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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常常和壮美相提并论，但崇高的概念形态源自西方，有西方文化背景，壮美的形态源自中国，有中国文化意蕴。虽说基本上相似，但由于构成的文化背景不同，还是有些区别的。下面我们先分析崇高。
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美学原理》中给崇高的定义是：“它主要指对象以其粗犷、博大的感性形态，劲健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雄伟的气势，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使人惊心动魄，心潮澎湃，进而受到强烈的鼓舞和激越，引起人们产生敬仰和赞叹的情怀，从而提升和扩大人的精神境界。”
蒋国忠编著《大学美育》的定义是：“所谓‘崇高’，就是审美对象在激烈壮阔的矛盾、冲突、对抗过程中，具体形象地展示深刻的意义、高峻的形象和伟大的精神；同时审美主体在观赏审美对象的过程中，思想激荡，情绪亢奋，并引起人格的震撼，心灵的升华，从而获得强烈的精神性的审美快感。这种审美快感就是崇高。”
西方较系统地分析崇高的是罗马时代的朗吉诺斯，他有一篇长文《论崇高》是对凯齐留斯的《论崇高》一文的反驳。朗吉诺斯在自己书信体的《论崇高》中认为文学作品的崇高风格包括：庄严伟大的思想，慷慨激昂的感情，辞格的藻饰，高雅的措辞和尊严的结构。而从根本上说，崇高的作品来自伟大的心灵，“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是本文的核心。他认为人世间必须重视人自身的价值。朗吉诺斯说：
大自然把人放到宇宙这个生命大会场里，让人不仅来观赏这全部宇宙壮观，而且还热烈地参加其中的竞赛，它就不是把人当成一种卑微的动物；从生命一开始，大自然就向我们人类心灵里灌注进去一种不可克服的永恒的爱，即对于凡是真正伟大的，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东西的爱。因此，这整个宇宙还不够满足人的观赏和思索的要求，人往往还要游心驰思于八极之外。一个人如果四方八面把生命谛视一番，看出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伟大的和优美的都巍然高耸着，他就会马上体会到我们人是为什么生在世间的。……
对崇高从理性角度更全面分析的还有康德，他指出：
险峻高悬的、仿佛威胁着人的山崖，天边高高汇聚挟带着闪电雷鸣的云层，火山以其毁灭一切的暴力，飓风连同它所抛下的废墟，无边无际的被激怒的海洋，一条巨大河流的一个高高的瀑布，诸如此类，都使我们与之对抗的能力在和它们的强力相比较时成了毫无意义的渺小。但只要我们处于安全地带，那么这些景象越是可怕，就只会越是吸引人；而我们愿意把这些对象称之为崇高，因为它们把心灵的力量提高到超出其日常的中庸，并让我们心中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抵抗能力显露出来，它使我们有勇气能与自然界的这种表面的万能相较量。
康德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主体的自信强大。这种力量来自理性观念的力量，这种精神和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和文化修养相关，它能使人感到一种超拔的气概。它的特征主要是主体以优越的，能胜过一切的信念和力量超越对象。
壮美在中国古代称阳刚之美，或称“大”。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到齐国访问，听演奏音乐“秦”风时说“此之为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就是赞美音乐形象的至刚至大的。孔子《论语·泰伯》中颂扬尧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赞美尧的伟岸、高尚、效法天道的伟大精神的。《孟子·尽心下》谈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是孟子谈人的善良、诚实的内心品德，和谐的内心，再加上光辉崇高的境界才能称作“大”。《周易·大畜》云：“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是强调光辉伟大与刚健充实的关系。刚毅遒劲才能丰厚、充实，也才能有欣欣向荣的景象，才能生生不息。《庄子·天道》也说：“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说明庄子也肯定伟大充实完美的人格境界。这类壮美境界和景象在后来的诗词文赋中多有表现，如陶渊明《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三万里河入东海，五千仞岳上摩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清代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壮美的文章意象有如下描述：“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文章气势的奔腾激越，刚毅开阔被形象地表现出来，体现了中国古人的阳刚之气。
