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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性日益凸显，经济往来、信息交流和人员往来空前活跃。翻译作为交流之媒介，出现频率越来越多，其角色逐渐由后台走向前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在今天的“地球村”里，跨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翻译的中介而实现的，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面临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无论文学和其他精英文化形式多么萎缩，翻译仍将在人们的文化知识生活以及日常交流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只是翻译的领地已经在逐步扩大，它远远地超出了语言层面的转换”。（王宁 2009：37）“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几年中，翻译和翻译工作者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地缘政治的边界常常被重新划分和跨越，对于那些以往几乎没有什么接触的人来说，翻译已经成为一种日益迫切的需要。（许宝强、袁伟选编2001：227）因此我们认为翻译行业正处在一个黄金时代。贸易、文化、和平、人道等都离不开翻译，翻译在历史上从未如此不可或缺。请大家试想一下，世上一日无翻译会怎样。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电视台，报纸等等，都将鸦雀无声。（贝蒂·科恩 2005：1）不仅是现在，“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翻译一直起着推动文明进程的积极作用，季羡林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例，强调了翻译的重要性：“英国的汤因比说没有任何文明是永存的。我本人把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退，消逝。问题是，既然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展过程，那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延续不断一直存在到今天呢？我想，这里面因为翻译在起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偌拿河流来做比较，中华文化这一条河流，有水满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印度来的水，一次是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林煌天，1997：季羡林序）可是，人们对翻译工作的理性认识远低于它在人类交往中和全社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通过翻译作为桥梁的交流史，可是翻译的待遇与他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形成鲜明反差，直到文化误读让人们付出惨重代价为止。在未来的世界里，也许有人惊呼”不译则亡“。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平常很少为公众所了解，只有当交际失败，造成秩序混乱或致命事故，有时甚至是战争时，才会被公众加以关注。（许建国 2009：102）据报道，美国国家情报局于“9.11”前一天就截获了恐怖分子暗示第二天可能会有大动作的谈话，但这份阿拉伯语的情报直到 9 月 12 日才被翻译出来。设想假如这份情报在“9.11 事件“就被及时翻译出来，也许一切都会改变。由此可见，没有及时、准确的翻译有时对社会、对国家将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刘琳琳，2003）然而，一方面翻译被理解为简单的机械般符码转换，付酬不仅低于一般的脑力劳动，也低于一些服务行业的体力劳动，国家出版署制订的英汉翻译价格依然是九十年代初的每千字 40元，不过最近提高到 60 元。无论是付酬和地位都无法体现社会和业界人士对译者应有的尊重，除了当下同声传译付酬体面之外（一小时按千元或数千元计）；另一方面，翻译的智力付出和脑力艰辛成为天底下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而全球化时代翻译的核心价值又体现在跨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我认为最大的问题（也是人们最广泛的关注和兴趣）将集中于文化翻译。21 世纪人类文明肯定将向多元化发展，这一点实际上已成定势，并不是什么理论家个人“标新立异”的高见。道理很简单：多元化经济及社会形态已成定势，经济及社会形态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文化的多元化，所谓“大一统”式的文化乌托邦，实在只是一种碍难让历史为人类打开更广阔之门的幼稚的梦想。以全球多元经济形态和多元社会形态发展为导向的多元文化形态之间的交流将向翻译学提出更新文化翻译观念和方法论的一系列难题。（刘宓庆 1999：8）再看教学领域，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概念大部混同，学科建设不仅落后于国外而且落后于港、澳、台地区。国外的翻译学科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共有政府资助的大学 8 所，除香港科技大学以外，其余七所（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公开大学）或设有翻译系，或设有翻译（学）研究中心。其中，中文大学翻译系成立于 1972 年，是两岸三地翻译专业系（所）第一家。这七所大学都授予翻译类学士学位，中文大学、浸会大学等还授予翻译专业硕士学位及以翻译研究为方向的哲学博士学位。（杨晓荣 2001：72）成立于七、八十年代的港、澳、台翻译教学、实训和学科建设都比内地成熟，而且授课内容以市场为导向，各个院校翻译专业也是各有侧重避免互相倾轧；例如：浸会大学翻译课程主要培养传媒翻译；城市大学以法律与科技翻译为主；中文大学则以机辅翻译为两年制研究生班的主攻方向；理工大学除法律翻译外，还有商务翻译等非文学翻译项目；岭南大学则以文学文化翻译为特点。（穆雷2007 13）与内地教师相比之下，多数教师实践经验缺乏而且译学知识不够，授课多属拾人牙慧，甚至照本宣科，没有实现翻译课教师实践楷模的效用。有些甚至把翻译课上成精读课，没有激发起学生学习的热情。此外，翻译牵涉汉语和汉文化、英语和英语文化和厚实的语言实践基本功以及广博的知识面。在当今社会，浮躁和急功近利思想弥漫整个学界和教育界的背景下，翻译教学要实现其内涵式发展道路任重而道远，因为当前一部分教师就是浮躁教学的产物，他们虽然手持各级别的学位证书，但是他们可怜的人文积淀无法使他们承担这一复杂的脑力挑战。他们正在把浮躁之风传染给更加浮躁的下一代。应试教育带来的急功近利的思想以及捞文凭和学历“大跃进”的社会氛围使得翻译优秀人才和优秀翻译作品越发变得稀少甚至绝种。2010 年度鲁迅翻译文学奖各级别奖项全面落空，无不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和中国翻译质量的沦落。翻译市场的混乱和译本质量的低劣以及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宣传的低效度，对我国文化输出构成了障碍，形成了严重折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经济总量排在第二位以后，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社会却微乎其微。这对当前翻译教学提出了挑战，因为现行的英语教学课程设置落后、师资缺乏实践技能，加上陈腐的教学思想和僵化的教学方式都无法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合格跨文化交际人才，所以英语人才因不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遭社会冷遇，成为社会上最不好就业的十大专业之一是当然之事。扩招和质量下滑葬送了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一方面毕业生供过于求，揭示出我们学科建设缺乏宏观统筹性和市场对接性；另一方面，长期以来误把认知能力等同于交际能力或翻译能力。