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效率的含义

平等可以是抽象的、普遍的、绝对的甚至是永恒不变的，但正如我们在第一节已经指出的，公平则永远是具体的、相对的、历史的。这是因为，人类在追求平等之前首先必须生存。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 用哲学的术语来说这就叫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要解决吃、喝、住、穿问题，要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就必须讲效率。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效率——亦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仅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之内容，而且还同时直接决定着人们对“公平”的不同理解。

例如在原始社会，在以石器、木棍为主要工具且没有剩余食物、单个人无法独立生存、没有保留战俘的条件和理由的条件下，集体占有生产资料、集体劳动、平均分配食物、集体复仇、杀死战俘等等就被认为是公平的。而随着铁器的使用和农业的发展，当一个人的劳动产品除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还有剩余时，把战俘变成奴隶、为了防止暴动和逃跑给奴隶套上枷锁等等也被认为是公平的。

同样，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能战胜封建制度，与其说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更合理、更公平，不如说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更高的效率，不如说是由于资本主义创造了更多、更大的生产力。以机器的普遍采用为标志的产业革命，成百上千倍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取代了封建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总而言之，资产阶级正是靠它的高效率、靠它所创造出来的如此之巨大的生产力才最终战胜了封建阶级。

什么是效率呢？效率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概念。它最基本的含义是指单位生产要素在单位时间内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生产要素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虽然我们可以简要地将其划分为劳动者、劳动对象、生产工具三大类，但每一类都还可以划分为无数细类。例如仅劳动者这一要素就还可以分为体力、经验、技术、创造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管理能力等等。显而易见，生产要素中任意一项的改变都会引起效率的改变。

按照作用领域和计算范围的不同，效率可以分为生产效率、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

生产效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它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测量指标。理论上它可以有多种测量方法，但通常人们是以每名工人在单位时间（每小时或每天）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来计算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工人的熟练程度和工作经验、新技术的发明和创造，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以及管理方式等等。例如在产业革命过程中，1733 年飞梭的发明就使织布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一下子提高了一倍，而到了 19 世纪中期，由于机器的普遍采用，一个纺织工人每小时所织的布相当于 1733 年的 200 倍。现代技术无疑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基本、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正如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所描述的：“现代技术不仅生产得既多又快，而且还能生产出靠以往的手工方法无论如何也生产不出来的东西。最好的印度织匠也织不出像骡机所织出的那样纤细、那样均匀的棉纱；18 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所有的铁匠铺合在一起，也生产不出现代轧钢厂所生产的那样大、那样平滑、那样同质的钢板。更重要的是，现代技术已经创造出了前工业时期人们几乎无法想象的东西：照相机、汽车、飞机、从收音机到高速电脑的全套电子产品、核电站……结果，不仅是产品的数量剧增，产品和服务的种类也大大增加了。现代技术的仅此一项结果，就比自火的发明以来所有其他事物都更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显而易见，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盛衰。而劳动生产率、其中特别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可以说就是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指示器和晴雨表。不仅如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判断一种社会制度先进与否，最基本的依据就是看其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看其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样一来，劳动生产率就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尤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列宁深刻地意识到了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意义。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曾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社会制度胜利取得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因此他强调：“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他所说的发展，其核心内容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如果效率仅仅是指劳动生产率，那么强调效率优先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人类毕竟首先必须解决吃、喝、住、穿等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哲学、法律、伦理等活动。问题仅仅在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事在人为，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也就归结为如何调动和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问题。