由前面的引述我们可以看出崇高和壮美既有相似也有区别。先分析相似：
（一）西方的“崇高”和中国的“壮美”在外形对象的表现上基本一致，西方崇高之境中体会到的对象物的“巍然高耸”、“闪电雷鸣的云层”、“无边无际的被激怒的海洋”和前面引述中国古人之境“巍巍乎”、“刚毅遒劲”、“填沧海”、“舞干戚”、“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在外形状态上没有根本差异，都是内在的心像投射到外在对象上的高大壮阔之景。
（二）西方和中国在人的主体本质力量的至高境界上都体现着人的至善，如西方的“一种不可克服的永恒的爱”，“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东西的爱”，体会“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伟大的和优美的”以及达到“把心灵的力量提高到超出其日常的中庸”，和中国的“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他们都共同推崇至善的爱和道德理性，这是崇高和壮美都应有的内容。
（三）西方和中国都推崇雄壮、刚健、无畏、英勇、坚忍不拔、气概豪迈、境界博大。从前文引述中可看出，不再赘述。
但细推敲起来，由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及其心理特征和东方有别，西方的崇高和中国的壮美也是有差别的：
（一）西方的崇高有鲜明的主体战胜对象，并征服对象的冲击力，而中国则不明显。例如康德所说：“让我们心中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抵抗能力显露出来，它使我们有勇气能与自然界的这种表面的万能相较量”，表象出的主体对对象的“较量”。又如费希特歌颂自我说：“面对威严的峭壁丛山和汹涌瀑布，眼观猛烈翻腾的火海风云，我昂首挺胸，无所畏惧。我说：我永生不死，我藐视你们的威力！来吧，你们都冲击我来吧！”
这种主体与自然对象对抗不屈的斗争精神溢于言表，而此种对抗现象在中国的壮美中是没有的。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又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孟子发扬了这种志士之气概，“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以自励。什么是浩然之气呢？孟子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又如《淮南子·原道训》：“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
这些内心活动都也有伟岸和刚毅的境界，但这种壮怀都是以“善养”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没有强大的对抗性和攻击性。由此我们可以从这些最原初的审美意识中感觉到东西方文化中人们主体性的差别。
（二）西方的主体在体验过程中有“生命力阻滞”的痛感，而中国壮美的主体与对象则是相互融合、相互欣赏。西方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就认为：崇高是想象力与理性的矛盾斗争，是由痛感转化而来的，是经历着瞬间的生命力阻滞而继之以生命力的更强烈的喷射。又如明确使用“崇高”一词，使优美和崇高成为两个范畴的英国美学家博克在《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起源之哲学的研究》一书中，就认为当庞然大物威临我们时，我们的心灵为它们所震慑，所占有，失去了活动和推理的能力，使我们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着，这时，我们的感觉是恐惧和痛苦，可如果我们和这些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些对象并不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这时我们的感觉就不是可怕而是惊叹和赞赏，这就是崇高感。而中国明代胡应麟《诗薮》中论诗之壮美、高拔时，引杜甫诗句“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并指出李太白这类壮阔句如“山随平野阔，江入大荒流”，孟浩然的诗句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些景都映射着作者的内心，都是心气的体现，虽有内心波澜，却没有明显的恐惧和痛感。
（三）中国的壮美有主体内修以及与对象比德而观照的特征，西方的崇高主体内心与对象没有比德的意识。“唯天唯大，唯尧则之”就有比德特征，如（《世说新语·言语》）孙（孙子荆）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柙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其形貌魂魄，都以相比而生，相励而增，互相激发，绝不相侵。主体与对象的相比而长是中国壮美诗词书画的特有手法，如文天祥《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天地外形之正气和主体人之正气相比而彰德，相与而壮形。又如张怀瓘《书断》上论书势之壮激亦颇有此特征，其曰：
