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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峄县县委、县政府在中兴煤矿废除了封建把头包工制度，建立了新型的企业管理体制，在农村废除了约束妇女的封建缠足制度，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任务，帮助扶植私营工商业，同时还开展互助合作，恢复生产，并且在文化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使峄县的各项工作都初见成效。
如何对待私营工商业，历代统治政府都是采取压抑的政策，然而，私营工商业却在增加工业产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帮助商品流通以促进城乡交流，增加国家税收和社会积累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采取积极扶植的政策，使其迅速发展起来。峄县的手工业主要有陶器、度量衡、小五金、小食品、竹木漆器、酿酒、土纺织、砖瓦建材、烟花爆竹等等。广大农民使用的工业品，大部分是手工业生产的。而私营商业主要有坐商、摊商、行商三种形式，分散在峄县城和枣庄镇以及各区乡驻地。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时期，县的私营工商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战争和社会动荡等各种原因，建国前的私营工商业在生产和经营中遇到严重困难，表现为市场商品交易量大幅下降，手工业产品产量锐减，商业营业额也急剧下降，甚至一部分工商业停业、歇业。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峄县成立了供销合作总社（1951 年 4月改建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并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领导，采取有力措施，帮助私营工商业努力处理好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对私营商业，在发展供销商业的同时，一方面扶持濒临倒闭的私营商业，一方面对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私商进行整顿。在私营手工业方面，1951 年 10 月，县在泥沟村进行了手工业合作社试点，组建了第一个铁业生产合作社。其特点是除在供销环节上组织起来外，还购置公有的生产工具，进行部分的集中生产，具有较多的社会主义因素。是年底，个体手工业组织发展到 545 处。1951 年，县对私营商业贷款进行全面登记。1952 年又对私营商业进行了分行业登记，并颁发了营业执照，促进了私营商业的发展和合法经营。是年，县共有私营商业1000 多户，大都分布在峄县城、枣庄和区乡主要村镇。
1952 年 8 月，县委又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调整，加大了扶持政策和措施：一是端正其对“三反”、“五反”运动的认识。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种谣言，加大宣传工作力度，用实例指出在农业丰收，农民购买力提高的情况下，工商业户的经营前途是光明的，以提高其经营积极性。同时召开工商主代表会议，通过听报告、组织讨论等各种形式反复讲明政策，结合切身利益，鼓励其经营信心，并着重说明了恢复市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的意义，消除了他们的思想顾虑。二是银行贷款扶持。克服银根紧缩、光存不放的保守思想，主动贯彻“放宽放快”的方针，至1952 年 8 月底，县先后发放贷款，一次 3. 2 万元，一次是 9 万元，给私商在资金方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基本满足了要求。三是调整价格、税收和市场管理政策。根据实际情况，将批零差价由 10％调整为 12 ～ 13％，使私商有利可图；根据地区差价和路程远近，将粮食差价合理调整，提高小贩经营积极性；针对平均16％的较高税率，贯彻“多退少补”的政策，合理调整各种税收，加强管理，减轻税赋；在市场管理方面，除棉花严管外，将粮食等物资适当放宽，对其他小土特产品不加限制。
同时，县委以国营经济为主导，以国营经济与合作经济密切联合为基础，广泛团结私营工商业，多次组织实施了城乡物资交流大会。物资交流大会不仅使商业体系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恢复、改造，而且促进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私营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增长。
为了使城乡物资交流大会达到预期目的，县委分别成立了由县长任主任的物资交流大会筹委会，对各项工作进行了认真筹备。峄县秋季物资交流大会分别于青檀寺、枣庄龙头等举行，先后有 20 多万人以及工商业者到会上进行贸易，每天成交总额都在数十万元。大会期间，加强了卫生、治安措施，设立了茶水供应站、卫生治疗所，及时方便困难群众；用形式多样的文娱活动（唱戏、盲人大鼓、展览棚、图片展等）加强了宣传，活跃了市场。交流大会现场，为工商业主办理了贷款业务。在市场管理上取消了一些不必要的证照制度，放宽了管理尺度。
秋季物资交流大会结束后，县委进行了认真总结，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在大会中只注意工业品的推销，忽视对农副特产品的收购；市场监管过宽，造成税源流失；国营经济、企业部门与合作社未做认真计划，各自为政，造成一定程度的黑市活动；有的工商业户投机倒把，私自贩卖棉花，哄抬豆饼价格，压价收购花生等。
