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关于国家治理、权利与权力、政治体系是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成为重大话题，成为一个学术关注的领域，这就使政治学成为一个传统的学术科。这一领域在中国和西方很早已经为人关注，例如：我们中国自先秦始的诸多著述，“百家争鸣”背景下诸子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做是有政治学意义的经典；在古希腊有柏拉图和他的《理想国》、有亚里士多德和他的《政治学》等著作。仅以《理想国》为例，其中已有明确的等级社会设想，而且是很理想化的设想，设计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自此，社会与政治统一的重要性渐渐更被关注，似成为一个永恒的研究主题。当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尤其是之后），政治学更趋活跃，更显重要，并且在一百余年前兴起的社会学基础上更发展了政治社会学，它显得越来越有生机和重要，在欧美这一领域的著述多种多样。在此之前，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值得注意的是斯宾塞、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家和他们社会学思想中的政治社会学理论。特别应该提及的是马克斯·韦伯，因为他的研究发现，官僚主义似乎已成为当代世界政治中难有例外的政治现象，其根源在于政治中的集权和19世纪之前已经出现但在当代则更加扩大的企业家精神。韦伯所揭示的官僚主义的这种根源也就隐示出官僚主义根源的顽固性，甚至是根深蒂固。官僚主义是官僚制的异化，它削减着科层—官僚制对政治制度运作的积极作用，它对社会运行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这就使对科层—官僚制的研究，特别是对官僚主义的研究渐成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关注的领域。张文教授主持的对官僚主义的研究，特别是重点又在当代官僚主义，涉入到一个有极大现实意义的学术领域。今天，我国经济获得重大发展，经济总量列于世界第二的情况，又是矛盾多发多样的情况，社会管理问题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特别关注的一个热点，甚至成为焦点。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国家的科层—官僚制，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走出或改变它的经典传统，从而在21世纪的中国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能够适应，能积极正常运作，这不能不是一个特别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张文教授所选择的研究官僚主义的角度，特别是“直面现代官僚主义”，则更是表现出非常有理论敏感和学术勇气的社会责任感，其现实的重要意义更自不待言了。

关于官僚主义，无论是用大众语言，或者是用政治学、社会学学术语言，尤其是用政治社会学语言，都会有许多话可说。

任何政治体系必有强制，好的健康的政治体系的强制性一方面由与体系相应的规章、制度，特别是法制实施出来，另一方面则是与政治权威结合。政治权威应是人们可以接受的（权威之为权威），一般情况也是人们乐于接受的。无疑这样的政治权威可以发挥有利于社会运行的积极作用，它也是好的、健康的社会体制需要的。因此，是否可以认为，一个政治体系和体制中有无服众的、享有威望的、能持续发挥积极作用的政治权威，是政治体系或体制优劣的标志之一；同样，一个政治体系或体制有这样的权威，也标志着它的健康和处于良性运作中。

每一个政治体系，包括我们党的体制，我们国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不会例外，也有必要的强制性和有不可缺少的有积极作用的政治权威。但是，官僚主义却扭曲、破坏这种政治强制性和政治权威，表面上，某些形式上（实为假象）在实施政治强制和政治权威，但实质上使党员和群众误解着、疏远着，甚至抵制必要的政治强制和政治权威，后果不待自明：使我们党组织和政府脱离群众失去政治决策最主要的基础，使群众渐失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淡化了“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胡锦涛）

