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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对问题展开研究，有必要作如下的假设条件。
1.参与经济活动的经济利益主体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具有有限理性与“搭便车”倾向的经济人。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假设，不仅直接对分析个人行为有借鉴意义，对分析任何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也是有用的，而且也是制度变迁的基本假设。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假设的含义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当经济主体意识到某种行动能给他们带来收益或增加其权利的价值时，他们便会采取行动。但按照西蒙等人的观点，经济主体并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具有有限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因此，西蒙用“有限理性”这一术语来反映决策者不具有超理性的现实情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要理解现实世界中的制度，必须承认这一点。而正是有限理性和个人收益最大化，促使经济主体在制度变迁或经济活动中会采取“机会主义”或“搭便车”的倾向，欺诈性地追求自我利益。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增大了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在展开对农村土地制度问题进行研究时，我们也遵循理论经济学的这些假设传统，这不仅仅是要使我们的研究符合现代经济学范式框架，更是因为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中农民等经济主体的行为会具有这些特征。
2.参与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追求他们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能选择既定的生产力，从而不能选择既定的生产关系。而这种既定的生产关系即是一定的制度安排。人们经济活动都是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中展开。这种制度环境包括正式制度安排，如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安排，如意识形态、传统文化、习俗等。它们共同规定了一定时期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并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因此，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活动就是在这些制度规则下发生，这些制度规则界定了人们作为和不作为的边界，即规定了人们受益或受损的权利。
3.一定的制度安排是人们在一定的路径约束下选择的结果。正是因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展开，从而也就意味着人们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也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实现的，并受既定制度环境的制约。一定制度环境、技术因素或生产力因素、意识形态、传统文化、习俗等制度安排以及经济主体的利益追求和博弈，共同构成了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路径约束。制度变迁路径约束规定着制度变迁和创新的模式选择及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