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虽然起点、路径以及所选择的参照系等各有不同，但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在谋求进步、谋求发展，这一点恐怕不会有人会提出质疑。

正因为如此，发展也就成了目前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政治学内，有人主张建立一个新的二级学科——政治发展学；在经济学内，一个新的二级学科——发展经济学已经在许多大学开设；在社会学内，很早就有人把社会发展当做一个专门的领域来看待。为了支持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许多国家已经设立了专门的基金，成立了各式各样的专门的研究机构。联合国甚至也专门设立了这样一个署——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近几年来有关发展的论著、研究报告更是层出不穷。

到底要发展什么？为什么要发展？怎样才能发展？虽然见仁见智，但所有的论著和研究报告所讨论的不外乎以上三个问题。

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他所说的发展主要指的是经济增长。而在当今的政治家和学者中间这一点似乎已经达成共识。例如，虽然人们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科学性尚有不同意见，但世界银行一年一度公布的GDP总量和人均世界排名仍然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此外，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GDP总量和人均量也是一项最重要、最基本的指标。那么，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说，GDP总量究竟达到一个什么规模、经济增长究竟达到怎样速度才算合格？据世界银行统计：1978 年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不包括苏联）约为 134150 亿美元，中国在其中约占 5％，为 2683 亿美元；到了 2007 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了 543116亿美元，30 年间增长了 3 倍多，中国在 30 年间增长了将近 10 倍，达到了 30000 多亿美元，在世界总量中的份额也增加了一个百分点，达到了近 6％，这个速度被全世界称之为“中国奇迹”。但如果按人均计算，2007 年美国为 46280 美元，我国仅为 2280 美元，还不到美国的 5％。但许多美国人对他们的政府并不满意，他们抱怨美国的霸主地位在衰落，中国已经成为他们的威胁。我们中国人对这个 5％就满意吗？显然不。如此看来，经济增长是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一个永恒的话题。

经济增长在“发展”中所占的地位固然重要，但绝不是全部。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不仅有生存、安全的需要，还有社会交往、赢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生存和安全是最基本的需要，就这两种需要而言，人类与动物没有区别。人类有别于动物在于生存和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还有社会交往、赢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如果说前两种需要主要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来满足的话，那么后三种需要则必须靠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我们可将其概括为社会发展来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增长仅仅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或手段。一个国家的发展当然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

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呢？经济增长的目标当然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有这样一句名言：“一切生产之最后目的，都在满足消费者。” 在他看来，一个社会之所得即我们现在所说的GDP与该社会的消费量应该是相等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设消费倾向不变，则消费量等于总所得量，亦即等于总就业量”。 简单点说就是，生产最终为了消费，从理论上讲，人们生产多少就应该消费多少。如果消费不足，就会形成经济危机。凯恩斯就是这样来解释 1929～1933 年那场世界经济危机的。他开出的药方是政府要积极干预，通过赤字预算来增加有效需求，从而刺激、保证经济增长。这样，凯恩斯在理论上就把发展的责任和义务赋予了国家。与传统资本主义相比，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福利国家更关心人民群众的普遍福利。凯恩斯主义虽然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但它的确揭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国家必须千方百计地、持续不断地发展经济，持续不断地把蛋糕做大，从而持续不断地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至于社会发展，它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为了实现正义和公平。约翰·罗尔斯说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具体点说，在罗尔斯看来，正义必须体现两个原则：第一，每个人都平等自由；第二，在事实上不平等的条件下社会政策要“合乎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从而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虽然人们对正义、公平还有着不同的理解，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一种社会制度自称是不公平的，是不正义的。恰恰相反，迄今为止历史上所有的变革、所有的革命都自称实现了社会正义，每一个政府、每一种社会制度都宣称是公平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发展水平根本无法测量。事实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测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收入差距、贫困率、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程度、社会犯罪率等都在其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谓社会发展的目标就是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不难看出，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经济增长无疑是越快越好，在这里显然必须讲究效率，必须讲究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因此，在整个经济活动中通行的原则往往是“锦上添花”，越是成功者就越容易成功。而在社会发展方面，既然讲究的是平等自由，讲究的是公平，并且还要特别关注“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就必须“劫富济贫”。这就有可能损害经济活动中成功者的利益，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

这样一来，公平和效率这两个按其本来意义并不属于同一领域的概念似乎构成了一对矛盾。因为在国家发展这个平台上，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似乎都必须不断地在这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做出抉择，公平与效率似乎变成了一种“零和关系”。更有人将二者比作鱼和熊掌，认为它们不可兼得。于是在我国就曾出现过某一个时期特别强调效率优先、某一个时期又特别强调公平的现象。