由于对人的本性有人之初性本善和性本恶两种不同的假定，因此，对如何调动和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有两种根本不同的主张。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者大都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他们认为，饥饿和贫困完全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人类的生产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例如一位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古斯塔夫·穆勒曾这样写道：“任何一个公民本来都不应该遭受贫困。我们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我们所生产的能够满足全体公民的需要。只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恶意和组织的不健全，才使人们看不出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由社会集体占有生产资料，根据全体成员的需要来组织生产，由此就可以避免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整个社会生产就会出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有序状态。社会民主党人则主张建立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此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还用穆勒的话来说就是：“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在实现了普遍选举权之后，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建立一套社会保障制度并从而为本国公民提供真正的安全……只有当疾病、事故、年老、失业等业已发生而贫困却并不随之而来的情况下，这种保障制度才可以说是健全的。” 可是，当饥饿、贫困等生存压力消失以后，人们是否会变得“乐不思蜀”，不求进取，无所事事了呢？社会主义者们相信不会。社会民主主义者相信，一旦能够从物质生活的困扰中解脱出来，一旦能够排除失业、事故、疾病等等的后顾之忧，人们就会更加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工作效率就会大大提高，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整个社会经济就会进步繁荣。马克思主义者也相信，当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以后，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会空前爆发。特别是由于排除了不必要的竞争，任何新的发明和创造都会立即在全社会普遍推广，这必将极大地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甚至会把劳动从谋生的手段变成一种乐趣，变成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

绝大多数自由主义思想家都相信人之初性本恶。他们认为，人们只有在压力和刺激之下才会竞争、才会拼搏、才会冒险、才会进取、才会开拓、才会创造，从而才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反之，“如果社会政策的目的对每一个人从一出生就给他全部安全，保护他绝不冒任何风险，那就不可能希望他的才能、智力、企业雄心以及其他人类品德充分发展。” 社会既然要鼓励竞争、鼓励进取、鼓励冒险，那就必须有足够的刺激措施。用我国那句古话来说叫做“重赏之下必有勇士”。用福山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不单单允许而且必然需要一种有节制并且具有较高层次的优越精神，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战胜竞争对手。在亨利·福特、安德鲁·卡内基或者泰德·特纳等企业的层次上，消费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动机；一个人拥有的房子和汽车甚至妻妾数量都是有限的。当然，这种人在追求超大量的金钱时表明他存在着贪婪的一面，但这些金钱与其说是获得个人消费物资的手段，不如说是他们作为企业家的能力的显示。他不会去冒生命危险，但他们看重自己的财富、社会地位和名誉，把它们作为一种荣誉来追求；他们工作非常努力，牺牲微小的喜悦以换取更大的无形的快乐；他们的工作经常体现为产品和机器，用它们来表示他们对大自然这个最强大的主人的非凡征服。” 福山不相信马克思所设想的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他说：“尼采相信某种程度的优越意识是生活本身的必要前提条件，他的这一观点绝对正确。如果没有一个人想被认可为比别人好，也不承认此类欲望基本上是健康的、善良的，则任何一个文明都几乎不会产生艺术或文学、音乐或文化生活。没有相当多的高素质人才选择国家机关工作，社会就得不到很好的管理，经济也不会充满活力，手工业和产业也将会失去高雅和变化，技术永远处于二流水平。而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能力与其他充满优越意识的文明相抗衡，因为这些文明社会的公民都乐于抛弃安逸而为拥有统治权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福山认为，这种优越意识，即尼采所谓的统治意志，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任何一个文明要存在、要发展，都必须承认、激励这种优越意识。例如在美国，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的确得到了社会足够的认可和激励。但这种认可和激励虽然主要体现在经济收入上，但经济收入上的不平等势必会导致包括政治地位在内的整个社会地位会的不平等，会导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原则的破坏。即使如此，福山认为，为了保证社会发展的活力，为了保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自由民主的原则也必须让步。他说：“倘若自由民主有一天会被优越意识所推翻，其原因肯定是自由民主需要优越意识，而且绝对无法仅在普遍的、平等的认可的基础上继续生存。”

以上我们仅仅讨论了作为效率之一部分内容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发现，即使在这个几乎是纯技术、纯经济的方面，效率也与公平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我们进一步考察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时就会发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联系还要密切，还要错综复杂。