针对存在的问题，县委根据政务院《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的规定，成立了工商业联合会，以加强对工商业的领导。经常召开税务局、银行、合作社、工商、工会五大部门职工代表会议，不断总结物资交流大会的成绩，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过去工作中的不协调现象。同时，加强了税务征管和市场管理，认真贯彻“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采取了“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对私贩棉花的工商业户进行了处罚。以后，县又多次举办秋、冬季物资交流大会。农民生产的剩余产品以合理的价格及时出售，并购买了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促进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繁荣了经济，活跃了市场。
1952 年 11 月 5 日 ，峄县县委召开职工代表会议。5 日至 9日，县委召开由国营贸易、金融、交通、税务各部门职工代表联席会议。县委对此会议的召开非常重视，县委副书记吕少奇到会作了报告。这次会议通过总结以往的工作，提高了思想认识，加强了团结。决定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开展旺季物资交流，以满足城乡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11 月 10 日至 12 日 ，县委又召开手工业代表会议，有 65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活跃市场。会议要求手工业要取得新的发展，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调动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使全县的手工业生产上一个新水平。
建国之初，实行土地户有，发展农业是县委、县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为了鼓励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走合作化道路。1950年 5 月，县委在周营区岩湖乡中北常村试办了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农具、牲口集体使用，土地共同耕作。这种互助组的形式很快在全县推广开来。6 月，为了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本县的情况，及时成立了直属县委领导的农村工作委员会。
1950 年底，峄县召开活动分子大会发动互助合作，县委总结了农村互助组的发展情况，提出了“自愿结合、平等互利、等价交换、有利生产”的原则。
1951 年 4 月 19 日，《峄县县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中指出：（一）目前在组织变工组、互助组工作中存在两种偏向：一是大呼隆形式主义，喜欢大、喜欢多，而不是深入地研究巩固和提高工作；二是不从群众现有觉悟水平出发，不注意帮助群众总结经验以提高群众对组织起来的认识水平。（二）今后组织变工互助应该从以下工作入手。1.从工具互助到劳力互助，从季节性互助到常年互助；2.一定掌握自愿结合，互助两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切忌强迫命令；3.抓好重点，一个乡要亲自掌握一个组，一个区要掌握一个到两个组；4.有重点有领导地做到计工算账，做到劳力、牲畜、农具三大合理。（三）加强对变工互助的领导。1.农协会编组要适应变工互助的形式；2.乡可以召开互助组代表会议，安排工作部署任务；3.村要经常召开互助组长会议。
1951 年 8 月 19 日，峄县全县统计互助组的发展情况，全县11 个区变工组 301 个村，777 个组，4017 户，男女共 7090 人；互助组 438 个村，1847 个组，8594 户，男女 11220 人。1951 年9 月，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并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提出：要重视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发展个体经济和劳动互助两种生产积极性；批评农业互助合作问题上存在的消极态度和急躁态度两种错误倾向；要求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引导个体农民沿着互助合作的道路前进。
1952 年 10 月 29 日，县、区两级已训练互助合作积极分子3774 人。县委针对 5000 多个互助组垮了 2000 多个和党内暴露的资本主义倾向，以及土改后出现两极分化等问题，对互助组长、劳模、党、团员及妇女积极分子，分批开办训练班进行生产方向、互助合作的方针政策，以及阶级路线等方面的教育。并以吴绍恒、赵子兰、魏宝庆、李岐山等互助组的典型实例，宣传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从而提高了认识，促进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1952 年 11 月 10 日县委在《峄县合作互助总结》中指出：自入春以来，互助合作运动有了大的发展，全县发展到 5000 余组。但由于没有把生产方向和互助政策原则向群众认真宣传，有的持有任务观点，强迫命令，分片编组和浮夸虚报。互助组垮了2500 多个。经过春夏多方面的工作，互助组又恢复到 4259 个，入组达 70000 余人。《总结》指出，目前互助合作存在的问题：党员有三分之二不愿参加互助组；男女不同工同酬；较富点的农民怕入组吃亏，怕“吃大锅饭”，有的转产放高利贷。贫苦农民则当、卖土地，借债。事实证明土改后农村发展的两条道路，只有加强领导，组织互助合作，才能避免两极分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2 年 11 月 6 日 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结合查田定产工作报告，加快互助组的组织发展。报告说，我县查田定产工作于 9 月15 日开始，目前已有 96 个乡正在进行此项工作。为了做好此项工作，县和区均成立了查田定产委员会，乡成立调评委员会，村成立评议小组，县抽调了部分干部组成工作检查队，各区均有15 至 20 人的工作队，各村均召开了数次村民大会，进行查田定产重要意义的教育，提高了群众觉悟，克服一些群众对查田的思想顾虑，如怕多打粮食多负担，怕冒尖、怕过富挨斗，怕“扒大堆”等。此项工作总的来看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在査田定产工作中，各个工作组也积极开展互助组的组织工作。