说到一个政治制度是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其要点在于：好的能良好运作的政治制度，其核心过程是把代表个人、团体、社会的利益、目标和愿望的要求，能顺畅、真实地集中到决策层，并转化为积极的有远见的政策决策，之后由实施这个政治制度理念的具体机构，如政府、政治或社会组织，来检验和实施这些决策。科层—官僚制的重要作用正是应该在这方面。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决策者的信息来源主要依靠官僚等级制，而达到最高层的是对基础情况十分间接和有选择的表达；正如在所有的官僚机构中那样，向上级报告他们可接受的材料或有利于报告人的材料，这种倾向是强烈的。” 我们不难感受到这种情况不仅是“强烈的”，而且是经常发生的。这也正是官僚主义的实症之一。官僚主义使我们党、政府或政治团体难得真实信息，而不能真切的知道人民群众、社会的真实要求，甚至阻碍群众利益的正常表达，其可怕的危害是会严重削弱政治制度的积极作用，易于造成人民群众、社会对本来必要的行政制度的正常积极作用，易于造成人民群众、社会对本来必要的行政制度及其运作的反感、疏远、不合作，甚至抵制，严重地不利于社会发展，甚至破坏社会良性运行，难以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非常清楚的是，决策者、决策机构能否做出正确、恰当的判断和制定可行的政策，采取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首要的是以可靠的真实信息、材料为基础。一旦对间接的信息判断失误，在信息选择、鉴别中失去客观性、真实性，或者上级只接受那些“可以接受的”材料（多是歌功颂德式的吧），或被下级有利于自己的片面的，甚至不真实的材料蒙蔽，还会有正确可行的决策吗？一旦出现这种不能真切反映出人民群众、社会的真实要求，甚至阻碍群众利益的正常表达，必然可怕地严重削弱政治制度的积极作用。与之相伴生的则是官僚主义使人民群众的合理利益受限、受损，从而又削弱公民对政治和公共社会生活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这种政治参与意识若长期缺失又必然会使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渐失社会主体感，更多的是回归个人，这又一定会使社会失去生机，国家、民族渐失凝聚机制和凝聚力，一旦变成“上帝为众人，个人为自己”岂不可怕。这种可怕性的最深处，是会使我们原本建立在群众路线基础上的政治体系、体制的合法性被动摇。研究中国政治的西方学者也看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获得胜利的“一条基本原则”（我们自己不早就总结出群众路线是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吗），群众路线“表达了与人民相认同和对人民负责的观点”。

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权力，而权力不会抽象存在，它必然表现为权利。我党的宗旨是“权力是人民给的，权力要为民所用”，其含义也就是权力要表现为使人民有权力和权利，用在为人民谋福祉上，由此体现出我们党、政府是人民权力和权利的集中代表者、体现者、维护者。科层—官僚制作为政治组织形式，其本质和核心也在权力，它也正是在权力制约和分配权利的历史过程中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常态的科层制—官僚制应是首先视其权力为公权，要服务于公利，要合理分配公利。这样的政治生态使社会良性运行。但是官僚主义则破坏这种政治生态。首先是官僚主义难容人民群众对权利的自由表达和诉求，使其声音发不出来，使其权利受损，甚至被剥夺，其后果是由于权力与权利的不平衡而隐下权力与权利、官僚主义与群众诉求的深层矛盾。其次，政治体系必有其层次不同的公共性，其中每个成员都应在参与确立其价值标准和调节其运作中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官僚主义则或常限制，或者剥夺了这个领域中的公权，而表现为权力运作者的独断专行。还有官僚主义常伴生着权力的滥用，制造权利调适上的矛盾，或为权力的滥用起保护、推波助澜作用，背离科层制—官僚制本来应该有的管理社会、合理行政的本旨。最严重的是，官僚主义更有可能成为权力寻租者的保护伞或铺路者，直至直接寻租。

张文教授主持的研究非常全面地、纵横交错地对官僚主义作了分析，构建了一个难得的这个学术领域中的研究体系。应该说关于官僚主义的研究已多引起中外学者长期关注，仅在中国近几十年已有相当多的研究论文，当然专著尚似未见。从这点来看《现代官僚主义及其防治对策研究》一书就已经有相当价值了，它首先至少给出了一个研究官僚主义的比较详尽的纲要。当然我们若做苛求的话，张文教授主持的“直面现代官僚主义”，似若对某些问题再做研究，一定会使《现代官僚主义及其防治对策研究》显得更丰满，更具当代意识，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性。例如，官僚制是精英政治，科层—官僚制体制中的知识分子是其骨干核心，那么，知识分子在由它异化出来的官僚主义中，会是甚么角色？角色的特征又是什么？特别是我国在“文革”之后，重新定位知识分子，重视了知识分子，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有意识地吸收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进入体制中来，时至今日三十余年之后，这种角色有什么变化？这是非常值得分析研究的。这既关系到对新时期知识分子的认识，也关系到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自省自己的变化，更关系到怎样看待知识分子在当代体制中应有什么样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总之，对官僚制和官僚主义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特别是极有现实意义的学术领域；这也是一个不论从政治学、比较政治学，还是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来讨论和研究，都是一个学理丰富和深刻的领域。

在读《现代官僚主义及其防治对策研究》过程中有上面这些关于官僚主义的联想，至此似乎还可以继续说下去，但哪怕是作为一篇序言不在合适了。

董驹翔
2012年4月
于齐齐哈尔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