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的挫折与迷茫

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年份。

这一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举起屠刀，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和“分共”，蓄意制造了一起起血腥惨案，大革命遭受严重失败。

神州大地，腥风血雨，乌云阴霾，到处白色恐怖笼罩。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大江南北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反革命高压下，一些在革命高潮时入党的不坚定分子，有的声明自动脱党，有的自首叛变，共产党员由近6万锐减到1万余人，工会会员由300万人锐减为几万人。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机关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即五人政治局），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被停职。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严正宣布：鉴于武汉国民党中央已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政策，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中国共产党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仍将与一切诚实的坚决的为实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7月中旬，中共中央从汉口迁到武昌，连续召开会议，决定联合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将党领导和受党影响的北伐部队开回广东建立根据地，继续进行革命；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独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并派遣中央委员和党的负责干部去指导秋收起义；决定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退让错误，重新确定党在新形势下领导革命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7月19日，根据中央决定，李立三等人前往党的力量较强的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驻地九江，准备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准备工作。到达九江，却发现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态度已经右倾。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聂荣臻、叶挺等当即在九江召开碰头会，研究决定：把共产党所掌握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军开往南昌，并动员贺龙率第二十军一起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中共中央接到九江急电后，完全同意并确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领导武装起义。7月24日，叶挺、贺龙、叶剑英、廖乾吾在九江甘棠湖心的小划子上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决定叶、贺部队开往南昌，参加起义。7月27日，周恩来抵达南昌，决定8月1日起义。

8月1日2时，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发动南昌起义。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合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南昌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贺龙、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李立三、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同时以宋庆龄等人的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8月3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按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南昌起义爆发几天后，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

“八七会议”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同时，还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后，8月9日，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具体部署。9月9日，中国共产党人打出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第一面红旗，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但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军很快遭受严重挫折。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迅速撤到湖南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10月7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安家，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2月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广州起义后，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向广州发动疯狂进攻，起义武装浴血奋战，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牺牲，被迫于十三日撤离广州市区，起义失败。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参加革命斗争，一部分到广西左、右江一带同农民起义军汇合。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

大革命失败后，党虽然认识到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但是，由于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性质等问题还缺乏充分认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给我们提供的经验也是先在中心城市发动革命，因此，党在各地领导的武装暴动都是在大城市进行或者都以攻打大城市为目标。“城市中心论”的思想在党内根深蒂固。在“城市中心论”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攻打和占领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大小百余次起义，都失败了。实践证明，在内无民主、外无独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总结历史，大革命失败后，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中央为什么会纠缠和迷茫于通过攻占城市夺取政权的错误思路？究其原因，一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和苏联经验的误导。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都是强调将革命的重点放在城市。俄国十月革命正是“以城市为中心”取得成功的典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通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似乎成为共产党人夺取革命胜利正确道路的选择。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更为熟悉和重视城市革命活动。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首先在城市发动工人阶级，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城市公开进行活动，发展自己的组织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为党在城市开展斗争积累了一些经验，相反，对农村斗争从整体上还普遍缺乏经历。三是缺乏对于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清醒认识和把握。由于尚处于幼年时期，党还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其实质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党的领导人还缺乏对中国政局复杂性和中国革命长期性的理性认识。四是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满腔愤恨和复仇渴望在共产党人中产生了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 dR3focRHYb49Wcnxwalvu4IKKcbSYhpAZrYwnTlUDb4Le7rDv99SKDUNiZAx19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