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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建立初期，峄县的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在政治方面，残存着各种与新政权为敌的反动势力，它们以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在经济方面，广大农村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生产力极度低下。县委、县政府组织和动员全县人民，克服各种困难，有步骤地进行以经济为中心的包括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的社会改革和建设，社会秩序趋向稳定，城乡经济在较短的时期内得到恢复和发展。
峄县是鲁南根据地，大部分是革命老区、半解放区。当时，峄县下辖 8 个区，以城区、南圩、棠阴、阴平、周营、左庄、韩庄、郭里集，依次更名一至八区。全县 713 个村（乡），人口235650 人，有党支部 82 个，党员 803 人。1950 年 6 月 8 日，峄县、枣庄合并为峄县，将麓水县的陈郝改为峄县九区，另设枣庄、陶庄两个矿区。新中国成立时，峄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已建立起来。党组织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民主革命，逐步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取得和积累了多方面的执政经验，为建立新中国及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作了初步准备。同时，党组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为新时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准备了急需的骨干力量。广大人民群众，从亲身经历的敌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遭受的压迫和新中国建立后过上安定生活的强烈对比中，深深体会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够彻底翻身得解放，过上幸福生活。特别是革命老区经过土地改革，群众经过党组织的长期教育与战争锻炼，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有了很大提高，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
但是，在存在以上有利因素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还有许多社会不安定因素和隐患。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散兵游勇与逃亡地主、土匪结成武装匪帮，流窜于峄县广大农村，破坏农村基层政权，杀害地方军政干部。而潜藏下来的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道会门等反革命分子，或公开、或潜形匿影，进行阴谋颠覆活动。各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严重扰乱着社会治安，危害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此，1949 年 10 月 27 日，五地委对峄县县委工作作出了三点指示：1.峄县属于新解放的地区，根据上级的政策、原则，要抓住中心工作；2.我们已取得很大的胜利，但要防止敌特和地富的破坏和捣乱，在新区既要看到工作的有利方面，也要看到存在的不利方面；3.大力加强政治和军事清剿，政治清剿要特别加强，要有重点地进行，做好支前工作，做好城市工作。如，加强政治形势教育，保护工商业，维护社会治安，组织管制委员会。在工作方式上，要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对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执行政策，不经批准不准随便捕人、杀人，禁止打骂群众。
同时，峄县的基层党组织多数尚未公开，这样的活动方式显然不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峄县土地改革的任务也没有完成，特别是新区的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广大农民还没有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广大妇女还受封建婚姻制度的压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仍然盛行。封建主义的旧的生产关系还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影响，还在继续毒害着人民群众。境内部分地区的赌博、吸毒、暗娼、迷信等恶习尚未根除。特别是区、村人民政权调整、充实、巩固的任务还很艰巨。总之，新的形势对峄县党组织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防止骄傲和蜕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在经济上连年灾荒，生产力低下。峄县本来就不富裕，加之国民党、日伪军的长期统治压榨和掠夺，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摧残。1949 年，又遭遇了严重的连续洪水泛滥、大涝、蝗虫、风灾侵袭等自然灾害，使农业大面积减产。根据调查：全县共有灾民 57266 人，占全县人口的 23％，灾情十分严重。