当时组织起来的两种形式：一是简单的劳动互助形式。一般为两户或三户一起生产，这种形式占变工互助户数的 70％。其生产特点是按季节干活，没有常年生产计划，比单干农户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粮食产量有所增加。二是常年在一起的变工互助。这种形式占变工互助户数的 30％。其生产特点是农忙耕种、抢收，农闲组织副业生产，有简单或较完整的生产计划，生产效益比第一种形式高。然而，这种形式终究是临时性的劳动协作，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加之一部分原来的中农靠着资金、农具、劳力等方面的优势，经济地位上升较快，少数人通过雇工或放高利贷等，发展为新富农。这样，就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避免发生背离共同富裕目标的两极分化，就成了各级党组织必须要解决的大问题。为了加强对农业互助合作的领导，县委还成立了农村工作委员会，专职研究和指导农村工作。
县委从县情出发，本着“自愿互助、等价交换、民主管理”三大原则，经常召开互助组代表会议，不断分析和总结农业互助组发展的经验，并提倡重点发展常年互助组。会后，各区正面引导，由点到面，点面结合，使农业互助组的发展出现了新局面。
建国前，中共各级党组织和中共党员都是秘密的。新中国建立后，根据上级指示，1950 年 4 月 6 日，峄县县委提出了公开党的支部的意见。
根据峄县干部党员少的情况，县委采取了有重点、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逐步公开的计划，先城区，后一、二、六、八区的顺序，每个区选择重点，5 月 15 日前公开党组织，县区党的支部一律从 5 月初公开。此后，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县委还制定了党员干部学习制度，要求每一位干部都应该学习两个小时以外，县机关 7 天上大课一次，区委半月上一次大课。县委还提出了县区领导干部学习的几点意见：一要经常不断地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二要切实保证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既要实现党委一元化领导，又要发挥各部门的作用；三是要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四是加强基点工作与点面结合；五是建立起正规的工作制度。通过公开党组织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学习，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同时也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监督。
在公开党组织和加强党员干部学习制度的同时，上级党委布置关于建立健全各级团组织的指示，县委接到建团工作的指示后，非常重视，在广大农村开展发展青年加入青年团的工作，到1950 年5 月16 日，在全县发展团员1500 余名，很快在县委和各区都建立健全了各级团的组织机构。同时县委、县政府还根据上级指示对有关机构进行了整编合并，取得了不小成绩。
1951 年 12 月 19 日，县委作出《关于进行整风和厉行增产节约的计划》。《计划》指出，由于我们面临着抗美援朝和国家的经济建设等重大任务，必须把整风工作和厉行增产节约密切地结合起来。用整风的精神和方法进行增产节约工作，把增产节约工作作为整风的重要内容。在进行增产节约的工作时，必须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大力揭露随便开支、挪用公款、大肆铺张、不珍惜财力、不爱惜公物等浪费现象，从而达到紧缩开支，克服浪费人力、财力、物力的现象，又要达到改进思想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根据地委指示，1951 年 12 月 24 日，峄县县委举办了整党训练班，召集全县各区 199 名党员干部（含脱产干部 11 人）集中学习，经过 20 余天的培训，提高了各级党员干部的阶级觉悟和工作积极性。
由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1951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运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随后又发出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运动看作如同“镇反”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对贪污分子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此后，中共中央对开展“三反”运动又多次作出指示和规定。
12 月 25 日，峄县县委转发了上级关于开展“三反”指示精神，并规定了“三反”运动的纪律。要求各级工作人员必须遵守：1.严格执行上级有关惩治贪污，禁止浪费的法令、指示；2.对“三反”不当行为，人人有责任批评和检举，对批评和检举不得有压制和报复，对批评和检举者不得包庇；3.贪污财物一律要交公；4.服从检查，不得欺骗隐瞒；5.检查人员应该廉洁奉公，不得徇私袒护或受贿。
峄县的“三反”运动是从 1951 年 12 月 19 日开始的。经过了发动群众和民主检举之后，2 月 3 日，进入打“虎”（贪污分子）阶段，参加运动的人数为 644 人，挖出大、中、小贪污分子 392 人，内有大老虎 9 只，中老虎 2 只，小老虎 56 只，贪污20 亿元（旧币）。县委决心进一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发动群众，克服“右倾”思想，及时总结经验，掌握政策，使“三反”运动更加深入健康地向纵深发展。
