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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千辛万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开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大门。中国人民为此欢呼雀跃，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急迫实现的共同理想。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及其广大的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普遍认识不足，对理想社会主义有深厚的思想基础，他们对解放前所受的苦难是记忆犹新的，对理想社会主义是非常坚信的，对实现理想社会主义的愿望是十分迫切的，这样的中国人民一定要对理想社会主义进行探索。只有从这样一个历史的视角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为什么会是“毛泽东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时代，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能够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权威大，还因为有广大干部群众接受理想社会主义这一群众基础。比如，对于“大跃进”，邓小平同志就讲过一段很客观的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
当然，从领袖到群众都没有想到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而这种理想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既是必然的又是十分有意义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共产党人虽然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没有足够的经验，但有着一个理想的模式，并始终围绕着这一模式进行探索。这个理想模式主要是以消灭剥削为目标，以“一大二公”、缩小三大差别和政治挂帅为特征。所谓“大”就是大而全，即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1958 年初，毛泽东同志就对这一理想模式作过设想：“在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护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
1966 年 5月，毛泽东同志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五七指示》中作了比较集中的说明：“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所谓“公”就是公而纯，强调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不允许有个体经济，因为个体经济就是“小生产”，而“小生产”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当公社所有、大队所有与生产队直接组织生产发生矛盾时，毛泽东进行了客观的调整，并承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格局 30 年不变。但他认为这已经是到了所有制调整的底线了，如果继续“后退”，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之类的，则是涉及社会主义原则的问题。1958 年 8 月，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谈到“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鸡鸭、房前房后的小树，目前还是自己的，将来也要公有。”
所谓缩小三大差别就是要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虽然缩小三大差别不是人为所能，但从实践行为上通过工农商学兵之间的互相学习和思想上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等级制来尽可能地实现这一目标。所谓政治挂帅就是指在各项工作中坚持政治挂帅，要把政治摆在统帅的地位。1958 年 1 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搞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政治了，政治与技术不能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各项业务的保证。
同年 3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政治挂帅是勤俭办企业的保证》的社论。此后，政治挂帅成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与此相对应的是反对物质刺激与金钱挂帅。
从 1955 年下半年以来，毛泽东同志就开始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更快的经济发展方式。他在 1956 年 1 月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赶超英国的发展战略，1958 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宣传了 15 年左右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1958 年 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 15 年或更短的时间里，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 10 年内超过英国、15 年内赶上美国。随后，在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反修防修的主要内容：一是反对和防止脱离理想社会主义的模式，二是反对和防止干部的贪污腐化。为了防止偏离理想社会主义的轨道和干部贪污腐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党先后开展了“三反”、“五反”、“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不断进行“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毛泽东同志把反修防修的重点放在了党内，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就资产阶级分子个体而言，而不是指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队伍，这与我们经常讲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是一个道理。他是运用矛盾转化的原理，说明外部的矛盾基本解决以后，内部的矛盾就上升为主要地位。当然，只能理解为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威胁主要地不是来自于党外而是来自于党内，这一点是正确的。然而，过去有一些学者教条地把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解读为“共产党内部有了一个资产阶级”，从而振振有词地说共产党内部怎么能有了一个资产阶级呢，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一是大批判的形式。大批判这种形式其实早在根据地时期就已经采用，但当时主要针对敌对分子。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形式由针对反革命分子逐步扩大到人民群众内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海瑞罢官》，从“批林批孔”（“四人帮”借批判林彪攻击周恩来同志）到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从全国性的批判运动到部门单位的批斗大会，大批判成为一种广泛运用的群众运动形式。
二是“四大”的形式。在 1957 年的整风运动中出现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毛泽东同志给予了高度赞扬，称之为“革命的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认为这种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就好办的多了”。