在革命老区的农村，贫雇农虽然在土地改革中获得了土地，但因资金、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足，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抵御自然灾害和进行扩大再生产，有些农村出现了重新借高利贷，甚至租让或出卖土地的现象。而一部分原来的中农，靠着资金、农具、劳力的优势，经济地位上升很快，又开始进行雇工生产和放高利贷。在一些农村连续发生成伙的匪特抢劫、枪杀村干，譬如，周营五区乘夜抢走老百姓粮食衣物等，枪杀大柳庄村长孙茂兰，这充分说明了阶级敌人绝不甘心失败和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峄县原有的工业主要有枣庄煤矿业、陶庄煤矿、砖瓦制造、烧石灰、酿酒等。家庭副业有粉坊、油坊、豆腐坊等季节性农副产品加工，以及烟花爆竹、条编、竹编、草编等。这些工副业项目，在新中国建立前都遭到极大破坏，煤矿业、手工业作坊相继停产。这一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解放了的人民群众要求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之间的矛盾，这就构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一个突出的矛盾。
面对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困难，峄县成立了生产救灾委员会，指导全县的生产救灾工作。县委、县政府决心先从水利基本建设抓起，率领全县人民抢修水利工程。当时全县河坝千孔百疮，年久失修，致使水患泛滥成灾。县委、县政府号召各区组织民工利用冬季整治河道、加固河堤、疏通淤泥，对全县的河道进行疏浚工作。这时峄县南部的苏北一带，大量灾民流入峄县，近来发现有灾民冻饿致死的现象。县委、县政府连续发出通知，提出今后主要的工作任务是以生产救灾为中心，不仅要加强对本县灾民的生产自救工作，还要妥善安置好外县灾民，要求各区干部群众增强对灾民安置和生产自救的责任，对安置注意事项提出了具体要求，1949 年 10 月 17 日又专门发出通知指出：由于战争带来的灾难，加之国民党反动派人为地有意放水数次，给解放区带来严重后果。新中国成立后虽经人民政府极力抢修，但终因河坝千疮百孔，抢修未及，本年皖北水灾特别严重，灾胞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迁到我县甚多。近来发现灾胞因病致死的 2 至 3人，一些群众对外来灾胞尚存在不正确的态度。《通知》要求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教育，说明安置灾胞和帮助他们生产自救是我们应有的责任，任何对立和置之不理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除此之外，各区还动员灾民以工代赈的方式，让有生产能力的青壮年灾民出工挖河，换取粮食，养活家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1950 年春，峄县组织民工数万人对峄县大沙河进行治理，从龙口向北，构筑河西大堤至河湾村，经过一个春季两个多月的治理，终于将峄城大沙河治理完毕。
只有把经济、生产恢复起来，才能在政治上站稳脚跟，社会才会稳定。因此，县委强调提出：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贯彻鲁中南区党委、台枣地委的指示，以生产救灾为中心，发动组织群众，大力进行冬耕、春耕，开展副业生产，处理好地权和农作物的问题。峄县县委、县政府在带领全县人民进行上述工作方面很快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了台枣地委等上级的表扬。
由于认真贯彻了上级指示，使峄县社会秩序很快得到了稳定，商业开业，工矿业也逐渐恢复了生产，社会秩序越来越好。
新中国建立后，峄县县委根据台枣地委的部署，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开展了民主建政工作。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新中国建立之初政权建设的根本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尚不具备普选的条件，因此规定，“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暂时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过渡形式，也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和人民参加管理国家政权活动的最基本方式。因此，普遍建立并定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民主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实现民主建政，对当时建立健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加强人民民主监督，防止政治腐败，保证党和政府各项政策与任务的正确贯彻落实，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具有重大的意义。
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是政府联系群众的最好形式”的指示，健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选举好代表，县代表先由各区选举出候选人。峄县县委于 1949 年 10 月 29 日至 31 日，召开了峄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156 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会上，县长王善林作施政报告，政委王磊作了关于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为了解决人民的生产自救问题，大会成立了生产救灾委员会。大会民主选举了王善林、陈向平为各界代表大会的主席、副主席。各界代表向大会提出议案 150 余条，会议决定对能办的事情要抓紧解决，暂时不能够办的要逐步解决。