如前所述，劳动生产率也叫做生产能力（productivity），通常是以每名工人在单位时间（每小时或每天）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来计算的，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重要尺度。生产能力只是一种可能的生产力，它要转变成现实的生产力还需要一系列社会条件。例如用拖拉机耕地无疑比用铁锹翻地效率要高好多好多倍，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农民都用拖拉机耕地，因为使用拖拉机意味着一笔巨大的投入。农民在决定是否使用拖拉机之前不仅要考虑人力的投入，而且要考虑使用拖拉机以及相关的道路设施等所有投入。不仅如此，有些土地，例如花园中的小块土地根本就不需要使用拖拉机来耕作。这里所涉及的就是经济效率问题。简要地说，所谓经济效率就是总投入与总产出的比率。任何一个企业、特别是营利性企业，总是会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投入，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在这里利润的大小即反映着一个企业经济效率的高低。但是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一个生产奢侈品的企业，其经济效率可能很高，但如果很多企业都来生产奢侈品，这对全社会来说可能就是巨大的浪费。一个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可能获得暴利，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可能是一个灾难。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所谓经济效率最根本的是现有经济资源的利用与满足其国民和社会成员物质、文化需要的程度。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问题，因为，人类忙忙碌碌地组织社会生产，其最终目的当然是满足消费，任何最终不能被消费的产品，无论由于何种原因，都是没有效率的。

那么，怎样配置生产要素最合理、最有效呢？在所有生产要素中，劳动力无疑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而劳动力的配置实际上就是社会分工问题，即一个社会应该由哪些人来从事哪些工作的问题。在这里，美国 1776 年的《独立宣言》代表着西方最流行的观点：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从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不可转让的权利即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近代资产阶级最反对的就是封建社会那种由法律规定谁是国王、谁是贵族、谁是农民、谁是铁匠、谁是木匠的制度。它认为，每个人都有同等的自由和同等的权利来选择自己认为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的职业，即有同等的追求幸福的权利。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都做最有利于自己的事情，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秩序。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这样论述道：“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社会上，除乞丐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靠别人的恩惠过活。” 一句话，凭借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每个人都会得到适合于自己的工作，都会得到自己所需要的货物和服务，所有生产要素都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和价值。

既然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进行自由选择，会不会发生冲突呢？会不会出现像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政府状态呢？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认为绝对不会。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只是强调公平竞争，而不是自由放任。哈耶克说：“自由主义的论点，是赞成尽可能地运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而不是主张让事态放任自流。它是以这种信念为基础的：只要能创造出有效的竞争，这就是再好不过的指导个人努力的方法。它并不否认，甚至还强调，为了竞争能有益地运行，需要一种精心想出的法律框架，而现存的和以往的法律无不具有严重的缺陷。它也不否认，在不可能创造出使竞争有效的必要条件的地方，我们就必须采用其他指导经济活动的方法。然而，经济自由主义反对以协调个人努力的低级方法去代替竞争。它将竞争视作优越的，这不仅因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人们所知的最有效的办法，而更因为它是使我们的活动在没有当局的强烈和武断的干预时能相互协调的唯一方法。确实，赞成竞争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它免除了对‘有意识的社会控制’的需要，而且，它给予每个人一个机会，去决定某种职业是否足以补偿与其相关的不利和风险。”为了实现有效竞争，哈耶克强调：“市场上各方必须应该自由地按照他们能找到交易伙伴的价格进行买卖，任何人必须应该自由地生产、出售和买进任何有可能生产和出售的东西。进入各种贸易的通道也必须在平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法律必须不能容忍任何个人或集团通过公开或隐秘的力量限制这些通道。”

