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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提到官僚主义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邓小平同志也曾经对官僚主义有过深刻论述。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邓小平同志指出，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指出：“不少同志只是看到周围熟悉的一点人，总在原来的一些人中打圈子，不会深入到群众中去选拔人才，这也是一种官僚主义。”
从官僚主义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官僚主义的载体是组织，主体是人。因此可以从组织结构和人性这两个方面来探寻官僚主义的本质。
官僚主义的本质在于官僚制的组织形态。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指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并以规则为管理中轴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官僚制推崇理性和逻辑，批判个人专制、裙带关系、暴力威胁和感情用事。科层制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
1. 现代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下级必须依靠其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
2. 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科层体制内部，每一个个体单元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个人在科层体制中已经被物化与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像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它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过分地程序化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3. 现代科层的非人格倾向。由于权力来源不是出自血统的或世袭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论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科层运作的主要指标是可操作性与效率，实证主义有时甚至是功利主义就大大占了上风，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在这里难以有所作为，人身依附关系因为科层内部流动的物化标准与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了。在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悲惨世界》的主角是逃亡苦役犯冉阿让，沙威的职责就是追捕他。本来是小偷的冉阿让，经过主教米里哀的点化，大彻大悟，用我们的俗语来说，已经成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然而，在沙威眼里，冉阿让依然是逃犯，他要用尽一切办法，把冉阿让缉拿归案。但是沙威在追捕冉阿让的过程中，使他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冉阿让的“菩萨”精神反过来又感化了沙威。后来，还是冉阿让在街垒中救了他。这时，天职和道义发生了冲突。作为警察，他必须抓住冉阿让；内心的良知，却使他无法继续履行这一职责。如果不是把职责看得那么神圣，沙威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追捕，只要他睁只眼闭只眼，警察和逃犯就可以相安无事。或许，我们还会有人认为，这就是人性化管理。然而，从官僚制的逻辑来看，这就是渎职。沙威的信念和原则，使他绝不能干出渎职的勾当。最终沙威无路可走，选择了自杀
。
4. 现代科层的技术化倾向。现代科层拥有极为完美的技术化程序和手段，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优越于前现代科层体制的突出优势。在技术化取向的支配下，现代科层不仅愈益倚重各类专家，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途径上也越来越科学化、合理化，组织行为的科学化业已成为各类科层的共识。
官僚制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形态，以其形式合理性和技术化的设计在西方社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历史事实表明这种组织形态也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化大生产。
但由于官僚制自身也存在着缺陷，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和变化，这种组织模式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官僚病。比如，官僚机构臃肿，行政成本过高；效率低下，对市场信号和公众要求反应缓慢；公职机构和人员思想僵化，责任心下降，创造力缺乏，等等。科层体制就像一架精密的机械力学的机器，每个齿轮、杠杆和螺丝钉都各得其所固定在那里。甲齿轮转一圈，乙齿轮按照设计转二圈或三圈，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这种机械性的后果是得过且过和不负责任。既然一个齿轮只能随着其他齿轮转，再急再快都没有用，有时反而会给其他齿轮添麻烦，而万一出了问题也是其他齿轮的转动决定的，不必单独承担责任。在这种组织形态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部分官员会有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的官僚主义作风了。
寡头统治是任何试图实现集体行动的组织的必然结果，是任何有着良好愿望的人无法改变的“铁律”，即使对于那些宣称建立民主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政党也难出其右：少数人最终凌驾于多数人的意志之上，党组织成立时期的目标成为少数人维持组织本身、维护其既得利益和权威的牺牲品。组织是寡头统治的温床。民主组织走不出通往官僚组织的怪圈，政党、工会、各种协会等组织也都逃脱不了官僚化和等级化的命运。在寡头化、官僚化的总体趋势下，官僚主义滋生和泛滥的危险不仅始终存在，而且到处存在。
官僚主义的本质在于人性的弱点。人性论观点认为官僚主义根源于人的私欲、占有欲和权威欲。因此，只要人类社会存在，那么官僚主义就不可能被消灭。
斯密最早阐述了“经济人”思想，帕累托首先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斯密认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帕累托认为，“经济人”总是在比较其边际效用，看怎样才能使自己获益最大。可见，“经济人”就是自利人，他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人或社会的利益；“经济人”也是理性人，他要考虑以最小的成本或代价获取最大的生产或利益。按照“经济人”理论的观点，腐败产生的基础就是“经济人”行为，“经济人”为了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可能利用制度、法律、政策的漏洞，徇私舞弊，巧取豪夺
。
传统观点认为，官僚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者，是受公众委托行使公共权力、谋取公共利益的人。官僚除了公众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是公正无私的人。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官僚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其目标既不是公共利益，也不是机构效率，而是个人效用。在探寻市场经济下“政府失灵”的原因和对策中，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定推广到政治领域，用以分析和考察官员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根据这一理论，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他们都会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追求最大化效用或利益。作为选民个体，他总是趋向选择那些预计能给自己带来更大利益的政治家或政治选择方案，同样，作为政治家或官员个体，他们在政治市场上追求着自己的最大效用：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等，而把公共利益放在次要地位。