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我们认为，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这一概念的历史比“效率”要悠久得多。早在古希腊时期，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论著中就有关于何种社会制度为“正义”的专门讨论。在我国先秦诸子百家中，正义、公平也是讨论的热门话题。而关于国家发展中的效率问题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之后、特别是在世界分裂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后这个问题才特别引起了人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兴趣。虽然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常常不得不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权衡，但事实上这二者之间的冲突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绝不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也不是“零和关系”，而是像白天与黑夜、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儿子、东与西的关系一样，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既对立、又统一。为了生存，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时一刻都不能停止物质消费，不能停止社会生产，因此它就必须讲究效率。而任何社会生产都必须在一定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框架内进行，因此，每一个国家又必须讲公平，尽管公平的标准和含义可能有所不同。不仅如此，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还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事实证明：该报告把最能反映效率高低的人均GDP和最能反映公平水平的基尼系数同时列入国家发展水平的测评指标体系之内，而这个体系目前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这也充分表明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的确是既对立又统一。

正如书名所显示的，本书旨在探讨国家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之关系的。全书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讨论了公平与效率的一般关系。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虽然这并不否认人类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但从总体上而言，人类总是要形成群体、组织为社会、要过社会生活的。罗尔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正义定义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的。因为，正义和公平是维护人类社会群体最重要的纽带。翻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正义和公平的确是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追求的一种价值目标，尽管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它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人类社会始终在朝着公平的方向发展。

人类要生存、要发展不仅必须结成群体，组织成社会，而且还必须无时无刻地与自然界打交道，无时无刻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这就必须讲究效率。在某种意义上说，效率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由上述可见，公平和效率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也不是一种孰先孰后的关系。公平和效率之间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虽然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但从根本上说来，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事实上，任何社会群体都不可避免地遇到公平与效率问题。作为人类社会重要、最基本的群体，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必然要遇到这一问题。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美国经验。

怎样才能既实现经济持续不断地增长，又能控制收入差距拉大，解决好社会公平问题呢？在这里，美国经验自然不可回避。自 1776 年独立后仅用了不到二百年时间，美国就超越了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新老所有资本主义强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更是成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目前，美国在航天、信息、自动化等许多领域仍居世界绝对领先地位，它的军事实力在世界上也首屈一指，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仍独占将近四分之一，它的经济竞争力多年来也一直位列世界前茅。不仅如此，在政治方面，美国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的政治制度十分稳定，它能够对付、处理自身运行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美国的社会收入差距虽然比北欧、比西欧国家都要大，但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要低（参见表 1.1）。尽管自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911 事件”以后，美国的移民政策有很多调整，移民数量大大减少，但目前它仍是世界上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领事馆门前几乎总是排着长队，很多人把成为美国公民当做梦想。由于上述这些原因，美国自然被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当作学习的榜样。

怎样看待美国经验呢？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美国的成功也是自由主义的胜利。由于封建传统势力相对较弱，在西方世界，美国一直被认为是最讲自由、最平等的国度。而如上所述，自由主义者的一句著名格言是“管事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不言而喻，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美国的社会发展基本上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自发的过程。美国之所以成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由于政府干预较少。这种观点似乎在统计学和经济学上得到佐证。1955 年3 月，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文章，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即“倒U型曲线”）假说。他提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 ^[1] 由于所搜集的数据非常有限，因此库兹涅茨本人对这个假说非常慎重，认为它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但不幸的是，由于在美国当时的资料和后来其他一些国家的收入差距统计资料中得到部分验证，库兹涅茨假说后来竟被一些信奉者描绘成一条普遍规律，美国则被看做是先效率后公平的典型。例如在我国就有不少人认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收入差距拉大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现象非但不可怕，反而会有利于资本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是“成长的烦恼”。这些人还预测，当人均GDP达到5000 美元之后收入差距就不会再拉大，甚至还会缩小。在第二部分，笔者提出了两个不同的观点。

第一，美国的社会发展绝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没有北美独立战争，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正是独立战争和后来的南北战争扫清了封建制度的羁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美国才得以全面发展，两次世界大战则为美国的社会发展创造了特别的契机。美国的社会发展，非但不能说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它在更大的程度上反倒是证明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美国的社会发展正是在这几次革命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

第二，美国的收入差距在工业化时期达到极值之后的确出现过逐渐回落，但这个回落也不是自发实现的。在建国之初、工业化之前美国的收入差距不太大，但自进入 20 世纪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收入差距也迅速拉大。到 1929～1933 年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的基尼系数曾经达到惊人的 0.65，当时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居然达到了近80％（参见图2.1、表2.3）。当时的美国社会已经面临解体，命悬一线。受命于危难之中的罗斯福，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美国社会才走出危机，美国的收入差距才开始回落。由于成功地摆脱了经济危机，继而又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时经济的进一步验证，从罗斯福到杜鲁门，新政整整二十年的成功运行使得美国社会对“国家干预”达成了共识，因此，从战后一直到 70 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政府虽然由共和党和民主党交替执政，“罗斯福新政”的原则基本上得以延续。而这一时期恰恰正是美国社会收入差距最小的时期。不言而喻，美国社会收入差距回落，是由于强大的社会政策使然，而不是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调整所致。自里根革命之后，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又明显拉大，这不仅从反面进一步证明了社会政策在收入分配上的巨大调节作用，而且还向所谓的“倒U理论”提出了质疑。