1949 年 11 月 13 日，台枣地委转发峄县召开的各界代表大会情况。指出，峄县解放一年来，领导群众生产救灾，处理地权农产物，整理村政，清剿匪特，已获得重大胜利。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齐心努力下，初步进行了恢复生产和各种建设工作。但是，这仅是开始，在发动与联系群众方面，还不够普遍深入，应在上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集思广益，倾听人民的意见，使政府的各种措施进一步地适应人民的需要，达到工人、农民与其他劳动群众的团结一致，协助人民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群策群力，发展生产，建设新峄县。
1950 年12 月8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62 次会议通过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作为建设基层人民政权的法律依据。1951 年4 月，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了《山东省人民代表会议试行组织条例》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试行组织条例》。峄县根据省、鲁中南区党委、台枣地委的统一部署，在 1950 年 12 月试点的基础上，于 1951 年 1 月上旬普遍开始了民主建乡工作，至 1952 年 3 月全部结束，全县建立乡政权 100 个。民主建乡工作大体做法：一是召开干部、群众会议，学习上级的有关指示，明确民主建乡的目的、意义、方法和步骤。二是划分选区，一般按 10 户左右为一个选区（选民小组），选出代表，物色乡行政委员会候选人。三是搜集整理代表提案。四是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五是乡人民代表会议结束后，以选区为单位各选举一名委员，参加由乡行政委员会统一成立的各乡工作委员会。六是召开全乡群众大会，宣布乡人民政府成立，乡长就职视事，布置工作。
1950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上还残留着许多土匪、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骨干分子，他们的破坏和捣乱还十分猖獗。各级政府虽然采取过一些镇压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还不够彻底。为此，《指示》要求各级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峄县县委 1951 年 4 月 21 日作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计划的意见》。《意见》指出，这次镇压反革命的任务是肃清社会上比较明显的反革命分子，即肃清土匪、反动道会门、恶霸地主及其罪大恶极群众所痛恨的反革命首要分子。《意见》要求对反革命分子要狠，既不错捕错杀，又要不漏网一个，证据确凿，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要“稳、准、狠”的原则。《意见》强调指出，这次镇反工作是党的当前一项重要任务，党委负责、全党动员、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切实完成这次镇反工作，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更加巩固。
从 5 月 2 日至 20 日，县委、县政府在全县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在逮捕这些罪犯的过程中，还搜出步枪、刺刀等武器，搜出了反革命分子妄图复辟的“变天账”及诬陷农村干部的材料。将这些反革命分子拘捕，群众认为他们罪有应得，有的高兴地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首歌，而敌人则受到很大震慑，可见镇反工作确实是打击了敌人，保护了人民。
峄县先后进行了两次大的逮捕行动，一次是 1950 年 12 月份，主要对象是，抓捕了恶霸地主等 726 人。第二次是 1951 年5 月 10 日，逮捕了匪首、惯匪、特务等 306 名。贯彻党中央“双十”指示后，6 月 16 日，全县逮捕反革命分子 172 人，占全县 32 万人口的万分之 5. 3。经过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县的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对党和政府更加信任，反革命分子的气焰被打下去了，民主人士更加靠近政府，干部的觉悟和警惕性大大提高。全县发生的这几个变化，对今后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1 年 6 月 22 日，县委又作出关于贯彻执行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精神的意见。意见指出，要遵照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精神，结合峄城的实际情况做好镇反工作。认真学习外地镇反工作中的经验。总的要求是：“党要领导，全党动员，发动群众吸收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审查捕人和处决人犯的名单，注意各个阶段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使镇反运动正常、健康地发展。”