竞争意味着优胜劣汰，其结果必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为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生存，工人们常常不得不苦练技术，不得不增加劳动强度，有时甚至还不得不降低工作条件。同样，作为企业主，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胜出，他必须千方百计地改进技术，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千方百计地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虽然人们在主观上都是在为自己考虑，但在客观上这无疑会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会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不过，为了提高竞争实力，企业家们还必然拼命地增加资本的有机构成，拼命地剥削工人，拼命地扩大生产规模。正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所指出的：“竞争导致不择手段地、无目的和无计划地制造商品，还要冒找不到顾客的危险。” 马克思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单个企业生产严密的组织计划纪律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比例失调。特别是与此同时，由于先进技术的采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排斥工人，而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对就业人员的待遇又形成巨大压力，也就是说，在资本家盲目地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使广大工人群众有效购买力的下降。这两个矛盾交织在一起，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危机。其一般特征是：大量商品找不到买主，信用关系遭到破坏甚至瓦解，物价下跌，银根奇短，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整个社会生产急剧萎缩。这种危机自 1825 年第一次在英国爆发后，每隔 10 年左右就会周期性地爆发，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常态。特别是 1929～1933 年的那次危机，它使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一下子倒退了十几年。在危机最严重的 1932 年，德国的工业产值仅相当于 1929 年的 59％，美国仅相当于 1929 年的 53％。1932 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失业率平均达到了将近三分之一。为了刺激生产，保证商品的价格和利润，资本家常常要把人类已经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大批产品销毁掉。在 1929～1933 年的这次危机中，美国资本家就把大量的玉米和小麦当作了燃料，把大批棉花毁在了地里，把 640 万头猪抛入了密西西比河；英国的资本家将整船的橘子沉入了海中；巴西销毁了 2200 万袋咖啡，丹麦毁灭了 11 万头牲畜……但是在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失业工人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处在饥寒交迫之中。人类居然要把自己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自行销毁，这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是对人类理性的严重亵渎，从而当然是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

由上述可见，以自由竞争的方式来配置生产要素，能够取得经济效率，但这种效率往往是局部的、暂时的。不仅如此，自由竞争原则虽然在法律上承认“人人都享有平等的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实际上，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得人们的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等等都会造成巨大的差别。在竞争中成功的人们凭借金钱在许多社会领域能够捷足先登，获得许许多多法律上所谓平等的权利和方便。而竞争中的失败者，包括破产的小生产者和资本家以及失业的工人则往往被剥夺尊严、剥夺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有些人甚至被剥夺生命。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类组织为国家是为了过优良的生活的，一个国家的兴旺，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大批的失业人口事实上是被排除于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这势必导致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甚至可能导致社会解体。资本主义初期经常发生的捣毁机器、焚烧厂房、殴打厂主，以及后来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及武装起义就是这种社会矛盾的表现。在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这种矛盾再次被激化。例如在美国，在这次危机中共发生了 2700 多次工人罢工，参加人数超过了 350 万；1930 年 3月，还爆发了以失业工人为主体的全国反饥饿游行示威，参加人数达到了 125 万，示威席卷了美国几乎所有主要城市，示威工人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是：“不愿饿死——必须战斗！”1932 年 5 月还爆发了一场由两万多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组成的由各地向华盛顿的“饥饿进军”，要求政府发给退伍军人生活补助费，结果遭到政府的开枪镇压，酿成了有 100 多人死伤的“血腥星期四大屠杀”惨案。这些反抗、冲突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也必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仅仅追求局部的、暂时的经济效率、仅仅调动一部分成员的积极性、仅仅发挥一部分生产要素的作用还不够。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要追求的是整体的、长期的效益，要充分发挥和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充分发挥全部生产要素的作用，要实现全要素效率，这就是社会效率的内涵。可以看到，一旦实现了全要素效率，实现了整体的、长期的、社会效率，也就实现了社会公平。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一种努力。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保证社会协调、稳定地发展，马克思开出的药方是：消灭私有制，由社会集体来占有生产资料，根据全体成员的需要，有计划、按比例地来组织社会生产。前苏联以及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即所谓传统社会主义进行的。不可否认，这种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在历史上曾经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凭借社会主义制度很快就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长期、稳定、高速发展的态势。特别是在1929～1933 年的经济危机期间，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倒退、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整个制度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苏联社会主义则处在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高效率发展之中，而且正是凭借这一时期的高效率发展，才为苏联后来打败德国法西斯、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我们国家的情况与前苏联有共同之处。经过 8 年抗战和 3 年解放战争，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国内经济可以说是千疮百孔、百业待兴，国外则面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挤压，但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该制度某些特有的优势——例如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集中资源做大事——经过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我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了我们自己的工业体系。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特殊的条件下，我们还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发射了人造卫星。

