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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秦到清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中，曾先后出现了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等十个统一、强大、繁荣的王朝，创造了空前的位居同时期国际领先水平的政治文明、科技文明和社会文明。但是在这种空前文明的背后，也夹杂着因官僚主义而引起的吏治之失。官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封建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在这种体制下，君主成为掌握至高无上权力的第一人，但他不可能逐一过问全国上下的每一件事情，为了能够维持统治，君主通过自上而下的任命把权力分给各级官僚，他们不对人民负责，而是对君主负责，这样的官僚集团成为君主统治国家政治生活的工具。
一切旧的官僚主义，都根源于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国家的建立。如果说私有制的产生有了基本的经济前提的话，那么，国家的建立则使官僚主义的滋长、蔓延有了现实的政治环境。
在政治生活中，古代官僚主义的形态及特点主要有结党营私、腐败、低效、内耗、中庸和以官本位为中心，视权力为私物，对政事敷衍塞责、作伪粉饰，文牍主义盛行。正如作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的曹振镛在教导门人为官之道就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种古代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现代社会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封建王朝各级官吏本应该都为皇帝服务，名为一党，但实际上各个官员为了自身利益考虑，明的暗的，党派众多，帝党和后党两大党派贯穿了整个封建史，围绕两党下面又滋生无数帮派。帝党和后党的斗争，左右着王朝的前进方向，总体上帝党胜多败少，但后党胜利的也有许多例子，如西汉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清朝的慈禧都是后党称雄。另外一个便是宦党与官党的权力相争，如明朝东西两厂的设立使宦官走向了权力的巅峰，他们勾结权贵，攀附权臣，一步步地成为掌握皇权的主人，在权倾朝野之后，便开始迫害百姓，压制进步知识分子。党派之争，是王朝自强盛走向衰败的毒瘤。
官员贪污腐败，自有皇帝以来就没有断绝，几成定规。中央官吏利用手中把持的政权，往往四方辐辏。一方面伸手向国家财政要，即利用国家财政支付官方工程项目、发放军饷、粮饷、赈灾济民之机，从中克扣，巧取牟利。如汉代的大司农田延年就曾利用国家出资雇百姓牛马之机，多报数目以骗取国家佣金。另一方面，向个人伸手，收取贿赂。高级官吏一般没有直接搜刮百姓的机会，但他们有更加便利的生财之道，如明代钱一本所言“以远臣为近臣府库，又合远近之臣为内阁府库。”中央官吏利用朝见、考备、考选、考升等机会坐享下级的“供奉”，每逢佳节，送礼者更是络绎不绝。如北宋的宰相蔡京，利用宋徽宗的宠信厚敛钱财，他每年生日都大摆宴席，若有不敬礼或礼不厚者，事后他必寻机报复。他还大肆吞并土地，并借口“变法”推行各种为己聚财的项目，以致国家财政每况愈下，入不敷出。地方各级官吏利用他们“天高皇帝远”的地理优势肆虐搜刮民财，强占勒索、横征暴敛、在国家征收赋税的过程中投机牟利。例如梁武帝时历任南谯、竟陵太守的大贪官鱼弘竟实行“四尽”政策，即“水中鱼鳖尽，山中兽鹿尽，田中米谷尽，村中民庶尽”，其贪污之猖獗堪称一时之绝。再如乾隆时期的“中华第一贪”和绅通过以权谋私，卖官捞钱，索贿受贿等多种手段充分敛财，可谓富可敌国。据有关资料记载，乾隆末年，各省的贡品，和珅私吞十之八九，只有十之一二进宫，以至于和珅家中的珍宝比宫中还要多出好几倍。和珅有一颗大珍珠比乾隆御用的冠顶还要大，和珅收藏的玉盘比乾隆的更大，色泽更精美。
官员办事不求效率，处理事务速度慢、效率低。由于封建社会繁文缛节、封建尊礼太多，加上行政人员都是儒生，信奉中庸，往往缺少办事干练、迅速的生理基础。一个命令从决策层传到基层一线，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许多命令会中途消失。一个简单的报告，从官员口述到师爷起草、同僚沟通到正式上报往往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如清朝末年，掌握军国大政的载沣亲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曾任溥仪英文老师的英国人庄士敦这样评价他“办事平和，慢吞吞，不讲效率……”。上梁不正下梁歪，由这么一批低效无能的官员来主政，更是让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雪上加霜。
