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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既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是我们党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建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举措。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实践基础。
价值取向是指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作为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价值取向具有评价事物、表明态度、指引和调节行为的定向功能，其突出作用在于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出一致的价值取向。这种一致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先天、便捷的逻辑通道和适宜、契合的理论土壤，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哲学基础。
其一，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提法源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神为本”和“以物为本”而言的。从古希腊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到中世纪“以神为本、神贵人轻”的人本价值观的异化，到文艺复兴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见物不见人”，再到文艺复兴后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都对解放人们思想、促进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世界性胜利、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这种源于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以人为本”，归根结底属于在私有制条件下产生的价值追求，无论是起源还是发展都被打上了唯心主义的色彩，从而具有不科学性、抽象性和不确定性。直到马克思提出“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才使“以人为本”真正体现了“以人民为本”的终极价值诉求。此后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以人为本”的论述，包括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都赋予“以人为本”中的“人”以“人民群众”的科学内涵，同时也将其最终实现置于公有制的社会基础之上，从而完全区别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以人为本”。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理论与实践，无一不是为了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以往“人本主义”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基于对无产阶级和社会发展的高度责任感，所形成的终极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集人类先进思想之大成，彰显了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理论的价值判断，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升华。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有着共同的价值立场，表现出一致的价值取向。
其二，追求社会和谐。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和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目标，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需要以及处于这样一个阶段的个人需要，是一种逐步消灭现存状况、不断追求更高境界的现实需要和崇高理想。同样，“和谐”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追求社会和谐，是贯穿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理念，是浸润于各个流派不同学说中的共同理想。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调和”、“天人合一”，社会关系的“和衷共济”、“社会大同”，民族关系与国家关系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这种美好的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和谐社会观深度契合。但是，无论是马克思的“社会和谐”思想，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和谐”理想，在历史上都没有真正实现。一是受制于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阶级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到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消除阶级、城乡等之间的对立，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人民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从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真正的和谐关系。无论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才能最终成为现实。
其三，倡导共同发展。关于人的自我实现的历史形态，马克思认为大致经历三个阶段：一是“人的依赖关系”条件下的“自我牺牲”；二是“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个人独立”条件下的“利己主义”；三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即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一致”。马克思关于人的自我实现要受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制约这一问题的深刻论述，凸显出马克思对个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关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诉求。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个人价值与人类整体价值的冲突会以不同的方式显现。马克思主义承认人的个体性，尊重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自我实现。马克思主义更关注人的社会性，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要实现人的终极价值诉求，就需要关怀人类整体的价值，克服自我牺牲和利己主义的自我实现，自觉将自己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定位在符合和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最终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讲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天下为公”、“匹夫有责”、“勇于担当”、“先天下之忧而忧”等思想如出一辙。二者都特别强调人的社会责任，突出人的社会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与马克思主义“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一脉相承。坚持人与社会共同发展，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既是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也是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
党的十七大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当前的时代发展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相结合，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证。
其一，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长期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中，经过比较、鉴别而确立起来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真理、坚持科学、坚持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是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昭示我们，社会主义每次出现大的挫折和失败，都与是否真正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密切相关。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使命，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让人民群众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掌握其科学方法。尤其是在当前这个大发展大变革时代，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更需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将无从谈起。
其二，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共同作出的自觉选择。九十多年来，党肩负着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重任，领导人民进行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战胜了各种风险和挑战，把一个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削弱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正如邓小平所说：“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适应变幻多端的国内外环境，面对前进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需要。
其三，坚定不移地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国内形势如何复杂，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逐步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条关键性问题，找到并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不仅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且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和社会制度保证，即在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加强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提高人们思想觉悟、改造人们主观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从而推动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如果说社会实践活动是形成思维方式的物质基础，那么社会历史文化则是思维方式生成的现实条件，是思维方式差异的决定因素。作为主体认识事物、评价事物的认知模式，思维方式对人们的言行产生重要影响，是文化沟通的桥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在入世观念、辩证习惯、语言特点等方面的一致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文化基础。
其一，“入世”的思维方式。所谓“入世”，是指人们重视实践、关注现实、与时俱进等对客观世界的积极态度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发挥自身价值的主动行为。首先，重视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征。实践基础上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实践基础上的知行合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其次，关注现实是二者实现其理想的共同路径。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关注现实的实践活动去解决社会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以“修齐治平”为落脚点，力求通过“达则兼济天下”的经世救国，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二者尽管改造社会的手段相去甚远，但都立足于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着眼于解决社会现实矛盾。最后，与时俱进是二者的共有属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借鉴、吸收、融合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而形成的科学文化形态，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不断吐故纳新、自我完善的过程，既有对自身文化的吸收，也有对外来文化的大胆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同样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二者在“入世”思维方面的一致性，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结果，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成为一种可能。
其二，辩证的思维方式。丰富的辩证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从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强调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周易》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强调了阴阳对立面对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与唯物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如出一辙。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不仅彰显了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的民族特色，而且显现了朴素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的相通之处。毛泽东思想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既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辩证思维的继承和发扬。作为当代中国理论创新思想基础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也闪烁着中国传统文化“唯物辩证思想”的光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思维方式，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丰富营养，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容易与中国的民族特征、时代特征相结合，更容易被中国人民所接受。
其三，鲜明的语言特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人们的抽象思维发展到更高阶段形成的，是对世界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真实反映。这种反映虽然以概念辩证法的形式表现出来，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绝不只是一种概念辩证法，不是主观的辩证法，而是客观的辩证法，实践行动的辩证法”
。这种运用抽象概念及其复杂联系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难免会让很多人感到陌生、费解、晦涩甚至玄奥。但是，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表现在语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讲求简洁明快、坦率真诚，而没有矫揉造作、故弄玄虚。正是驾驭着这样一种精确、优美、富于激情的语言翅膀，马克思主义飞越英吉利海峡和阿尔卑斯山脉，在世界各地得以广泛传播。中国语言精炼准确、词约义丰、典雅规整，喜欢运用成语、警句和寓言故事说理，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更为准确、生动的表达载体。这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性，又在生动活泼中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要让马克思主义“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需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语言表达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创造性地运用成语、典故、俗语阐述理论观点时，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典范。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奠定了思想物质基础、夯实了政治理论基础、扩大了群众基础，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及宣传普及实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积累的丰富经验，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其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大众化工作就跟进一步。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虽然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始终坚持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大众化的工作就跟进一步。围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宣传、学习和教育活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得到长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显著成效，为马克思主义更高层次和更新阶段的中国化和时代化，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群众基础，培养了大批优秀理论工作者，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理解和大力支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之间相互蓄“势”、蓄“实”、蓄“时”，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其二，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深刻的道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特别是城乡基层群众的实际理解能力、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结合起来，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深刻的道理，才能真正拉近先进理论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宣传、教育效果。毛泽东历来主张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邓小平也说过：“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谈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深入研究我们党积累的鲜活经验，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新途径、新方法、新形式，不断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群众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他们的理想信念和自觉行动。
其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开拓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教育的主力军。毛泽东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
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光辉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学习、研究、创新、宣传、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建立健全理论学习、理论宣传、理论研究、社科普及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保证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深入开展。目前，要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要求高、周期长、难度大的特点以及新形势、新任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把培养中青年理论骨干作为重点，培养一批学术功底扎实，善于运用通俗语言，善于运用电视、网络等传媒，为广大干部群众解疑释惑的理论宣传工作者，努力建设一支老中青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专兼职人员共同参与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者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