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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涉及的六个主要概念（中心主题词），在学术讨论中都处于内涵和外延流转扭动的形成阶段，所以有必要进行论说定位性质的界说。为便于阐说，根据其外延红线，姑且将这六个概念划分为两个阵营——按说这些概念应当划分为三个层次，但是在阅读本书之前，这种层次划分难以在读者头脑中明晰起来，所以叫做“姑且”。
这六个概念是：精英思维、民间信仰、民俗信仰［俗信］、信仰民俗、价值认知、认知价值。
精英思维是一种引领思维趋向的高层次思维方式，因此被直接认定为人类的智慧思维。
但是这种所谓高层次只适用于对这种思维的密度、质量定性，不能界定其价值取向的层次归属。英雄史观认为，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是靠精英人才的精英思维创造的，并且认为它可以对推进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先进社会制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是人类智慧精华的集中，是全人类珍贵的精神瑰宝。有的学者把精英思维分为诸如精英辩证思维、精英超常思维、精英抽象思维、精英形象思维、精英灵感思维、精英超前思维、精英发散思维、精英类推思维、精英交叉思维、精英群体思维等类型。其中辩证思维、发散思维、类推思维、群体思维等，在档次方面草根思维和精英思维只是“量”的区别；超常思维、超前思维又在学术界存在较大认定分歧；因此，本书涉及的领域只限于精英抽象思维、精英形象思维、精英灵感思维、精英交叉思维四个方面。
民间信仰也被认为是民俗信仰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甚至还被看做“民间宗教”的同义词。其实这种概念挂靠是不科学的。
中国民间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就是说，是非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比佛教信仰和道德信仰更具有民间的特色。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把传统信仰的神灵和各种宗教的神灵进行反复筛选、淘汰、组合，构成一个杂乱的神灵信仰体系。不问各路神灵的出身来历，有灵就香火旺。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世俗信仰的多元性和功利性。所以说，中国民间信仰具有多教合一、多神崇拜的特点。作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民间信仰一般是指乡土社会中植根于传统文化，经过历史练沥并延续至今的、有关“神明、鬼魂、祖先、圣贤及天象”的信仰和崇拜。所以是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普化宗教”（diffused religion）或者“民俗宗教”（ folklore religion），是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其他地方神灵崇拜为核心，具有地域性、分散性、自发性、民间性的非制度化的自然宗教及其相关信仰习俗。因为多有不可以科学解释的内容，也被叫做迷信。近些年学术界更关心口头传统与文献中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的文化遗产价值等问题。
一般认为民间信仰有四个显著特点：一是大多数情况下民间信仰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乡下的老人拜一个石头，拜一个鬼之类的，也不会跟皇帝说，皇帝也不太管，所以说民间信仰跟官方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二是民间信仰没有系统性。一般来说你问一个老人家在乡下拜什么神，这个神的上级系统是什么她不知道，但是她会明确告诉你拜的是什么神。三是没有排他性。民间信仰可以是祭拜皇天后土，但也不拒绝拜一个猴子、一棵树，不会因为你拜了这个毛神，就不能拜其他神灵了。四是民间信仰常常有非常功利的目的。
因为种种历史原因，日本的民间信仰虽然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比中国还原汁原味。试举一例：
日本は 「八百万の神の国」などとよく言うが、実は神様の名前や性格というのは意外なほど知らないもの。神社にお参りする人も、その神社がどんな神様を祀って、どんなご利益があるのかを知らないでお参りしていることも多い。もちろん、それでも別に問題はないのだが、どうせなら知っておいた方がお参りがずっと楽しくなるし、地元の神社がより身近に感じられるようになるはず。その入門書として最適なのが本書。日本の代表的な神様を約 90、写真やイラスト入りでわかりやすく解説する。誰でもよく知っているお稲荷さんや八幡様、金毘羅さんなどから、お菓子の神様、スポーツの神様、メガネの神様などちょっと変わった神様までを紹介。それぞれの神様が祀られている神社のガイドもついており、地元の神社にはどんな神様が祀られているのかを調べることもできる。