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瑞典模式。

许多年以来，瑞典一直被看做是福利国家的样板。一提到瑞典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瑞典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从 19世纪后期开始，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英、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创立了近代社会保障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普遍建立和进一步完善，西方各国几乎不约而同地宣布变成了福利国家。但到目前为止，一提到福利国家，人们往往情有独钟，只承认北欧几个国家、其中又特别是瑞典才是真正的福利国家。因为，按照伊斯宾·安德森的观点，资本主义世界的福利国家制度可以分为辅助型、社团型和制度型三大类。 ^[2] 所谓制度型福利国家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在那里，社会福利分配中的市场机制受到一定限制，国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在那里，享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不再是一种补救性、更不是救济性措施，而是每一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用我们中国的表达方式可以这样说，在那里，福利国家已经变成一项基本国策。瑞典毫无疑问属于制度型福利国家。在瑞典，不论其父母亿万富翁还是外国移民，每一个公民都可以享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人们大都出生在国家的医院里，一出生就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儿童津贴并且成长在国家的幼儿园里，在国家免费的小学、中学、大学里接受教育，失业了会得到国家提供的津贴，生病了会得到国家提供的医疗服务，然后会在国家的养老院中安度晚年并最终安葬在国家的墓地中。所有的这一切无疑需要大量的开支。瑞典的社会福利开支多年来一直保持在其国内生产总值 30％左右的水平上，比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值高出 10 个百分点，比美国高出了 15 个以上的百分点。由于社会福利的巨大调节作用，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每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瑞典连续多年一直被列为人类贫困指数最低、收入分配最平均，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

然而，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观点，福利国家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经济长期处于“滞胀”状态的病根。被称之为反潮流的英雄、英国政坛的“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大砍福利国家开始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福利国家制度固然会使社会分配更加公平，但由于它不可避免地破坏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必然会降低生产效率，甚至会导致市场失灵。所谓的撒切尔—里根革命，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政府要为市场让路。但是，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都拒绝讨论瑞典模式。因为，瑞典在建设世界上最完善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同时还保持了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

瑞典是发达国家中的后来者，它的工业化进程于19 世纪下半叶才起步。在 1750～1850 年期间，瑞典的经济增长率还不到 1.5％。1850年之后，瑞典的经济增长开始提速，在 1870～1970 年期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4％，是这一时期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地保持了中立，在战后欧洲重建过程中瑞典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其经济发展迅速超越了英、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甚至一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工业大国。自那时以来，瑞典就成功地跻身于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行列。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爆发之前，瑞典曾一度成为当时按人均计算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石油危机的爆发，使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的瑞典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瑞典几乎在一夜之间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其财政赤字曾一度超过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连续执政 44 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在 1976 年曾黯然退出政坛。不过，经过调整和改革，社会民主党很快又重新上台，瑞典经济又重新步入了稳定、高速发展的轨道。在 1993～2000 年间，瑞典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 3.2％的高增长率。据美国商业部统计，1989～2000 年期间，瑞典工业生产力提高了 59％，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名列第一，法国和美国分别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增幅分别为 50％和49％。这一时期瑞典的工业产值增长了 49％，也名列世界第一位，处于第二位和第三位的美国和加拿大增幅分别为 47％和 38％ 。由于管理制度规范、完善，政策稳定，再加上一些特别的政策吸引，最近几年瑞典成为最受投资者欢迎和信赖的西方国家之一。政治稳定、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生产效率高，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瑞典经济在最近几年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

在瑞典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资本主义讲高效率生产，社会主义讲公平分配，瑞典人则成功地同时实现了这两点。或许这正是美国记者马奎斯·蔡尔德之所以把瑞典的社会发展道路称之为“中间道路”的理由。 ^[3] 虽然由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欧洲一体化的影响，瑞典的福利国家制度一直在进行调整和改革，但在国家发展问题上，瑞典仍不失为是将公平与效率问题实现完美结合的典范。特别是作为发达国家的后来者，瑞典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对发展中的我国更具有借鉴意义。

[1] Kuznets，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1955）：18.

[2] Esping-Andesen，G.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3] Childs，Marquis， Sweden ： the Middle Way .Connecticut：New Haven，1935. FJu2QxDsyrgATKkQBKhgyuiJfIBm5mF4aIxNjj7FPPxSTZa6CUf2Pra1yHZm6T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