卓尔孤标，竦危峰之石。龙腾凤翥，若飞若惊，电烻矐矆，离披烂熳，翕如云布，曳若星流，朱焰绿烟，乍合乍散，飘风骤雨，雷怒霆激，呼吁可骇也！信足以张皇当世，轨范后人矣。
书法之势乃胸襟气象，所以张怀瓘这里论书法之形状，也是在谈主体内心之境界的。其外形的“腾”、“惊”、“飘”、“骤”和“电”、“云”、“风”、“雷”都同时也映现主体心气的奔腾激越。况后文接着还明确指出这境界和人的关系“张皇当世，轨范后人”。
优美也称秀美。蒋孔阳、朱立元二先生的《美学原理》中说：“优美，即通常人们所说的狭义美，与作为审美对象总称的美（即广义的美），是两个不同内涵的概念，不能相互混淆或相互取代。优美，是与崇高相对的一种美的表现形态”。
蒋国忠《大学美育》中的说：优美，“这是人们普遍懂得、普遍欣赏的审美范畴；是关于和谐、轻盈、纯净、秀丽之美的理性概括。而纤丽、典雅、明媚、秀气、阴柔、轻灵等等，则是优美的多姿多彩的表现形态。”
朱志荣先生在《中国审美理论》中说：“优美又叫阴柔之美。优美的审美对象常常以其细小、光滑和柔和的特征，让人在安闲中得到一种适水顺情的感觉。”
优美是主体生命活力在对象中的一种静态的观照，是一种平衡的、和谐的生命形态的对象化形象的体现。这时人的精神表现的是一种静观的愉悦。
在西方，“优美”一词源自古希腊三女神之总称“哈丽特”，是一切美好、欢乐和光明事物的化身。古希腊的阿芙洛蒂忒是美的典范。和谐、鲜明、完整、统一是优美的基本形态。毕达哥拉斯认为圆球形最美，所以倡导和谐。苏格拉底强调人的心灵与品格的美。柏拉图强调心灵美与身体美的和谐一致。亚里士多德又注重真、善、美的有机统一。中世纪的宗教美学也承认美是和谐的观念，肯定美的适宜、完整、鲜明等各种特征。文艺复兴以后，优美的范畴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培根、莱辛、歌德都发现美在生动流丽，在生命灌注。18 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柏克认为优美的品质是：“第一，比较小；第二，光滑；第三，各部分见出变化；第四，这些部分不棱角，彼此像熔成一片；第五，身材娇弱，不是突出地现出威武有力的样子；第六，颜色鲜明，但不强烈刺眼；第七，如果有刺眼的颜色，也要配上其他颜色，使它在变化中得到冲淡。”
柏克这些分析都着眼于对象的形式特征，缺乏理论科学性。较科学的是康德，他认为优美只涉及对象的形式，是美的对象形式跟人的想象力与理解力之间的自由和谐的融合，是美的对象在审美主体心中引起的单纯的快感，是直接有益于生命的感觉，观赏者始终处于赏心悦目、宁静安详的审美状态。西方总的强调优美的纯洁明净、和谐舒畅、欢愉祥和等特点。总起来说优美有平易单纯、完整均衡、明丽小巧、轻快柔和、清雅光滑、细腻圆润、轻盈流畅、鲜艳亮丽等表现形态。
表现优美特征的绘画，西方在后期印象派之前特别多。典型的如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拉菲尔的《西斯廷圣母》、《圣母子》，安格尔的《浴女》，鲁本斯的《画家和他的妻子》，柯罗的《摩特芳舟的回忆》等等。有优美特征典型的音乐如舒伯特的《小夜曲》，勃拉姆斯的《摇篮曲》。
优美一般被认为相当于中国的阴柔之美。起源于《周易》的“乾”表示天德、男德，有阳、刚的特性，而以“坤”表示地德、女德，有阴、柔的特性。历代对这种优美的形态也多有欣赏分析，《世说新语·容止》品藻人物：“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娇若惊龙。’”，“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姚鼐《复鲁絜非书》中说：“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人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暧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可见这是一种绚烂、明丽、轻快、鲜艳、幽雅的境界。在文学作品中这种境界很多，如王维《山居秋瞑》“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一种皓月当空，波洒松枝，泉水清凉，水流轻淌的静谧幽雅去处。杜甫《水槛遣心二首（其一）》“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是鱼儿在小雨中游上水面，燕子在微风中倾斜滑翔的一派春天的盎然意趣。杜甫《夜宴左氏庄》“风林纤月落，衣露净琴张。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描写弯弯的月亮静静地落在轻风吹拂的树梢上，主人在稀薄的露水下弹着优雅的乐曲，潺潺流水从花径下流过，繁星点点映衬春色中的草堂，一幅多么优美恬静的山庄景色。又如杜甫《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一曲弯弯的清水绕村而过，漫长夏日的江村是这般的悠闲清静，燕子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群鸥亲昵地戏游与行人亲近地相伴，也是一幅优雅纯净、悠闲自在的农家村落。又如刘禹锡《竹枝词》之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写的是少女思春，看着明镜般清澈的江水，听到钟情少年的歌声，又喜又怨，猜不透少年对自己是否有意。“晴”、“情”双关，既表现出迷思，又表现出忐忑不安。诗的感情清新质朴，优美自然。