无论是大是大非问题、小事小非问题，还是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的比较快”。从此，“四大”成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法。
从 1953 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开始到 1976 年毛泽东同志逝世的整个时期，都是围绕着理想社会主义模式展开探索的。在农村，开展了人民公社运动，始终坚持集体所有制，坚决反对单干分田包产到户走所谓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城市，完全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在全社会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努力缩小三大差别，反对金钱挂帅和物质刺激。在整个探索的过程中，只要偏离了这一条主线，毛泽东同志就坚决加以纠正。比如，1956 年秋收以后到 1957 年春夏，针对农村出现的“退社风”，在全国农村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针对 1962 年至 1963 年关于“包产到户”的分歧，在农村和城市分别开展了以“四清”和“五反”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过数次纠正偏离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的运动，毛泽东同志认为还不能从思想上解决防止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于是，从 1966 年 5 月开始发动了十年之久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包括林彪、四人帮的恶意扭曲）。对理想社会主义探索中的是非曲直不需要天天总结经验，我们的一些同志写文章作报告总是爱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说成是一种“遗憾”，更有一些学者把对理想社会主义的探索说成是“试错”的发展，其实没有什么遗憾，更不是“试错”的发展，而是一种正常现象，包括我们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发展不科学、社会不和谐的问题，都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不得不走的每一段路程，就好比人生不得不经历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就像小孩子走路摔了几跤，大人不会天天教育孩子如何避免走路摔跤，因为大人懂得孩子长大了自然就不会摔跤了。小孩子走路摔跤没有什么“遗憾”的，重要的是记住自己在成长道路上的“闪光点”，它会让人自信，让人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单一的公有制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并不能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然导致资本短缺、缺乏竞争和劳动者积极性逐步低下，因此，必然成为短缺性经济。短缺性经济无法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从食品、衣着到其他生活用品都存在短缺。或者是总量短缺，或者是品种短缺。人们为购买食品和其他消费品经常花费好多时间进行排队、寻找、等待。一些长期严重短缺的商品只好实行配给制度，凭票定量供应。不仅消费品短缺，生产资料也短缺。企业为生产，建筑为施工，到处跑原料、跑设备。为了保证生产正常进行，企业被迫超定额储备甚至囤积原材料，这更人为地加重了生产资料的短缺。消费品短缺和投资品短缺，绝不是“总需求过度”的结果。凯恩斯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是总需求不足，但绝对不能由此得出传统社会主义的短缺性经济是理想模式。这只能说明理想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不符合斯大林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无力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果长此以往，必然是贫穷的社会主义。而贫穷的社会主义又必然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20 世纪末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与贫穷社会主义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建国初期对理想社会主义的探索，表明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理想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必须根据现实的国情建设社会主义。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政具体制度的延续性、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缺乏公民意识的人文背景以及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影响，形成了现有的党政具体制度。这一具体制度对于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战胜自然灾害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这一具体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无法避免个人崇拜的问题，无法完全通过正常途径解决党内分歧的问题，无法避免“好人犯错误与坏人钻空子”的问题，无法有效防止官员腐败的问题等等；认识上的分歧必然上升为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领袖个人身上，正确的决议和思想常常说变就变，干群矛盾只能通过群众斗争的形式来解决等等，这些缺陷必然会使探索理想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加曲折。
有些人一直困惑，既然理想社会主义的党政具体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为什么“毛泽东时代”还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第一个层面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各项具体制度与干部群众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广大的干部群众是接受理想社会主义模式的；第二个层面是干部群众的思想境界高，普遍自觉地遵纪守法公而忘私，这就大大弥补了具体制度的不足。但是，人的思想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发生变化，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离过去的苦日子越来越远，人们常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同时，社会成员的结构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旧生代不断减少，新生代不断增加，因此，革命年代的斗志不可能始终保持下去，干部群众的思想境界不可能始终像革命年代那么高，当干部群众的思想境界逐步回落以后，具体制度的缺陷就逐步暴露出来，制约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正是由于理想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在理想社会主义探索的后期，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下降，国家的政治运行极不正常，经济发展几乎停滞，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人人难以说真话等等，这一切都说明这些具体制度需要改革。当然，不单是中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比如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从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就开始改革了。对理想社会主义探索是整个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阶段，正是由于经历了这个阶段，才有了后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以消灭剥削为目标的探索阶段，对理想社会主义的探索有着重要历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