1952 年 11 月，峄县县委公布了“三反”情况。指出，自从去年 12 月 19 日，开展“三反”运动以来，经过了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民主检举、坦白检举等几个阶段，目前已经进入围攻阶段，据初步统计，峄县直属 13 个单位 487 人，其中贪污者为132 人，贪污款 131. 3 万元，物资折款 40. 1 万元，吃请者 20 人，共 204 次。贪污、受贿共计折款 191. 5 万元，浪费折款 1886. 9万元，挪用公款 588. 9 万元。
在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于 1 月 26 日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各大中城市中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在峄县，虽然没有什么大企业，中兴资本家在峄县枣庄经营的煤矿也没有开始生产。可是，中兴资本家却在上海（总公司设在上海）得到了广大工人阶级的揭发检举。1952 年 3 月 25 日，上海“五反”运动开始，中兴公司驻上海的职工在黄浦区委的领导下，成立了“五反”运动支委会，对中兴资本家的“五毒”进行了揭发检举，散布在其他各地的中兴公司的工人们也和上海工人一起，揭发检举了中兴资本家的许多不法行为。如中兴资本家在出售蚌埠房产和出售上海存煤时，行贿收买干部。盗窃国家资财更加严重，盗卖马达五只，价值 51 万余元，盗卖各地存煤 28400 余吨，价值 71 万元，利用敌伪资财换得一只油船，价值 82490 元，藏匿敌逆股28210 股，价值 28 余万元。包括在其他各地的违法所得共计 100多万元，仅上海仓库码头就达 10 万多元。光职工揭发检举出来中兴资本家存在的问题 180 多条。
“五反”之初，中兴资本家企图遮遮掩掩，蒙混过关。他们尽量想方设法给下边各地的分支机构通风报信，力求避免问题暴露。可是并没有遮挡住工人阶级雪亮的眼睛。譬如，上海仓库码头经理每次坦白交代后，就会马上报告给中兴总经理黎重光。所有这些手法都被工人们揭露出来。在强大政策的感召下，在工人群众的检举下，中兴资本家只好老实坦白交代了自己的不法行为，表示低头认错。鉴于中兴资本家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坦白比较彻底，在运动中表现比较老实。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本着“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决定对中兴资本家从宽处理，对其偷税漏税部分免于处理，对其隐蔽敌资逆股部分，念其沦陷时损失较重，核减部分赃款，最后仅令退补 51064 元，并确定中兴公司为“基本守法户”。
“三反”运动是一场群众性政治运动。由于受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历史经验缺乏，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偏差。在运动高潮期间，在追查贪污犯的“打老虎”阶段，由于下达了一些过高的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助长了一些过火的做法，有些地方和基层单位发生简单粗暴、逼供信和斗争扩大化的情况，误伤了一些好人，这些错误在运动后期定案处理时一般都得到了纠正。
“三反”运动对于克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现象，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对于加强建国初期的执政党建设和政权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向人们表明：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必须坚持不懈地同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进行长期的斗争。通过“三反”运动，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教育了大多数干部，有的同志说“再过一年不‘三反’，我就成了老虎，党挽救了我！”经过“三反”运动，大讲排场为荣、艰苦朴素作风被斥责为农村观点的错误思想得到了纠正，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作用。
在“三反”运动中不断发现贪污分子的严重违法活动，大多与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关。为了牟取非法暴利，不法资本家千方百计收买、拉拢国家干部，为其进行各种违法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这些违法活动主要是：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简称“五毒”。因此，1952 年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分子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以配合“三反”运动。在斗争中，采取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迅速形成广泛的“五反”统一战线，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陷于孤立。这样，2 月上旬“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
鉴于“五反”斗争势必对经济生活产生震动和影响，中共中央及时指示各地必须“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并提出“五反”最终要达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的结果。“五反”运动经过坦白检举、互助互查、重点检查、定案处理等阶段，并于 7 月结束运动。