从 1948 年 11 月台枣地区解放后，中共鲁中南区党委发出关于冬季公安保卫工作的指示，峄县公安机关在 1949 年底一年时间里，破获预谋暴动的“山东保安义勇军”（又名山东游击工作队）等反革命地下武装组织 7 个，反革命杀人抢劫案 40 起，逮捕周景田、孙美峰、胡继田等反革命骨干分子 48 名。周景田，解放前系“国民党中训团徐州分团峄县通讯组”（峄县情报处）中统特务分子。1949 年初，周在徐州接受国民党峄县县党部委员、峄县民众自卫团副总队长、中统骨干分子高蔚廷的委派，潜回峄县，秘密组织反革命地下武装“峄县大队”，进行造谣惑众，刺探情报，预谋夺取枪支进行武装暴动。是年 4 月，峄县公安局破获此案，将周逮捕，5 月 17 日经鲁中南行署批准执行枪决。
195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后，1950 年l0 月至翌年 5 月，峄县共逮捕反革命分子 739 名，处决 133 名。如反革命杀人犯孙传伦，于沟村人，出身恶霸地主。1946 年至 1947 年孙充任还乡团保干事期间，于1946 年旧历腊月三十日夜，带领东于沟村的还乡团到谷庄村逮捕运河县涧头区公安员谷怀珍，将谷吊在树上，严刑拷打，酷刑后将谷活埋。1947 年 7 月，孙还逮捕了东于沟村群众积极分子吕贾氏，将其乳房割去推入井内活活淹死。孙还伙同反革命分子孙山成、孙业林等人杀害中共党员王学彬、苑传海二人。1951年 2 月，被抓捕归案，3 月被峄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1951 年 5 月 1 日，峄县全党动员，全民发动，对残余反革命分子开始大规模的搜捕，又逮捕严惩了一批反革命骨干分子。如特务分子李德灿，侯孟唐王庄村人，地主出身。1949 年李随国民党逃台，受美蒋特务机关训练后，于 1950 年 7 月潜回大陆，组织“山东绥靖司令部峄南办事处”，发展特务 10 名，阴谋组织暴动。1951 年 6 月被破获，缴获电台l部，机枪l挺，步枪 6支，马枪 6 支。制造峄县“西沙河惨案”主谋者段木贞，出身官僚历任国民党军政要员，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段亲自带人逮捕中共党员 6 人送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1928 年段在江苏睢宁、邳县、铜山等地逮捕中共党员 20 余人送国民党徐州法院。1946 年至 1947 年段在任国民党峄县县长时，残害村干部、农民 300 余人。1947 年 6 月 22 日，他带领峄县国民党特务和军警全副武装，把被捕的中共党员干部群众 22 人从狱中押到峄城西门外河滩上，架起机枪，全部杀害。新中国成立后，段潜逃上海被捕获。1951 年 8 月 28 日，峄县人民法院将段抓回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1955 年 4 月，党中央发出《必须有计划有分析的实事求是的再给残余反革命分子几个打击的指示》。至 9 月底，峄县共逮捕残余反革命分子 107 名。在这期间，峄县公安机关和枣庄煤矿破获美蒋遣特案、反革命集团案 5 起，逮捕反革命分子 39 名。在强大政治攻势下，峄县有 116 名发案自首，其中罪行严重的反革命分子 5 名。如峄县姜庄村杀人犯姜士友，1947 年 9 月充当保丁期间，与伪保长张洪陆等人逮捕柳泉头村农救会长冯庆荣，插花庙村妇女会长罗桂氏及其子，将冯酷刑后投入河中淹死，将罗桂氏及其子严刑拷打后活埋。新中国成立后姜士友一直隐藏，后在政府政策感召下，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交代全部罪行。人民政府根据党的政策，对姜从宽处理，判处其有期徒刑5 年。
1955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随后中共峄县县委成立肃反办公室，在机关、学校、厂矿企业及手工业合作社等单位中，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又查出了一批隐藏在机关、学校、厂矿及手工业合作社等单位中的反革命分子。如峄县县教育局办事员赵维奎，系山东省长清县人，1947 年在充任国民党乡干事期间，积极配合还乡团杀害村民兵队长郑春和，逮捕拷打基层干部群众10 余人，帮助地主倒回土地 200 余亩。1958 年 1 月 17 日，山东省肃反领导小组依法将其逮捕后，发送原籍处理。在肃反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觉悟，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全县共有4643 人分别写出检举材料 7650 份。对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分别作了处理，纯洁了革命队伍。
在镇反工作中，峄县共逮捕土匪杀人犯 12 人，土匪 23 人，地主恶霸 345 人，反革命道会门 8 人，特务 34 人，破坏土改分子 235 人，汉奸 51 人，还乡团土匪杀人犯 66 人，汉奸杀人犯 47人，反革命杀人犯 114 人，新社会党人犯 5 人，破坏电线分子10 人，叛变分子 2 人，反革命分子 127 人，总计 1297 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大大稳定了峄县社会，促进了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因此，峄县镇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在狠狠镇压反革命的同时，峄县各级也开展了取缔反动道会门的工作。建国前，峄县有中央道、一贯道、赔钱道、中黄道、无极道、天香道、圣贤道等道会门组织 40 多种，大小道首近千人。这些道首，利用各种封建迷信，组织迷惑群众，散布鬼神论、宿命论，蒙蔽欺骗老百姓，甚至散布反动思想言论，如不取缔势必影响社会治安和国家的稳定。
