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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根据地建设的同时，坚持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积累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如果说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那么，井冈山时期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相对于历史起点而言的。马克思认为，对一个学科或一个问题的研究应该遵从“具体一抽象一具体”的过程。也就是说，对一个学科或一个问题研究的前半程，应该从各个社会历史时期中研究对象的具体形态和生动丰富的现象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不一定完全重合。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形态中，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动丰富的现象中，考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着力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着力于理论武装和理论普及，是一个社会过程。二者既相互衔接，又互为因果；既相互促进，又各有侧重。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起点，界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式开篇的时间。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起点，则要早于这个时间。
从历史上看，作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其诞生开始，就开始了其大众化进程。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便伴随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开始了自己的宣传和普及过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陈望道等翻译和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好了理论准备。而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中国化，则肇始于井冈山时期。之所以说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是因为井冈山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形成的具体理论形态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这个理论形态，在指导井冈山时期乃至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都呈现出丰富生动的成功现象。正是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
；当地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新生的红色政权。井冈山时期，在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实践中，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让“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从个体意识转化为群体意识的案例和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乃至今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典范。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井冈山时期，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起点。
井冈山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通过以下几种路径实现：
一是通过组织路径，利用组织的领导力和约束力，加强对工农红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意识教育。由于井冈山地区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红军到达井冈山以后，宣传教育的渠道不畅通，工作开展起来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等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要建立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首要任务是恢复和重建党的基层组织。于是工农红军上山后，马上着手培养并发展了一批工农先进分子，使根据地的基层组织迅速得到恢复。为了根据地党的发展，毛泽东在宁冈茅坪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的方针，之后派出军队干部深入农村帮助地方重建党组织，在斗争中考察、培养发展对象，帮助各县、区乡普遍建立起自己的党组织。借助组织的力量，对成分绝大部分是农民的边界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觉悟教育，以防止大量存在于边界农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带到党内。但是在那种环境下，毛泽东感觉到：“‘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他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边界特委先后在宁冈象山庵和井冈山茨坪举办党员、团员训练班，采用讲党课、讨论、回答问题等多种形式进行政治形势、党的基本知识等教育，仅1928年10月的一期，就有300多人受到培训。此后，边界各县党组织普遍采用开会、办培训班等形式，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知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知识等内容。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经常到训练班去宣讲，帮助接受培训的党员和团员提高政治素质和思想觉悟。通过组织路径，大大推进了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保证了工农红军和边界各级党组织能够自觉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二是通过斗争路径，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让红军战士和当地百姓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正确思想总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不断产生并得到发展的。毛泽东后来描述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的道路，就是在同“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中逐步成熟和发展起来的。大革命失败后，“左”倾情绪在党内迅速蔓延并占据统治地位。面对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左”倾路线错误地制定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责令毛泽东率领部队“取浏阳直攻长沙”。当部队失败后，毛泽东顶住压力，根据情况当机立断独辟蹊径，及时把队伍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成功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中国共产党再以仅有的一点武装力量去同建立了强大革命统治的敌人去硬拼，一味地坚持在中心城市搞武装暴动，那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针对一些同志“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右倾悲观情绪，毛泽东指出，信念问题“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他先后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光辉著作，有力地回答了革命队伍中一些人的疑虑，坚定了红军队伍的革命信念。之后，毛泽东针对党内盛行的“左”倾教条主义，坚决反对“本本主义”，指出本本主义“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他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
三是通过实践路径，让当地百姓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切身利益中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几千年来，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土地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的核心。井冈山时期，要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队伍，建立以农村为依托的革命根据地，首要问题是得到边界农民的大力支持。而要得到农民的支持，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土地问题。来到井冈山以后，毛泽东发现，“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
，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是解决土地问题。正是由于紧紧抓住这个农民利益的核心问题，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使边界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才从内心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为“山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就明确宣传：“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为了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增强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们党在战斗之余十分关心群众疾苦，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谋利益。毛泽东指出：“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井冈山时期，红军每到一处，都会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当地百姓挑水、搞卫生，帮助他们架桥、修路、搞生产，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实际问题，诸如“毛委员大井访贫”、“朱军长送盐”、“陈毅大井割稻”、“彭军长分发银元”等故事在边界地区广为流传。此外，中国工农红军还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作为对红军战士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确保红军纪律严明，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广大边界农民逐渐认识到，这支“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才是真正属于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工农红军，自己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当时，文化水平并不高的老百姓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不见得是真正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而是切身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给自己带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感受到了共产党给自己带来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解放。
四是通过宣教路径，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道理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思想。井冈山时期，为了组织和发动当地群众建立武装和政权，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方式对他们进行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朴素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无疑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具操作性、效果最好的路径。红军刚到井冈山，毛泽东等便亲自带领战士在街头巷尾宣传革命道理，刷写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革命主张，甚至挨村逐户进行宣传。红军多次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亲自登台演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宣讲革命道理，启发群众觉悟。即使在红四军为了摆脱敌军三路尾追艰苦奋战，同时还要战胜天寒地冻、衣单粮缺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在体力难支的情况下，还坚持一边行军作战，一边领导指战员沿途做群众工作，进行广泛宣传，帮助各地建立中共党组织和秘密的工会、农会。
红四军内还专门建立了宣传兵制度：“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如连部，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均须派五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五个人不背枪，不服勤务，名叫宣传兵。此五人分两组，一组为演讲队，担任口头宣传，凡红军所到的地方，行军时经过的乡村酒店茶店，或大市镇，均须手持红旗及标语传单，向群众宣传，到了城市更须全体出发在大街、小巷或商店作个别宣传或挨户宣传，半日的时间必须召集一个群众大会。”
因此，部队到达井冈山不久，边界各县群众就被发动起来，加入到红军队伍，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中。
井冈山斗争时期，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边界党组织的努力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积累了许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员”要以身作则。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飞越英吉利海峡和阿尔卑斯山脉，在世界各地得以广泛传播，除了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身魅力以外，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不息，唯独没有自己利益的无私奉献精神，深深赢得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信任和拥护。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任和拥护，人们在感同身受中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潜移默化中增加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井冈山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真心实意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使边界广大群众认识到共产党人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因此，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加入工农红军，跟着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斗争和革命运动，才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真理魅力，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理论研究、宣传、教育工作者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员”都要以身作则，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树立起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人格魅力。历史和事实都已证明，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公仆意识，时刻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的位置，始终怀有强烈的党性意识和责任意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好宣传和普及。
第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坚持把宣传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讲利益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一切空洞说教的地方。物质利益是产生革命精神的经济根源，符合人的思想和行为活动规律。离开物质利益去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精神，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不讲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精神只讲物质利益，那就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老百姓才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魅力，才能让马克思主义深入到老百姓的心里。井冈山时期，党和红军十分关心群众疾苦，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即使在紧张的战事中间，也没有放弃对群众物质利益的关注，从土地问题到柴米油盐，从而赢得了边界群众的真诚爱戴和衷心拥护。在新的历史时期，宣传、普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性特点，以不同层次的利益满足为杠杆争取群众。要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解决现实问题中走进群众的心里，从而放射出更加璀璨的真理光芒。
第三，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实效的关键是正确认识、真正重视宣传教育工作。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红军的理论宣传和政治教育之所以取得实效，除了上面分析的原因，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对理论宣传工作的正确认识和真正重视，红军专门成立宣传机构、拨付专项经费就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非常重视红军的宣传工作，他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四部分中明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要的问题是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其次要不断创新宣传的方式方法、加强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理论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体制机制，从而不断积累新经验、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