官僚无节制地追求最大自身效用的消极后果则是官僚主义盛行，效率低下，不能有效地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例如有的官员，握有很大的政治权力，但却拿着公务员微薄的收入，心里很不平衡。正是由于这种人性的弱点，极有可能会导致他们选择权利寻租，即利用手中的权力，避开各种控制、法规、审查，从而达到寻求或维护既得利益的目的，最终走向贪污腐败的道路。有些高层次官员则有可能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威欲，在培养和选拔干部的时候，任人唯亲，搞“山头主义”、“小集团”，选人用人仅仅局限于自己周围的小圈子，以是否与自己“同圈”、“同乡”等为标准而不是把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选拔出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人性的贪婪和欲望的膨胀是腐败官员走向人民对立面的根本原因。黄光裕案中牵涉到的众多高级别官员足以说明这一点，在黄光裕被调查以后，2008年12月初，原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钢也被中纪委调查，2009年1月份，原公安部部长助理、原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原经侦局副局长兼原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同时被双规。4月中旬，受黄光裕、郑少东系列案件的牵连，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
。关于这类腐败问题，为何一直都是屡禁不止，古代的历代帝王也曾经有过同样的疑惑。对于那些贪官污吏，朱元璋就曾经发出过“为何朝杀而暮犯”的感慨？在当代，这个问题同样存在。在我们的政治传统中一直就不缺少运动式的整治贪污腐败的行动，从早期的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再到前几年的先进性教育和“八荣八耻”教育，虽然这类教育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事实上历次运动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和社会上“腐败现象无法被消灭正如人性不可消灭一样”。
官僚主义是一个世界病，是寄生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身上的有害“病菌”，官僚主义现象的存在，反映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病态”，这是一种长期的、复杂的历史现象，同时，也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官僚主义对于国家机关和社会的危害是明显的，轻则降低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重则导致机关工作秩序混乱，不断增加组织中的熵值。严重的官僚主义可窒息机关的活力，损害政府形象，败坏社会风气，给社会增添不稳定因素。另外，官僚主义行为也会以直接或间接方式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在国际交往中，官僚主义甚至还会损害到他国的利益，并最终给本国的信誉带来损害。
官僚主义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和特点，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凡事不实事求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思想僵化，不结合实际，不按客观规律办事。
该特点主要表现为把书本、理论当教条，思想僵化，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迷信以往成功经验，把以往的经验当做教条，或管理人员不关心科学，只会一丝不苟地履行规章制度和现行标准，对上级机关分派的任务以外的事情毫无兴趣。不从实际出发，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轻视实践，割裂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种不懂得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官僚作风曾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危害
。例如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便是根源于教条主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以及放弃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许多主张，无不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受共产国际的影响。王明不从当时中国革命的现状和中国的国情出发，而是一味继续照抄照搬共产国际指示和别国模式，给中国的革命造成了深远而巨大的灾难。再看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许多党的干部凭借以往革命斗争胜利的经验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于此表现得较为突出。革命胜利后，他常拿经济建设与战争作比较，认为大工业完全可以用“人民战争”的方法，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超越常规建成。过去打运动战用大兵团作战，他认为搞建设也可以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
。这种经验主义“左倾”错误路线也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多走了很多的弯路。
（二）独断专行，固执己见，不尊重不重视下属的意见和建议。
该特点主要表现为管理人员行事专断，只按个人意志办事，而不考虑别人的意见，作风不民主。在工作中如果过于行事专断便容易孤立自己，过度耗费个人的精力，既影响工作，又影响身体，很可能大业未成，提前丧命，得不偿失，实为失算。个人英雄主义已不再适应当今企业高级竞争阶段，已逐渐走向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团队协作时代的到来
。企业的领导者，一定要采纳多方面的意见，借用他人的智慧，才能使企业财运亨通。身为将领，想要顺利推动某项政策或统驭部下，首先就应该谦虚地去听取、分析、融合众人的意见。一个人的智慧再高，到底比不上众人的智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博采众长，万事皆通
。如果不肯采纳别人意见，一味一意孤行，固执己见，必然难以服众。民心向背，员工工作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损害。
（三）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
在中国经常有黑老大村官的报道。这类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通过行贿上级获取上级的特殊“照顾”。而在村内部，利用其村干部的权势广罗社会渣滓，鱼肉百姓，疯狂敛财，为害一方。对于不从的村民，轻则打骂，重则砍杀。遇到强揽工程之类的事情，他们常常是以暴力相威胁。如原湖北襄樊市襄阳区张湾镇张湾村的村支书、村主任、镇人大代表袁光海在襄阳区畜牧局住宅楼公开招标项目中，推荐于某的建筑公司投标，结果江苏杨某的建筑公司中标。工程开工后，袁光海指使周峰等人两次到施工现场，殴打工人。最后，杨某只得“孝敬”他们15万元，此事才得以平息
。
（四）徇私行贿，贪赃枉法。
