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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经验教训时曾深刻指出：无产阶级不和农民结成联盟，在农民占多数的地方，“农民就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
。苏联革命通过工人暴动取得胜利，但列宁1919年却向中国和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告诫：“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的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如何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和巩固的工农联盟争取革命胜利，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复杂新课题。
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就明确指出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党在“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强调：“至于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党在“四大”通过的《对农民运动之决议案》再次强调：“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份，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是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大革命时期，瞿秋白、邓中夏、澎湃、毛泽东等一批共产党人对中国农民运动问题从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探索。瞿秋白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全赖于两革命阶级——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
。1923年，起草党的“三大”党纲，瞿秋白提出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
。邓中夏认为农民是“国民革命”最“有实力的民众”。1923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团中央委员长的邓中夏，在团中央刊物《团刊》上发表《本团应注意农民运动》指出：“中国的经济基础……差不多完全是农业”，“新式工业不过在几个通商口岸与铁路矿山及其附近有些罢了。”农民“至少要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成分”和社会的“柱子”，是“国民革命”“一个不可轻侮的伟大势力”和最“有实力的民众”，“中国不革命则已”，“欲革命”必须有“占人口大多数之农民积极的参加”。“现在第一件要事就是去唤醒这一班群众”，“若不唤醒这般农民群众，民族的解放是无望的”。他号召中共各级党、团组织“积极分出精力做农民运动”，“做有计划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赶快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以应目前迫切的需要。”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1922年5月，彭湃就“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开始农民运动的进行”
。1923年l月，他发动农民，组织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7月又成立了广东省农会。他领导海陆丰农民以至广东全省农民，开展农民运动和减租斗争，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和主张。1925年10月18日，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会上的报告中，他对农民初步进行了划分：80％的农民可以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其中佃农约占50％，半自耕农约占30％，自耕农、雇农约占20％，并具体地分析了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受压迫的情景，认为农民在政治上艰苦万分，深受土豪劣绅、民团乡团、警察、县长、军阀等等的压迫，毫无权利和地位可言；在经济上深受地租剥削，要将一半以至2 ／3的谷交于地主，自己年年都亏本，只好靠做工、卖东西甚至鬻妻卖子来还债；在文化上则无书可读。最后得出结论：“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在此层层压迫之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革命的，一条便是死，如果不革命便只有死了。”
1925年底，彭湃在与阮啸仙为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提案》中提出：“农民就是全国最大多数的国民，中国国民革命若不得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参加，则革命断不能成功”
。1926年5月，他领导和主持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又提出：“半殖民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换句话讲，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便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在经济的观点上和群众的观点上，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占人口最大多数和占经济地位最重要的农民如果不起来，中国的国民革命绝对不能有真正成功的希望。所以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占一个最主要的地位，农民运动问题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
1923年7月至1925年底，在广州举办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担任了第一和第五届农讲所主任。1926年，他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开始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连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最早的关于农民运动的专著。和毛泽东一起，彭湃被誉为“农民运动的王”。
毛泽东是我们党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者和先驱者之一，也是农民运动的理论家。1925年前，毛泽东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和国共合作的组织工作。1925年春起，毛泽东开始“注意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1925年2月，毛泽东因病回家乡休养。在韶山，毛泽东领导创办了农民夜校，建立了一批秘密农民协会，发展了一批农民运动积极分子为党员，并创建了中共韶山支部。1926年5月，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培养了来自20个省、区的327名学员。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针对北伐中忽视和压制农民运动的问题，深刻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
11月，毛泽东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肩负起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农委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农民运动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强调全国农运“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
。为了指导当时国民革命中心——武汉地区农运和培养全国农运骨干，《计划》还提出在武汉设立农委办事处，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来自全国10多个省的800多名学员。在正确政策指导下，农民运动迅猛发展。1926年11月底，湖南54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从北伐前的40万上升为107万，到1927年1月，会员又激增至200万。湖北、江西两省农民运动也得到很大发展。湖北农民协会会员由1926年7月的3万多人增加到11月的20万人左右，江西农民协会会员从1926年10月的6000多人发展到11月的5万多人。在湖南、湖北、江西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推动下，其他省份农民运动也逐渐兴起。到1927年3月底，农会组织已遍及粤、湘、鄂、赣、豫、陕、皖、川、闽、浙、苏、直、鲁、桂、冀、察、绥等省，有组织的农民达800多万人。据武汉政府农民部1927年6月调查，全国有5个省成立省农民协会，201个县成立县农民协会，1012个区成立区农民协会，16144个乡成立农民协会，4011个村成立农民协会，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共有9153093人
。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诋毁和破坏，也遭到党内右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责难。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恶毒诬蔑农民运动“糟得很”，是“惰农运动”，组织反革命武装疯狂镇压农民运动。关键时刻，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不仅不进行有力反击，还在1926年12月汉口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制定压制和限制农民运动政策，谋求同国民党右派妥协。为了回击和反驳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在中央特别会议后，毛泽东离开武汉去长沙，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在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基础上，毛泽东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通过实地考察和分析，毛泽东指出：中国近4亿人口，80％以上是农民群众，其中70％是贫苦农民，都能积极参加革命；20％为中农，也“全部可以倾向革命”。因此，农民是一支几万万人的、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的革命大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不起来拥护并参加革命，中国革命便不会成功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并强调“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
但大革命失败前夕，陈独秀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坚持认为：“此时的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固然因经济争斗而不避免暴动，尤其在农运非暴动恐难发展。问题是在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改组中央政治局，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会议通过了共产党退出武汉政府的声明，成立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成员有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党的统治。7月13日到26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连续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通过了挽救革命的三项重大决策：武装反抗国民党；独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推动革命深入发展；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革命运动的方针和政策。1927年7月20日，中央通过的《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指出：“党在农民中的组织，过去是没有能够相当的尽其领导责任的，许多地虽然能有十万几十万的农民群众的争斗，但每每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活动，而不是党组织在那里尽其领导职任，有些地方虽然有党的组织，但没有深入群众，或者虽有组织而不起作用，或者便是农运负责同志忽视党的集体的领导而习于个人的活动，因此，我们党在农村中的一切工作每每感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概”
。8月3日制定的《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起义暴动大纲》认为：“党过去对农民革命有一错误政策，就是抑制农民保护小地主利益的政策；具体的表现便是强农民建设与小地主联盟的乡村自治，及五次大会后对于国民党种种限制农民革命的训令不加反抗，反在实际上指令下级党部执行国民党之反动训令。”
党的“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更是进一步总结和分析指出：“农民的革命运动在国民政府的境域内有了广大的发展（主要的在湖南）现在却遇见暂时的失败。”“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应当认为是共产党方面对于农民的群众暴动没有坚决的革命指导，这是由于党的指导对于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带有机会主义的犹豫及摇动政策。”“共产党应当转变过去的方向，坚决的发展与提高农民革命。如果对此问题还要继续的动摇，就有使共产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变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对于农运工作，1928年1月初，《中央致湖南省委信——关于湖南总暴动》指示：党组织“应当努力去领导农民的群众斗争，领导一切抗租抗税等等斗争，发展这种斗争到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深入土地革命斗争。”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起义遭受挫折后，我们党为了保存革命武装力量，起义部队都逐步转移到了农村，并开始在农村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形成红色武装割据。当时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创建的根据地，成为保存和不断发展了中国革命力量的新基地。毛泽东等许多从事领导起义的党的领导干部，经过实际斗争的教育和洗礼，开始形成中国革命必须先在乡村建设根据地的观念。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开始了共产党人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