界的土地斗争，有力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也为后来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七章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政治参与及其路径。该部分内容主要阐述了农民被动员起来后，我们党和工农红军是如何引导和组织广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并运用史料分析政治参与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历史意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农民通过参与组织工农革命政权，建立各种群众组织、打倒土豪劣绅，开展土地革命、参加革命武装，保卫红色割据政权、支持根据地经济建设，打破经济封锁等路径，众志成城，打破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次又一次的“进剿”和“会剿”，创建和巩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
第八章 井冈山斗争时期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现实启示。井冈山斗争时期，虽然由于战事频繁和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边界各县农民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受到诸多限制和不足，但毛泽东和边界党组织注重充分调动农民积极参与政治热情的政策，仍给我们以重大启示和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如要赢得中国必须赢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激发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赢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必须顺应农民的根本利益；调动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必须坚持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要注重制度建设等。回顾历史，在于启迪现在。该部分从历史启迪现在的角度，总结和提炼我们党在井冈山斗争史时期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