该特点主要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和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权力，对明知是无罪的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故意颠倒黑白作枉法裁判；利用职务包庇、窝藏经济犯罪分子等，隐瞒、掩饰其犯罪事实，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明里暗里地挪用国家公款中饱私囊的行为。如在2009年6月至2010年4月间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被查处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嫌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一案就是具有该类特点官僚主义的一个真实写照。再看中国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2010年6月23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200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表示，审计署抽查56个中央部门已报销的29363张可疑发票中，有5170张为虚假发票，列支金额为1.42亿元。其中，8个部门本级和34个所属单位在无真实经济业务背景的情况下，利用虚假发票套取资金9784.14万元，主要用于发放职工福利补贴
。用假发票套取挤占国家财政资金发放福利，挪用专项资金搞部门利益很明显是一种集体贪污、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官僚主义作风行为。针对这种情况，除了从思想上对党员干部加强教育之外，进一步加强纪检机构的权威也是必需的，为了通过机制建设使纪检机关更富于活力，可以考虑聘请大量的业余兼职纪检员，协助纪检机构实施监督。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委，可以聘请社会名流、专家学者中的党员兼任。这些人同纪检机构正式工作人员相比，受到的约束较少，因而他们会更活跃些，有助于为纪检机构增添活力。借用民间力量和社会机制协助克服国家官僚组织机构中的固有弊端，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途径
。
（五）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
“人浮于事”原为“人浮于食”，语出《礼记·坊记》“食谓禄也，在上曰浮，禄胜己则近贪，己胜禄则近廉。”原指人的才德高过所得俸禄的等级，后来，“人浮于食”变成了“人浮于事”，含义也有了一些改变。现在泛指：人员配置过多，或者岗位职责不明晰，工作效率低下的病态组织机构
。关于机构臃肿，表现最突出的还要数乡、村两级。有些乡镇机关本来就人多为患，可还要聘用一些打扫卫生、看门、计划生育的临时工，无形之中就增加了财政开支；有些村干部的定编定员随意性很大，本来一个人就可以干的事，非要安排两个人干，老百姓不堪重负。此类事情，报刊上数见不鲜。再说人浮于事。为支付众多供养人员的工资以及日常行政管理费，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基层政府，是典型的“吃饭型财政”，其中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了当地财政的80％～90％，政府没有什么余钱，去推动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更让人担忧的是，供养队伍的庞大以及各种腐败现象的增多，一方面导致了政府机构膨胀、职能转换困难，财政支出有增无减；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剧了“官本位”现象，许多人对当官趋之若鹜，是所谓“食之者众，生之者寡”。越是干部多的部门，推诿扯皮现象越是严重，本来几分钟能办完的事情，非要拖上几天才能办好；本来一天能办完的事情，非要拖上十天半月才能办好；本来一次就能办好，非要拖上三次五次才能办好
。政府机构庞大臃肿，层次过多，职责不清，互相扯皮，是形成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整治该种表现形式的官僚主义，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群众路线，精心设计改革方案，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机构改革，并注意安排好被精简人员。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政治体制，从而使我国的各项制度和机构更加健全，更加成熟
。
（六）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
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人，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也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党的路线、政策再好，如果到执行部门被阻塞住了，那就是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了。所以这种官僚主义也可列为第一种。这种官僚主义是领导者尤其是高级领导者必须时时警惕的。
（七）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
这类人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这种人大概总是不去抓业务，觉得我是领导政治的，人家的话听不进去，觉得琐碎，也不研究人家讲话的内容，结果就蛮横专断，瞎乱指挥。
现代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一而足。
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官僚主义有20种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老爷式的官僚主义，如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不老实的官僚主义，如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的办事态度；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如，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混饭吃的官僚主义，如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还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如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还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如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还有机关式的官僚主义，表现在机构内人员庞杂，人浮于事，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本来机关不需要那么大，机构人员多了，必定会有一些人不办事，很多事情在那里兜圈子，办不出去，把机关搞小，有事情一商量就解决了。还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表现在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还有特殊化的官僚主义，表现在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表现在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还有自私自利形式的官僚主义，表现在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还有争名夺利形式的官僚主义，一些干部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还有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其表现在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还有宗派性的官僚主义，体现在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还有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其表现在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官僚主义发展到这个程度，就严重得很了。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革命的热情，要有朝气、有干劲。革命热情一衰退，政治上就要蜕化了。官僚主义容易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