从插图和封面、目录等显著位置就可以看出，日本民间信仰崇拜的神衹都是中国的“舶来品”（该书封面就是一条航行在海上的、应当是遣唐使或者遣隋使乘坐的大木船，上面挤满神衹）。因此，日本民俗学著作中就把“民间信仰”作为一大类单列，比如“民间信仰の総论”栏目，入选的就有《日本の民俗宗教》《宗教民俗学への招待》《日本宗教の构造》《宗教民俗学》《民俗宗教を学ぶ人のために》《宗教民俗学の研究》《我が国民间信仰史の研究》《天神信仰编年史料集成》《神仏信仰事典シリーズ》等著作；而作为“民间信仰の各论”一类的，著名的就有《霊魂観の系谱》《宗教と社会変动》《异人论序说》《ケガレの构造》《ケガレの民俗志》《神仏交渉史研究》《民俗宗教の地平》《分类祭祀习俗语汇》之类。而诸如《民间信仰辞典》之类的工具书、《民间信仰·调査整理ハンドブック》之类近于我国田野报告之类的著作，更是不胜枚举。所以国际会议讨论民间文学、民俗学，总是少不了日本学者的身影。
民俗信仰包括原始信仰、宗法观念、民族（地区）俗信三个层面。
原始信仰。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先民的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占卜、祈禳、祭祀、禁忌等习俗，贯穿于他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物质生产活动中的春祈、秋报、求雨、禳灾；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中的卜宅（后代发展为风水、堪舆术之类）、避邪衣服饰、饮食禁忌、圆梦、求签、测字、祖道卜行止等等。这些原始信仰代代相传，后来引发社会精英注意被记载。当然这其中不乏对原始民俗信仰不买账的记载。比如卜出行即所谓祖道祭祀，就被墨子反驳了一回——虽然他也被禁忌惩罚了：
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墨子·贵义》）
但无论如何，社会精英对民俗信仰的关注，是后人了解前人的一个主要途径。对于原始民俗信仰，官方干预不是太多（除非其利用价值提高），这些信仰的传承大部分靠精英思维的揭橥、推动。精英思维对民俗信仰的关注在原始民俗信仰传承层次中，处于这样的地位：民俗信仰——精英思维（连接点）——官方意识形态。
宗法观念。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以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被长期保留。这种以宗法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定势，对民间风俗产生了长期的、重大的影响形成宗法观念。作为精英思维代表的“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所主张的“父父、子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就是围绕血缘关系这一轴心展开的。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的影响还通过礼仪制度的形式，在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民族（地区）俗信。因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状况不同，所以在民族性格、社会心理、审美情趣、传统习惯等方面，各民族、地区也有所不同。文化上的差别使各民族在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人生仪礼、游戏娱乐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明显差别，显现为各具特色的民俗风情。除民族间的差别外，同一民族也常因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文化传袭等不同而在民俗上产生地区间的明显差别。班固所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汉书·地理志》），就是这种情况。生活习惯、民间风俗上的差别，必然在民俗信仰上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点，这些可以统称之为民族、地区俗信。
信仰民俗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诸如民族精神和品格的载体、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和心理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文化资源、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民族根基等民俗文化的主要品质。是信仰“落地”成为民俗的一种民俗形态，所以学术界多有“风水信仰民俗化”“民间信仰民俗”
等说法；高等院校也把信仰民俗作为与诸如经济民俗、社会民俗、游艺民俗，甚至佛教信俗、道教信俗、伊斯兰教信俗、基督教信俗、萨满教等原始宗教信俗等宗教信仰民俗（区别于图腾崇拜、鬼魂崇拜、自然崇拜原始信仰民俗；占卜、禁咒、巫术信仰民俗）