“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严重违法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清除了工商界中的“五毒”行为，教育了广大群众，提高了职工群众阶级觉悟，在斗争中建立健全了工会基层组织，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家经济的领导地位，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运动中也出现过执行政策不严，打击面过宽；政策宣传不深入广泛，对重点户控制不够，发生多起过火事件。
在旧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下，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接受教育和享受文化生活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后，党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落后的状况，使教育工作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党明确提出了文化教育为工农兵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总方针，并在全国有步骤地开展了对旧文化教育的系统改革。
1949 年 11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举行成立典礼。12月 23 日至 31 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与直接领导下，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研究和解决了当前全国教育工作中的一些共同性的问题，确定了全国教育建设的总方针，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根本转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教育的发展成为共和国教育史上教育建设的第一个高潮。
新中国建立前，峄县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90％以上人口是文盲。全县仅有小学 10 几处，分布在县城、枣庄镇和韩庄等地。仅有中学两三处。儿童入学率也很低。新中国建立后，旧的教育体制被打破，新的教育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由于连年战争，一些反动教师已经随国民党逃亡，全县的校舍破烂，教师缺乏，教科书已经不能用。而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又急需要各类人才。县委县政府在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对旧有的文化教育、进行了改革，大力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制度，力求从根本上改变峄县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落后的状况。县委、县政府采取两个方法和步骤，一方面以速成班的方式对现有党员干部进行培训，使他们尽快适应当前的工作和形势，另外一方面就是物色选拔教师人才，进行集中培训，然后再分派到各区学校里。把全县的小学教育尽快恢复起来。
1949 年 12 月 6 日，峄县县委、县政府向各分区委、区公所发出《关于训练冬学教师的通知》。《通知》指出：冬学运动即将开始，为切实贯彻今年冬学的方针和任务，专署指定代县训练冬学教师 170 人，根据各区群众条件，过去冬学基础与今冬准备开办冬学的数目，以及冬师对象的多少，将冬师训练的人数分到各区，训练时间为 10 天。《通知》对参加训练冬师的条件、待遇、动员方式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强调指出训练冬师、开办冬学是我党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各区党政负责同志应十分重视此项工作，动员起来，将上级的要求有计划地贯彻到群众中去。同时，开办冬学亦需根据群众基础的条件，反对大呼隆作法，亦要纠正临时观点。必须作长期打算；在今年的冬学中为今后工作打下基础。
在教育方面，峄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废除学校旧的管理制度，确立党对学校的全面领导，实行民主管理。取缔反动组织在学校的一切活动，选派优秀干部到学校担任领导工作。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
进行学制改革。新中国建立初，暂时采取原有学制存在的做法。1951 年 10 月 1 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后，峄县从次年秋季起一律改为 5 年一贯制。取消了原来沿用的“四二”分段制，使工农子女受到完全的小学教育。
在教学内容方面，进行课程改革。课程改革涉及教育方向，是改造旧教育制度的首要问题。在文科教材中删除了反动思想内容，增加了新民主主义常识、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史，加强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
为了充分保障劳动人民首先是工农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在小学阶段实行学费减免。在教育布局上，优先考虑农村，在农村建立学校，招收农民子弟入学。峄县首先恢复了原有的小学，而后根据人口分布情况在人口密度大的主要村镇设立小学校。县委在大力发展教育的同时，还着力发展其他文化事业和卫生事业。相继在县城和枣庄建立了文化馆、文化站和图书阅览室。并且，村村办起了秧歌队和高跷队，多数村成立业余剧团，演出《白毛女》、《三世仇》、《兄妹开荒》、《小女婿》等歌剧，活跃了农村群众文化生活。业余剧团还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排演文艺节目，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及时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使农民群众受到了阶级教育、形势教育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