认知环境下教育出来的学生，由于本身的教育缺陷，高分低能、不适应社会需求，市场的饱和迫使许多毕业生实际干的工作是原来高中毕业生的活或与专业无关的工作。翻译离我们越来越近，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确实离不开翻译，就像我们也同样离不开语言和文化一样，我们每天至少要通过不同的形式接触到翻译过来的文化，因而它已经侵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且渗透到当代文化的各个方面。（王宁 2009：240）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生活在翻译时代，因为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翻译为社会服务的全方位和全天候的特性，翻译人才培养经历着历史性变革，就像翻译研究一样。在当今中国外语界，文化趋向的翻译研究和文化视角的翻译教学的推广势在必行。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为我们在国际社会开拓了更广阔的文化发展空间，中国的声音在国际社会有了一定的份量。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需要走向世界。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桥梁的角色扮演好坏直接影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整体翻译质量不高大大影响和阻碍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广泛深入交流。举例来说，翻译的问题甚至影响到中国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悲哀。诺贝尔文学奖项评委马悦然就认为，中国近百年无获奖者的关键问题是没有好的英文译本。（许建忠 2009：131～ 132）在国际社会经济日益强势的中国，需要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提供高质量的技术人才和智力支持，在对外输出技术层面上加强我国的对外宣传的效度。翻译不再视为语言学领域的换码技艺而是国与国之间文化软实力较量的一部分。韩国人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强大之后，实感韩国文化影响的局限性。于是，在八十年代发起了翻译让韩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战役。经过二十年奋斗，韩国文化产品伴随着三星电器风靡全球，成为远东地区强势文化强国之一。在“韩潮”的冲击下，中国的年轻人中掀起了一股学习韩语热，以便更好地欣赏韩国青春派影片，追逐时尚韩国文化。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大大逊色。当经济领域的中石化、中移动向世界 500强挺进时，我们的文化企业却拿不出一个名扬世界的品牌代表；当美国利用中国的花木兰故事拍成电影成功占领中国市场时，中国的创意产业几乎为零。全国 500 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不及德国贝塔斯集团一家的年收入。（任仲平人民日报 10 月 15 日 01 版）当前中国文化在国际市场面临的尴尬；一是因为我们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忽视了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尤其是对外文化输出翻译的核心力量。翻译是人类历史最悠久的活动之一，几乎与语言同时诞生。从原始部落的亲善交往，文艺复兴时代古代典籍的发现和传播，直至今天世界各国之间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的频繁交流，维护世界的稳定和持久和平，翻译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廖七一 2001：1）不过，中国也有令人可喜的现象，刚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一次以文化改革发展为主题，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行动纲领。其中包括强化文化“走出去”战略。翻译教学和研究经过教育专家和业内人士的共同努力，在中国初步确立了翻译学地位，对翻译的认识正在由感性向理性发展，从简单的翻译实践与理论到翻译学的社会属性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在翻译学研究和翻译教学领域的研究维度上有了空前的拓展。随着西方翻译理论的系统译介和国人翻译理论的不断发展，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尤其90 年代以后，翻译学在中国有了迅猛发展，“翻译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在我国首次被列入教育部专业目录并批准招生，就翻译专业学科建设和发展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庄智象 2007：2）教学理念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创新，为各行各业培养了大批翻译工作者，为全球经贸、政治和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不同的翻译领域中，经济和科技的翻译相对有章可循，而且随着信息处理量增多计算机辅助翻译应用空间增大，但是文化翻译则非其然，绝大多数非英语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是通过翻译引入西方文化相对容易，但将本国优秀文化输出时却困难重重，逆水行舟，举步维艰。文化异质性和经济上的弱势造成的交际障碍已成为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统计数字表明，北京出版商 2001 年从美国人手中购买了 984 部作品的翻译版权，而美国人只购买了不到 100 本（见 1998 年 6 月 3 日的《中国商务出版周报》）。中美之间文化交流出现的这一严重逆差，说明了我国在经济走向强势的同时，文化软实力却没有相应提升。2006 年 4 月 5 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题为《中国寻找新的发展理念》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物资力量高速增长的同时，文化吸引力或软力量的建设却没有跟上……文化复兴是实现强国梦的必备条件。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就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文化振兴是中国新战略理念构建的根基。我们文化交流方面技术性的落差和建设上的落伍，影响的绝不只是市场的份额的大小、产业较量的失败，更关乎意识形态主动权的得失、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面对如此的窘境，翻译作为我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瓶颈其研究已经摆在我们重要的日程上，当然如何应用科学的翻译思想提高翻译教学质量、培养过硬人才也是我们研究的方向。在国际社会，我们的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跨文化意识文本。把翻译作为增强文化软实力来研究，顺应当前经济全球化随之而来的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因为文化全球化过程是翻译过程，全球化文化是翻译文化。提升中国国家形象需要有效输出中国文化作为西方认识中国的语境，减少因文化背景缺省带来的误读和冲突，而有效输出的关键是翻译的认识、翻译的研究和翻译文化意识的提高。所以，增强翻译文化软实力促进对外宣传是依照科学发展观求实创新的具体体现，对它的研究必将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翻译的理性意识，指导人们翻译的跨文化视角的运作，通过重塑文本以达到重塑形象的目的。只有翻译文化的文本才是普世文本和顺应文化趋同的文本，也只有翻译文化文本映照的民族或国家才能获得全球最佳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