1949 年 10 月 11 日，县政府作出《对封建迷信道会门的处理意见》，提出以下贯彻落实意见：1.充分认识封建迷信道会门的反动性，克服过去把封建迷信道会门的活动和宗教自由混为一谈的错误认识；2.政府允许信教自由，人民也有反信教自由，对宗教内部黑暗面公开进行揭发；3.对于承印或散发反动迷信宣传品的印刷局，必须严加取缔，勒令停止印刷，必要时给以刑事经济处分；4.对于一般无政治问题，专为骗钱或其他目的而从事神水活动的巫婆分子，令其向群众悔过，并给以适当管制，不要当作迷信道会门分子处理。1950 年 3 月至 7 月，峄县公安局，经过缜密侦查，一举将活动在峄县的中黄道道首及骨干分子马中锋等 17 人抓获。同时，峄县公安局还抽调 18 名干部，组成6 个工作小组，分别到一、六、八区 9 个乡设立登记处，开展取缔反动道会门工作。通过宣传发动，揭露这些道会门组织的反动性，使广大受蒙蔽的群众纷纷退出道会门组织。
1952 年 9 月 27 日，峄县县委作出了《关于取缔反动道会门与缉捕反革命分子的工作意见》。《意见》指出：全县共有道会门 23 种，道首 48 人，道徒 2500 余人。这些道会门分子以造谣惑众，或者以看病为名，勒索钱财，奸污妇女，有的则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相勾结，严重的扰乱了社会秩序。因此，对于反动道会门必须坚决予以取缔。全县公安局一起出动，将大部道首和组织骨干分子抓获。但仍有 560 余名外逃分子，其中有民愤极大的250 余名。《意见》要求抓紧调查摸底，尽快予以缉捕，以绝后患。
到 1953 年 3 月，峄县共取缔道会门组织 46 种，查封教坛108 处，收缴大刀 18 把，道证 70 余个和一部分道片道书道印等迷信物品。峄县在取缔反动道会门组织从 1950 年春到 1957 年底，共逮捕反革命道首、骨干分子 122 人，判处死刑的 7 人。经过取缔和严打，峄县地区的反动道会门组织和活动基本清除。
人民群众分得了土地，情绪非常高涨。可是，建国初期由于连年战争，土地荒芜严重。峄县县委、县政府发动全县群众，搞好生产救灾，展开生产自救运动，组织农村副业生产与救灾相结合。同时，为了防止不法商贩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必须掌控好物价。县委、县政府利用冬季农闲时节，组织人力加修水坝，疏通河道，封山造林，沿河植树，进行农田基本建设。
1950 年冬，峄县县委、县政府通过摸底调查，发现全县共有灾民 57266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23％，有的村民已经外出逃荒要饭，灾情十分严重。为此，县委决定全县一切工作应该以生产救灾为中心任务。县委责令各区：动员村民不要外出逃荒，县委、县政府承诺帮助大家战胜严重困难。
1950 年 1 月 4 日，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山东分局和台枣地委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并且结合峄县的具体情况，以切实做好当前的生产救灾工作。要求以生产为主，结合救灾，以群众自救为主，把生产救灾当作中心任务来完成。县委提出“不饿死一个人，不减少一头牲口”的口号，做好生产救灾为明年春耕做准备。为此，1 月 15 日，全县自上而下成立了县、区、乡、村生产救灾会。各区乡根据县委指示研究了各自的受灾情况，找出了救灾的重点。通过开展生产自救发动群众大搞副业生产，开展社会互济，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生产自救活动。
1950 年 1 月 15 日，在峄县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了县、区、村生产自救会。各区、村根据县委指示，讨论研究了各区、村生产自救的重点。通过生产自救发动群众大搞副业生产，开展社会互济，发放救济粮款等方式，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生产自救活动，提高了干部群众对党的认识。由于全县灾情十分严重，根据上级指示，县委于 2 月先后两次召开干部会议，对救灾工作进行总动员，提高干部思想认识，加强党的领导。经全县上下一致努力，灾情得到缓解，没有发生非正常死亡和瘟疫。
1951 年 3 月 5 日，峄县县委发出《关于三、四、五月份生产救灾及春耕春种工作意见》。《意见》指出，全年全县水灾严重，全县 660 个村有 400 个村遭受轻重不同的灾害。据 2 月 10日的统计，全县逃荒要饭的约 40000 人。四区、五区发生回归热、伤寒等疾病，患者 89 人，死亡 9 人。受灾牲畜牛 44 头，驴399 头，死亡牛 9 头，驴 66 头。针对严重灾情，《意见》要求，生产救灾方针应以生产为主，结合救灾，以群众生产自救社会互济为主，辅以政府扶持。总的要求是不荒掉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不减少一头牲口，就地解决问题，不逃荒。
峄县县委一边发动群众实行生产自救，一边向上级反映实际灾情情况。很快得到 22. 5 万公斤玉米救灾粮，就立即组织人力进行发放，由于全县上下齐努力，迅速把救灾粮发放完毕，及时解决了灾民的燃眉之急。同时，县委、县政府又具体要求生产救灾工作要抓好副业生产，开展种菜，开展勤俭节约和社会互济运动，重视防治病灾，政府支持搞好春耕、春种和夏锄工作，使峄县灾民终于渡过了难关。
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共中央于 10 月 8 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26 日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成立。此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本月初，峄县组织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活动。县委领导人作时势报告，同时各人民团体也通过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广泛宣传动员，1951 年 2 月 2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普遍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滕县地委 4 月 9 日又下达了迎接“五一”大示威及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计划。