并列的教学内容。
不同于民俗信仰的纯思维界域概念，信仰民俗指的是民间信仰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民俗事象（有关民间信仰的民俗心理、观念、事象和活动），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到社会物质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而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表层认知或歪曲反映。这种认知和反映在民间大众中自发生成一套有关神灵崇拜的思维观念、行为方式及其相应仪式的习俗惯制。它不仅是民俗学、民俗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人类社会民众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切入口。
一般认为，民俗信仰具有极其狭隘和直接的功利性，强烈的神秘性、封锁性或保守性，明显的多样性，较大的渗透性，较强的包容性和俗信化趋势。信仰民俗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其核心是信仰心理。信仰民俗中所含信仰心理与一般宗教中所含信仰心理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一定有明确的宗教式的信条、固定的组织和宗派，所信仰的对象不一定有明确的神格。将这些区别归结为一点，可以说是除了受人为宗教的明显影响之外，信仰民俗中的信仰心理主要在于对“玛纳”的崇拜与禁忌，“玛纳”虽来自对处于原始状态的美拉尼西亚人的人类学调查之中，但与“玛纳”同意义的崇拜与禁忌，仍在不同程度上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之中，而且构成信仰民俗。
甚至有的学者认为：
如果从艺术维度切入研究信仰民俗，可以发现信仰民俗社会功能中的艺术化趋势，可以成为激发人类艺术创造活动的源泉，蕴藏着丰富的艺术创作题材。其中不但隐含着艺术的意象原型，而且还可以与艺术活动相互借助即互动，从而产生民间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品质。
正因为信仰民俗的如上品质，所以其在学术界身价不菲，比如民俗学界泰斗钟敬文担任学术总监的、号称民俗学经典的著作中，就为信仰民俗开辟了专卷给予专门阐释
。（虽然该书出版时钟敬文已经仙逝。）
价值认知是指反映、认识、判断等思维方式，它可以运用于精神产品的各个领域，比如文学创作的价值认知就可以分为审美反映、审美认识、审美判断。再比如文化遗产价值认知，不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很重要的意义。在物质文化遗产中也蕴含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保护文化遗产时，必须具有鉴赏能力，要有价值意识，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根据文化遗产的价值重点保护其中有价值的精华部分。因此，价值认知就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
价值认知属于价值认识关系和认识论，具有认知意义。因此，无论是价值认知论观点还是非认知论观点，在各自的范围内，都是有真理性的。国内学者主张价值认知观点的居多；而国外学者，主要是欧美学者，持价值非认知主义观点的居多。本世纪的一些著名的分析哲学家，罗素、艾耶尔、卡尔纳普等等，都是否定价值评价的认识意义的。他们认为：“价值词并不表示自然或非自然的属性；价值判断也并非描述属性的陈述。”他们主张价值判断是或主要是态度、情感、愿望的体现或表达。
价值认知的出发点是“主体”的尺度，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价值认知评价。而在传统认识论模式中，认识的出发点只是客观存在，占主导地位的是科学认识反映。由于传统认识论框架中缺少主体性和评判性等认识环节，这样，即使我们理论上承认价值认识是认知，它也摆放不进去。价值认识关系中的价值认知评价，是由认识主体根据特定价值尺度对客体价值所作出的理性评价。价值认知评价主体不一定是价值主体，客体价值与认识主体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直接的价值利害关系。具有客观性特征的价值认知评价构成了人类认识的重要内容。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任务不仅仅是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发现和把握客观规律，更要按照人的主体需要去发现和把握客观价值，并以此指导实践，使人类在合规律、合目的实践中，创造满足人类需求的价值客体。假如人类只进行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而不进行价值评价、价值认识和价值实践的话，那么，人类将一天也无法生存下去。人类价值认识以及价值认知评价的客观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传统认识论只强调求真，只重视科学性认识，使实践只服从、服务于科学真理的无价值认识论模式，其实是极其片面的。人类的认识，既应发现真伪、认识必然，也应辨别好坏、把握应然；全面的认识论，是科学认识论与价值认识论的统一，科学分析认识与价值评价认识的统一。