中国优美风格的艺术作品，古典名画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展子虔的《游春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陈洪绶的《扑蝶仕女图》等。古典音乐如唐代的《霓裳羽衣曲》，明代的《良宵引》及近代的《姑苏行》和《平湖秋月》等等。
要分清优美的特性，最好是和崇高（壮美）作一个比较，优美和崇高在主体心理的感觉上和客体对象的形式上都是不同的。
（一）主体的心理活动
第一，在主体的心理活动上，崇高突出的是压力下的反弹、扩张，而优美突出的是心理的平衡、和谐及宁静的愉悦。康德就认为美感是一种惠爱，平静而愉悦，直接携带着促生命的感觉，而崇高感要经历瞬间的生命力阻滞而继之以生命力的更强烈喷射，即由惊叹乃至恐惧转化为对理性力量的自豪。并且认为崇高呼唤理性的高扬，理性的高扬会导致主体在心理上因压倒对象而愉悦。这种精神会引向人的奋斗和对抗。如“里普斯认为，崇高的感情毫无例外地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力量的一种感觉，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力量的扩张。我们把这种力量自发地投射到对象中去。”
这种感性活动容易培养起人的进取精神，斗争精神，特别是扩张意识。而优美是从宁静的、和谐的、安详的观照中，激活着内在的生命力，提升着内在主体的善，促成着主体的心灵对理想的向往。它能平静地、不知不觉地滋润人的心田，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给人以深远的，余味深长的心灵感化。
第二，崇高的主体和对象如前所述有明显的对立意识，而优美在感情上是亲近的，是主客体的一种契合状态，在审美活动的观赏过程中情景相融，物我两忘，或移情于物，情随景生，内心的情感在恬静的向往中得到深化与升华。心灵产生一种自然而然的愉悦，一种生命意识深处的对人生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大有进入“呆”和“怠”的状态，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在深层的生命力境界上相融相契，并且受了这种感受的生机活力影响，从而仿佛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
第三，崇高中洋溢着一种英雄的奋进精神，催人奋发，它让人不易安于现状，而去不断地进取。而优美中散发着一种热烈的爱慕激情，让人心灵净化，使人提升道德境界，悠然产生一种神圣感、永恒感、尊严感。在审美意识的弥漫过程中，他会有一种看重自己，友爱他人，奉献社会的高尚的责任意识。
优美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生命的深层意识活动，他也是人最普遍的，最恒常的审美需要。人们对优美的喜爱与追求是共通的，它会给人一种轻松愉悦，舒适畅快、恬静温柔、心旷神怡的感受。是人生存压力的舒缓剂，也是复杂艰难的人生旅途中人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精神抚慰。
（二）客体的形象比较
康德对崇高的客体从“力”和“量”两个方面作了分析，区分出“力学的崇高”和“数学的崇高”。力学的崇高表现为一种力量上的无比威力，人要抗拒它显得太渺小了；数学的崇高是指对象的体积和数量无限大，超出人们的感官限度，如茫茫天宇，它们都呼唤理性的高扬。而优美的客体对象往往显得娇柔妩媚：如S曲线的形式，幽雅恬淡的氛围，明快柔和的色调，生机盎然而韵味无穷的风景，含蓄而动情的笑容，文静而优雅的言谈举止，真诚善良而宽厚热烈的情怀等等。
总括起来看，崇高的审美对象是高尚的、奇险的、不常见的、特殊状态下的现象，但却是激活审美主体激情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情感活动。而优美的审美对象往往是和谐的、均衡的、恬淡的、舒缓的、隽永的、较常见的，较一般的状态。所以人们接受最多的是优美的对象。优美和崇高对人生的情感和境界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相互提升的过程。人的心田既需要剧烈的震撼，强烈的刺激，也需要轻柔的抚慰，优美的陶冶。人的生命节律本身需要有张有弛的调节，刚柔相济历来是中国古人自我修养的内容之一。我们既需要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的激烈奔腾，也需要《姑苏行》的轻柔舒缓。壮美和优美既是自然多样性的生存方式，也是生命主体的内在多样性活力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