4 月 23 日，滕县地委宣传部召开县（市）委宣传部长会议，就深入开展宣传和“五一”游行示威作了专题研究部署。峄县县委、县政府积极响应，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抗美援朝高潮。根据上级和地委的部署，峄县先后开展了广泛的时事教育，开展蔑视、鄙视、仇视美帝国主义与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运动，制订抗美援朝运动计划，举行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签字等活动；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县委对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后，为了扎实地进行这项工作，各个区均建立了抗美援朝委员会。县委还组织演出队到各区演出，使群众认识到要想不受二茬罪，就必须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为此开展了订立爱国公约，增产捐献、优待烈属、军属三项爱国运动，召开各代会、控诉会、群众大会。全县60％的人先后参加了各项爱国活动，80％以上的村庄，60％以上的农户，城镇、机关、学校、团体 90％以上的干部群众参加了订立爱国公约；在增产捐献运动中，据统计，峄县全县共捐款2963 万元（旧币），慰问袋 974 个，其他物资一大宗。
1951 年 3 月 9 日至 10 日，县委召开分区委书记会议，研究和布置抗美援朝工作。会议总结了前段抗美援朝工作，找出了工作中的差距，并将全县志愿兵的应征任务下达到各区，要求把精兵送到抗美援朝的前线，痛击美帝侵略者。4 月 21 日，县委又传达了上级指示，要求各区迅速掀起动员参军的热潮，县委要求区委书记都要亲自抓这项工作。并保证完成上级交给的 1429 名适龄青年的参军任务。
5 月 1 日，县委、县政府决定组织全县人民群众举行“五一”大示威活动。要求在五月一日这一天，全县干群都要参加这次游行示威大会，再次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活动的热潮。五一示威活动后，各区都要检查爱国公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没有制定的或者制定不妥当的，要立即修改，使爱国公约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
7 月初，经过深入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教育后，引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人民群众纷纷捐款，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枣庄私营远大煤矿公司捐款 720 万元（旧币下同），枣庄庆裕药栈捐款 360 万元，峄县三义合布店捐款 1400 万元，一区捐款 1 亿元，三区捐款 7000 万元，四区捐款 1. 2 亿元，八区捐款 1. 5 亿元，九区捐款 9 千万元，十区捐款 2 亿元，其余各区均捐款 1 亿元左右，全县捐款可以购买一架飞机支援抗美援朝。
7 月 12 日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代表到滕县活动。当日晚，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 2 名代表及随行人员一行 8 人，由济南抵达滕县城。13 日和 14 日，代表在专区驻地滕县城作了 3 次报告，机关干部和驻地群众l万余人听取了中朝人民军队英勇战斗的事迹报告。为使更多的干部群众受到教育，慰问团代表分为南北两路赴各县（市）作巡回报告。北路先后在济宁市、济宁县、滋阳、曲阜、平邑、邹县6 个县（市）报告15 次，听众7 万余人；南路先后在临城县、陶庄、枣庄、峄县、沛县、铜北等县区作报告 8 次，听众 3. 1 万多人。
峄县民众听了代表们在报告中介绍了志愿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声讨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调动了抗美援朝的积极性，增强了夺取抗美援朝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有力地推动了全区抗美援朝运动的普及和深入。
9月 30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伤病员来到峄县休养。为了做好伤病员的安排疗养工作，县委、县政府专门抽出最好的医生护理员，腾出最好的医院，成立人民志愿军休养学校准备接待，由副县长王善林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县委还成立了慰问委员会，由县委宣传部长陈向平和县团委书记分别任正副主任。为了保证伤病员的生活供应，县政府决定成立枣庄泰丰油面厂，由赵新斋任厂长专门负责此项工作。从 1951 年 10 月至 12 月，峄县又发动群众捐款、捐物，全县共捐款 5886 万元（旧币），慰问袋 5373 个，慰问信、钢笔、袜子、毛巾等 12000 件，花生、柿饼 198 斤，为购买飞机大炮捐款 14. 54 亿元，实交 19. 32 亿元。
抗美援朝历时三年，峄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带领下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抗美援朝一系列方针政策，踊跃捐款、捐物，并以实际行动发展经济，建设家乡，既从物质上、人力上和精神上有力地支援了前方将士，又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