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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引兵井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湘赣边界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新路的艰难实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工作重心战略转移的最早基地，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复兴的大本营，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道路起点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位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区域主体包括江西的宁冈（2000年并入井冈山市）、遂川、永新、莲花和湖南的酃县（现炎陵县）、茶陵县共六县，鼎盛时期面积达7200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湘赣边界崇山峻岭连绵不断，峰峦叠嶂，岭谷相间，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高山和丘陵面积，占全境总面积的85％，在遂川、宁冈和莲花等县更高达90％以上。雄伟壮丽的罗霄山脉，北起湖北的通城、崇阳、通山，南至广东的南雄、始兴，从北向南贯穿湘赣边全境，蜿蜒绵亘数百公里，湘赣边界正处其中段。除罗霄山脉外，湘赣边界各县还有许多其他山岭，如遂川县就有5座2000米以上的山峰，其中南风面海拔2120.4米，为江西省第二高峰；炎陵县有湖南省第一高峰——酃峰，海拔2115米；宁冈县有万洋山，永新县有九龙山、万年山，莲花县有武功山，宁冈、遂川、永新、酃县四县之交有井冈山，海拔一般在1000米以上，其中井冈山境内的平顶山海拔近2000米，五指峰海拔近1800米。湘赣边界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这里属典型中亚热带湿润季风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阳光充足，四季分明，年平均降雨量约1400至1600毫米，平均气温18℃左右，最高气温38℃。土地肥沃，水田以水稻土类为主，山地以红壤为主。许多从高山发源的山涧、小溪，汇成小河纵横交错地贯穿边界全境。充足的雨量、适宜的气候，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河谷盆地和丘陵地带，是粮食的主要产地。高山地区，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植物达3800余种，包括银杏、香果树、台湾松等数十种名贵植物。苍松翠柏四季常青，茂林修竹漫山遍野。油茶、油桐、柑桔、茶叶、黄麻、烟叶、药材、香菇、木耳等土特产，也是边界重要经济作物。边界的地下资源丰富，种类繁多，蕴藏有砂金、钨、铁、铜、铅、锌、稀土、石灰岩、高岭土等。
根据地境内地势险峻，山高林密，地处两省边陲，远离长沙、南昌、武汉、广州等中心城市，为敌人统治薄弱环节，有利于革命力量的保存和发展，为红色武装割据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和可乘之机；丰富的物产，为工农革命军在边界武装开展割据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给养条件。因此，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曾分析指出：“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利用山险，工农革命军在根据地建立了两块“军事根据地：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陇（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第二个根据地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重要性不及井冈山，为四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也筑了工事。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
茅坪安家，毛泽东决定率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开辟红色武装割据区域，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探索可谓是困难重重，充满挑战，其中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动员和凝聚人心，引导和坚定井冈山军民对敌斗争、打开中国革命局面及“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的决心和信心。
其一，四围白色政权，生活苦到极度。湘赣边界虽然物产丰富，但井冈山斗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摧毁刚刚建立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调集湘赣两省军阀部队不断对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致使根据地内的竹、木、油茶等物资运不出去，军民日用急需的食盐、布匹、药材等物品运不进来。“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
红军在敌人实行经济封锁后，只能用无盐煮的竹笋干和野菜充饥，数九寒天，毛泽东、朱德和广大的红军指战员仍然穿着两件单衣。由于生活极其艰苦，衣被单薄，伙食很差，营养不足，伤病员明显增多，但根据地内医药却非常缺乏，受伤和患病的指战员只能靠乡间的中医诊断，用食盐水消毒伤口，有一个时期后勤部门甚至消毒用的食盐水都找不到，致使伤员伤口发炎，伤势恶化，许多本应抢救过来的伤病员因感染而死亡。为此，毛泽东感叹：“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其二，悲观思想弥漫，革命队伍急待引导和凝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但这种转移来得突然，一是与中央的行动计划相违背。当时，中央的意图是发动四省农民武装暴动，号召共产党人拿起枪杆子去攻打城市，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却带领工农革命军来到湘赣边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为此，在1927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还受到了处分，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二是引兵井冈山是失利后被迫进行的，缺乏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毛泽东曾多次对身边人讲：我上井冈山是被逼上梁山。如1939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做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时称：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是“没法子，被逼上梁山”）。因此，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一旦遭遇挫折，革命队伍中总是有不少人怀疑这条道路的正确性。