在广播事业方面，峄县于 1951 年 10 月 25 日成立了收音站。当时，山东省人民广播电台配售给滕县地委直流收音机 8 部（每部 85 元），主要用于在较大的集镇建立收音站，地委分配给峄县一部收音机，并指定将收音机设在韩庄镇，指示收音员在组织群众收听的同时，记录每日新闻，然后登在黑板报上，这个收音站是峄县最早的广播收音机构。
在卫生事业方面，县委和政府特别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采取种种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县委、县政府先后在县城和枣庄等主要城镇建立了医院。各村建立保健室，运用各种形式宣传爱国卫生知识和卫生防疫知识。同年 11月开始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享受人员包括党政机关、群众团体、文教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共计 2534 人。在国营企业内部建立了卫生室。1952 年，又分别建立妇幼保健站，改造旧产习惯，培训接生员，开展新法接生，使新生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
峄县广大劳动人民在反动统治下的悲惨生活已经过去，开始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 开展扫盲运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教育问题摆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农民封建闭塞思想的浓厚，政治观念的淡薄，文化知识的落后，使得中央的政策在推行到农村时困难重重。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伴随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宪法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等各项运动中，实行农民教育，主要包括业余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对农民进行扫盲。建国前七年扫盲运动经历了两个高潮，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冬学和民校。在中央先后成立了“农民扫盲工作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以加强农民扫盲工作的领导。建国初期的农民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52 年 4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5 月 15 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试验工作。9 月 6 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在工人群众中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此后，全国范围的扫盲运动大规模展开。
峄县从 1950 年到 1957 年每年都进行冬学扫盲活动。县委成立了冬学委员会，由县委书记魏玉华担任主任，负责全县的冬学开展。一到冬季农闲季节，县委、县政府利用教师放假的时机组织广大教师到农村去担任冬学教师，在各个区乡和主要村镇，都有冬学学校。仅一区就办冬学 48 处，58 个班，学员达到 1761人。每到晚上，成群结队的人们便涌向夜校，到学校听老师讲课认字。教师们不仅向农民教授文化知识，也进行政治教育等。县委还集中全县部长级和各科局长级的干部成立中心学习组，他们每天除了帮助干部扫除文盲之外，还在元旦期间，集中七天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文献和《反对自由主义》等理论文章，机关人员还成立了机关扫盲夜校，每天坚持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速成识字班开始时个别干部、群众与学员对能不能速成半信半疑，有的怕耽误中心工作，有的对自己没有信心，思想上发生动摇。为解决这些思想认识问题，速成识字班开展了教育和思想工作，消除了干部及群众对速成识字法的模糊认识，增强了学员速成识字的信心和勇气。
1951 年 11 月 15 日，县委总结了以往的冬学经验，又对冬学提出要求，指出，在当前峄县处在恢复的关键时期，对广大青年要实行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并重的原则，对成年人要以政治教育为主，结合文化教育同时也要进行农业科学技术的培训教育。并要求提高全年坚持学习的民校 133 处，作为典型总结，以此进行普及和推广。要求村村有学校（大村数处，小村 50 户即可成立），争取全县 60％的人都要参加冬学。党团员要保证带头，所有青壮年农民参加学习，力争提高文化知识和政治觉悟。
1952 年冬到 1953 年春，县委分别在全县开展了冬学运动。运动中，除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外，重点试办了速成识字班。各区成立了冬学委员会，在县扫盲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县政府关于冬学运动的指示，大张旗鼓地宣传速成识字法的优越性，形成了学习热潮。