中庸之道其实就是儒道，儒道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凡事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能够不偏不倚即为中。中庸之道提倡：做事不要太苦，享欲不要太乐，待人不要太苛，用物不要太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视这种儒家文化为吃人的礼教。很显然中庸之道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它所倡导的这种行事风格更是抹杀了人的激情与创造性。西汉以下封建吏治，行中庸之道，做事守中，墨守成规，不能也不敢创新。特别在隋朝以后，科举选官、八股取士，而科举课程是儒学经典，思想禁锢在周公圣人圈里，不能越雷池一步。古代官吏的创新能力、想象力差，主要是制度桎梏，而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儒学。儒学的中庸之道就是抹杀个性、抹杀想象力、创造力的学问。王亚南先生认为在文化、教育方面，中国古代的思想、教育“好像是专门为了专制官僚统治特制的一样，在几千年的专制时代中，仿佛都与官僚政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调和程度……中国的家族制度、社会风气与教育思想活动等等，在某种限度内虽为官僚政治实行的结果，但又是官僚政治的推动力。它们不但从外部给予官僚政治以有力的影响，甚且变为官僚制度内部的一种机能，一种配合物。”
中国古代整个封建史，基本上可以看作官员内部斗争史，一部内耗史。即便是在社会主要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外部矛盾时，许多王朝从皇帝到各级官员，还仍然乐此不疲地进行官员内部斗争，你死我活，“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最典型的要数南宋和明末、清末，面对北面金国虎狼之师，集国仇家恨于一身的宋朝皇帝赵构，不是励精图治、秣马厉兵、一致对外，而是一门心思在内部斗争上，想方设法整中兴四将，对主战大臣一律严惩。再如明末的崇祯皇帝，面对虎视眈眈的八旗大军，依然听信谗言，钩心斗角，发动文臣武将对明末名将袁崇焕进行斗争，最终将其处死。极具忧患意识的永乐皇帝朱棣在南京设立六部，也即是第二中央，或者说是影子内阁，除了没有第二皇帝（或者替补皇帝——太子）外，北京有的，南京也都配齐了。其目的是为了在中央被毁的情况下，第二中央比较容易地接过全国的指挥权，运用南方的人力物力继续抵抗，保住大明南部的半壁江山，然后伺机而动，再图复兴。但很可惜的是，后面外敌入侵时，北京的皇帝一死，大明各王之间花在皇位争夺上的精力甚至超过了抗击外敌。这种严重的内耗使朱棣的计划几乎完全落空了，由于后面的官员内耗，他花了巨大代价设立第二中央的努力只延缓了明王朝覆灭的时间，却没能保住余下的半壁河山。清末的慈禧太后之流就不用说了。
衙门作风盛行。官员服务意识不强，有当官做“老爷”的思想，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办事推诿，对民众疾苦漠不关心。以为自己手中有点权力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以掌权者自居，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办事主观武断。《聊斋志异》中的狱案故事充分体现了封建司法制度及其审判作风的腐败本质和办案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诸如刑讯逼供、主观臆断、贪赃枉法等。《冤狱》就是一篇反映刑讯逼供恶习的作品。喜欢开玩笑的朱秀才见媒婆邻家之妻十分美貌，便对媒婆说要娶那样的老婆。媒婆也开玩笑说，朱秀才能将其丈夫杀死，自己便想法说合。没料到媒婆邻家外出讨债恰被人杀，县官因为只有媒婆所供与朱秀才互开玩笑的话可作线索，便怀疑朱秀才是凶手。无奈朱秀才坚决不承认。县官又怀疑死者之妻与朱秀才有奸情，将其捉来拷问。那女的受不住各种酷刑，就屈打成招，承认与朱秀才通奸，谋杀亲夫。朱秀才不忍其背上不贞节的名声，便称杀人乃己所为，与那女的无关，并言有血衣为证。可衙役去他家中未搜查到血衣，又是一番毒打。朱秀才的母亲疼爱自己的儿子，竟割伤自己的手臂，伪造血衣作为杀人证据，好让儿子少受痛苦而含冤惨死。刑讯逼供是封建社会法定的审讯方法，也是封建审判制度本质的表现，它不仅侮辱人格，严重摧残当事人的生命健康，而且对弄清案情极为有害。严刑逼供往往把不难搞清的案情搞得很复杂，人为地制造出许多假象，掩盖了事实真相。像本篇死者之妻的口供、朱秀才的口供及血衣就是严刑拷打逼出来的。这种封建制度下衙役行为产生的思想意识还在影响着人们的言行，如当今社会上一些官员在上班期间闲聊天、玩游戏、打扑克，接待群众的时候吃水果、说话态度恶劣、推诿扯皮，从而引发办事难、行为不规范、素质不高、作风不实、效率低下、文山会海和迎来送往等共性问题。
官僚主义作为剥削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如果说在奴隶社会时就已经存在，那么在封建社会中则得到了最完备、最充分的发展。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官僚主义找到了最适合其生长发育的土壤——小生产及其习惯势力。在落后的小生产经济基础上，官僚主义和官僚政治的产生和发展实属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