秋收起义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的第一面旗子。但起义失利，尤其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过程中，队伍中不少人悲观失望，缺乏信心，怀疑“这红旗能打下去吗？”艰苦的斗争中不断有人脱逃革命，甚至包括工农革命军中的一些师团高级将领。1927年10月，在湖南酃县（现已更名炎陵县）水口村，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委员、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俊就以向中央汇报为名，悄然出走，脱逃革命，后来两人都成了叛徒。1927年11月在湖南茶陵湖口，经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皓、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昌剑、一营营长黄子吉又企图投敌叛变，将工农革命军的一营拉向国民党反对派方鼎英部。幸被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发现，及时告诉毛泽东，毛泽东日夜兼程从茅坪赶到湖口，才制止了这场通敌叛变活动。经过艰难的斗争，到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先后在茶陵、遂川、宁冈建立了三县红色政权，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然而，1928年3月，由于“左”倾盲动主义干扰，部队被迫出征湘南，边界兵力空虚，敌人乘虚窜进革命根据地，疯狂烧杀。当时茅坪乡工农兵政府秘书、乡支部书记谢甲开就是在通知村民转移后，不幸落入敌人魔掌。敌人对他利诱、威逼、严刑拷打，但谢甲开毫不屈服，宁死也不说出村民和党政人员下落，被敌人残忍地开胸破腹、碎尸五段，抛入河中。史称井冈山斗争“三月失败”。“三月失败”，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了井冈山的土地，但也使革命队伍中的意志不坚定者胆怯，当时根据地党内、军内又有人提出了“红旗虽然插上了井冈山，可这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1928年4月至6月，朱毛部队会师宁冈砻市，先后击破赣敌第二、三、四次“进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1928年8月，湖南省委又错误指令红军主力冒进湘南，结果兵败郴州，二十九团几乎全军覆灭，从此不复存在。敌军乘机侵入，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尽为敌人占领。史称井冈山斗争“八月失败”。这时候，一些政治动摇者、投机分子纷纷“反水”。在党内、军内又有人重提“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们认为，井冈山遭此劫难，元气大损，红旗难以再树起来了。这种疑虑还逐渐蔓延到地方群众。有一次，在茅坪坝上，宁冈大陇乡一个叫刘亮玉的土郎中特意找到毛泽东询问道：“毛委员，听人说，井冈山上的红旗打不长久了，是这样吗？”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往往发生在革命形势转折之际，或者发生在强敌围困形势严重之时，抑或是发生在由于主观指导错误导致红军和根据地遭遇挫折的情况下。这样一个疑问和悲观情绪长期存在，不断弥漫，必然涣散革命队伍斗志，成为红军和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极大障碍，对中国革命造成极大的损害。这种错误思想一出现就引起边界党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认为不首先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不克服这种悲观思想，革命就不能向前发展一步。这是中国革命当时急需解决的一个最基本问题。
其三，军事斗争频繁，必须巩固和壮大革命武装。“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
井冈山红色割据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因此，要在井冈山站住脚，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必须建立起一支政治素质好、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革命武装。但实际情况是，“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三）平浏的农民；（四）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农民，伤亡也大。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
“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
在战事频繁的井冈山，经济条件艰苦，兵源消耗极大且补充困难、人员复杂，要打造一支“历经艰难奋战而部溃散”革命武装，对知识分子出身的毛泽东而言是一个极大挑战。
其四，必须尽快动员、发动和组织群众。“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米一元钱可买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钱可买八、九斤，盐每元七斤，普通一个人的生活，有一元多钱就可度过一个月。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出产以木为大宗，茶油、米、花生、豆次之。因为地处边陲的原因，受资本经济的侵蚀颇迟，洋货业在市场不甚发达，有些地方的交易还是‘日中而市’的逢圩办法，如宁冈的茅坪，遂川之黄坳小井等是。有些地方更还是杵臼时代，如山上的农民都是用手臼打米的，只有到山下如宁冈之龙头、古城、永新等才有碓臼。经济的状态，因地域的关系（较偏僻，与交通较便利之处）与此微有不同，茶、酃、永新各县要较进步，宁冈、遂川要较落后，平地与山上又不同，平地的进步些，山上的落后些。笼统的说，边界的经济较其他地方都要落后些。人民多务农，商人及读书的占极少数，所以土豪劣绅在农村占极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也认为：“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
。在这里，除了县城有某些小型工业外，广大乡村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革命成功，尽在民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主体和基础是农民群众。动员、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就成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力量之源。但湘赣边界的农民相对封闭和保守，且历史上社会、阶级矛盾一直比较尖锐，刚开始，“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
，动员、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及其重要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