我们可以因价值认知评价的影响而对客体价值的情感态度发生变化，与客体建立起新的价值本体关系。价值认知评价存在于价值认识关系中，它不仅要求认识主体以客观的价值尺度进行评价，而且要求在评价过程中尽量摆脱自己的情感趣味和价值利益的干扰。只有保持价值评价标准和过程的客观性，才能保证价值认知评价的客观性。这里的客观尺度，或是来自社会或他人的既定规范与要求，或是来自对客体价值的科学认识，或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认识等等。但无论哪种情况，它们都是理性存在的。价值认知评价的对象，有些是与个体利益相关的，有些是与群体或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有些则可能与自己利益相悖而与他人利益相关。因此，在价值认知评价中，我们不仅不能依据自己的好恶评价客体，有时甚至不能根据个人兴趣选择评价对象。应当说，在纯科学范围内的价值认知评价结论是很容易传播并被接受的。
认知价值属于经济学概念，属于消费心理范畴。认知价值指消费者心理上对产品价值的一种估计和认同，它以消费者的产品知识、后天学习和积累的购物及对市场行情的了解为基础，同时也取决于消费者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常常把产品的价格与内心形成的认知价值相比较，当确认价格合理、物有所值时才会做出购买决策，产生购买行为。同时，由于消费者还存在求新、求异、求名、求便等心理，这些心理又会影响到认知价值，因此，企业定价时必须深入调查研究，把握消费者认知价值和其他心理，以此制定价格策略。
我们在本书中借用这个概念，来解说对于民俗事象的精英评价和民间解读，以便对民俗信仰中价值评判有一个论说标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华北、东北民间崇拜的黄大仙即黄鼠狼，如果用精英思维考量是一种价值评估；用当地民间习俗乃至民间信仰考量，又是一种价值估量；而如果上溯到原初文化典籍比如《易经·既济、未济》卦乃至《诗经》篇章，又是一种价值估量。这些就是只能用认知价值来阐说的民俗现象。同样一种民俗现象，民间乐此不疲世代传承，社会精英也许看作迷信（和前举墨子一样），而官方还可能认为扰乱社会视听要“移风易俗”甚至当作歪门邪道予以取缔。这些现象当然也是认知价值方面的互相龃龉造成的。这里还涉及到我们题目中提到的“两个阵营”（其实是三个层次）问题。
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做《大智周恩来》
的书，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虽然互相对立，但并非不可以彼此相约，各守边界，互不挑衅，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此基础上进行和平竞争，在和平竞争中分出高低。但是，周恩来又意识到帝国主义并不那么“听话”，想象不能代替实际，要想维持世界和平，还得去团结一切和平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以推迟和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57 年1 月3 日，周恩来访问东南亚几个国家后回到北京。1 月 5 日，他接见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华大使、代办，讲述通过这次访问形成的一些思想看法，供这些国家的党和政府参考。周恩来说，通过访问，觉得世界上明显地存在着两个阵营，即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同时存在三种力量，即社会主义力量、帝国主义力量和民族主义力量，并指明这不是按社会制度，而是按国家来划分的。
这是价值认知在政治学方面的著名用例，事实证明周恩来的这种分析是精到并且合乎实际的。这种阵营和层次交织现象本来是世间万象的一种存在方式，谁掌握了这种思维方式就成为引领思维价值取向的精英思维秉持者。本节上面论说的六个概念中，信仰民俗作为一种民俗因子，通过民间信仰和民俗信仰（俗信）的方式存续，社会的价值认知赋予它认知价值，就形成两个阵营：民间的执迷和官方的警惕。而精英思维作为两个阵营的过渡地带，可以起到弥合官方和民间两个阵营认知裂痕的作用。因此一个奇妙的现象出现了：民间的痴迷经过精英解读给官方提供了无可无不可的模糊认知空间，更加有利于民间习俗的存在和延续。
这些，正是本书要揭示的民俗信仰与精英思维的互动在价值认知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取材范围锁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本书作者对民俗信仰和文学作品之间关系的价值认知决定的。关于这一点的详细内容，可以参看作者专门论说二者关系（论说范畴：主流文学文献、民族民间文学与民俗信仰的互动）的另一本小书，
此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