但是，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最大弊端是无法保证中央的计划能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相吻合。在传统社会主义中，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事实上都集中在中央政府中。在那时，我们国家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要做革命一块砖，天南海北任党搬”。在这种体制下，劳动者个人的兴趣、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显然难以发挥。对于企业来说，一切生产活动也要根据计划来进行。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多少都要依据计划。马克思本来的设想是根据全体成员的需要来组织社会生产，但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事实上变成了根据计划组织生产。计划是自上而下下达的，没有任何机制保证它能够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况且，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且不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是在几年前，谁会想到，像移动电话、个人电脑、私人住宅、私人汽车、国外旅游、度假等需求会变得如此普遍呢？这些需求又怎么能被列入生产计划呢？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瑞典一家报纸就曾刊载了这样一幅讽刺苏联计划经济的漫画：一家五金工厂的工人抬着一颗巨大的钉子，敲锣打鼓地到政府报喜：我们的生产计划提前完成了。因为如果按重量计算，生产大钉子显然比生产小钉子要省时省力。而如果要抓成本，被服厂则肯定要生产小号的鞋子和小号的衣服。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厂家只管生产，销售则是商业部门的事。因此，在前苏联和我国计划经济时期，都出现了一方面大批产销不对路的产品积压在工厂和商店的仓库，而另一方面，像肥皂、洗衣粉、肉食、蛋类、香烟、酒类、纺织品以及粮食等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用品则奇缺。不得已，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都曾经对包括粮食和布等各种日常用品生活实行配额供应。这样，马克思所设想的“根据全体成员的需要组织生产”就变成了“全体成员根据计划进行消费”。这显然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显然不可能取得长足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会不断加大，应该有大批劳动力从农业分离出来而进入工业，有大批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工业甚至还吸纳不了它自己的新增人口，于是在我们国家竟出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政策：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国的经济结构也迟迟未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在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率方面不尽如人意，从而在社会效率上也无从谈起，那么，它在社会公平方面是否克服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或者说做得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好呢？并不尽然。传统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虽然在理论上归全体人民共同占有或集体占有，但实际上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却掌握在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手中。就此而言，传统社会主义的确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加公平，因为在政府面前大家都等于零。在那种体制下事实上个人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可言。诚于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在职业选择这个个人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上，个人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不论愿意与否，事实上只能听天由命，只能“天南海北任党搬”。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机会均等。因为无论在前苏联还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发展重工业都曾采取了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政策，那时候城乡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存在着巨大差别，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受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问题上是有重大差别的。由此而形成的我国经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除掉。不过，由于政府在实际上掌握了生产资料，掌握了人们的就业、升迁和发展机会，因此它也就很容易控制社会收入的分配。在那一体制下，虽然也有工资差别，但在同样资历、同样身份的人中几乎没有差别，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为了体现平等、体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那时候我国还特别压低了知识分子的工资收入，甚至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即在收入上做脑外科的不如理发的，研制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在日常生活品的分配上，这种平等原则几乎达到了极致，如从国务院总理到基层工作人员，每个人一律都是每月 30 斤粮食、每年 6 尺布。这确实再平等不过了，但是这公平吗？因为每月 30 斤粮食对 1 米 5 几的邓亚萍可能差不太多，6尺布也可能做一件衣服，但对 2 米 26 的姚明来说这可能就差得多了，这显然不公平。据说，当时担任总理的周恩来同志请朋友到家里吃饭竟向朋友讨要粮票，我们的媒体曾把这件事当做总理清廉的表现加以宣传，事实上这是传统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例证。一位十亿人口的国务院总理居然要为几斤粮票操心，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而一种体制一旦失去了效率，一个社会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公平又从何谈起呢？ SE8/vZNcAFYlEU44kdVhZvQUj44TSHaHu3s7V2VgyqlMN3lgsHPe6xcex8/qy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