——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完全包下来的政策，在工作上给予适当安排，发挥他们的知识专长，为建设新中国服务。他们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但由于他们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受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党的政策还缺乏了解。他们中一些人，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新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还划不清界限；也有极少数人对新社会不满。鉴于这种情况，为了帮助知识分子不断进步，抛弃旧思想，接受新思想，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党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从 1951 年 9 月开始，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即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组织他们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的斗争，使他们接受教育和锻炼，通过自己的业务实践提高认识，引导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建国初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也是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内容。1951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要让知识分子从思想认识上真正赞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赞同共产主义理想，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阶级立场，相比一般的干部群众，要困难得多。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明确地说：“思想的改造是长期的，像我这样已经靠近四十岁的人，受到旧社会的薰育，过去十多年来更在旧社会里做过事，传统知识分子的性格必然是深入骨髓，要一下子脱胎换骨，岂非奇事？”由于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已经有了一套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要让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对于通过学习人类社会发展史来推动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方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对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通过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一些知识分子逐步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自己的主观世界进行深入分析和反思，推动了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一些著名学者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介绍自己告别旧的世界观，转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过程。
峄县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按照地委的统一部署，于1952 年 2 月至 4 月，重点在教育界进行。县参加改造思想学习的教师共 395 人，其中公立小学的高级教师集中到专署进行，初级教师在本县进行，历时 50 天。
事先由公安局、文教科组成专门力量整理了复杂人员的材料，确定参加学习的人员。地委召开会议之后，县委分别制订了学习计划，配备了学习干部，召开了会议，传达学习地委指示和县委的学习计划，使与会人员明确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意义、作法和步骤。
第一阶段，思想发动，端正学习态度。县委分别举行了开学典礼，首先由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作了学习动员，并宣布了学习计划。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个人和小组普遍制订了学习计划和学习公约。这一阶段，主要学习了毛泽东在政协全国一届三次会议上作的开幕词，使教员初步认识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通过对目前形势的学习，肯定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检查与批判了对抗美援朝一开始看不到人民力量的强大，以及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对“三反”缺乏正确的认识等一些不正确的模糊观念。县委从实际出发，依据党的方针、政策，对知识分子开展了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多数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划清了敌我界限，提高了爱国主义的思想觉悟。同时由于开展了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批判，也开始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广大知识分子在学习和改造中逐步向工人阶级方面转变，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从此逐渐形成。学习运动还使知识分子队伍更加纯洁。当然，在运动中产生过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的偏差，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后来有所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