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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中，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氏族制度瓦解，出现贫富分化，公共权力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由于封建社会存在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和民主制度缺失等弊端，加之权力易被滥用的特点，致使贪污腐败现象盛行。贪官污吏的贪暴无度，常常会激起农民起义、官逼民反、扰乱朝纲等社会现象，这极大的危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国家的稳定。因此，历朝历代都无一例外地重视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防治。
我们先对官僚主义做历史文化上的思考探源，官僚主义是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的反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为做官，唯有官位高，“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不择手段地捞官，有了“官位”，一切都有了。“官本位”意识，流传几千年，根深蒂固，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还有很深的影响、很大的市场，切不可小视。那些热衷于“买官卖官”者的行为，就是例证。所以，反对官僚主义，必须清除“官本位”封建意识。历代统治者认为，除了对官吏主体的廉政素质的培育之外，在加强官吏廉政的制度方面也应采取一些外在的条文法规及措施。
贪污腐败在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都是无可避免的，它始终伴随着封建王朝的兴衰，尤其是到了王朝的中后期，腐败现象更是愈演愈烈。各代帝王通过不断地调整法律，十分重视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图政治清明，保持社会稳定，维护自己的统治。封建社会各个朝代对肃贪的政策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与继承。
（一）封建社会各朝代肃贪的律例
自商鞅变法到秦朝统一，这方面的法律进一步严密。秦朝时期，肃贪法律规定，即凡行贿受贿的财物价值只要达到一个铜钱，判处脸上刺墨加无限期苦役的刑罚。秦朝推行法治，主张严于治吏，对贪赃枉法的官吏一律重罚，不设不宥。对贪污公款与“盗”同法，对官吏行贿受贿者，也要追究刑事责任。
到了汉朝，官吏犯贪赃之罪的或死于狱中或行自裁，没有任何退路可供选择，贪污赃物价值黄金达十斤者，处以死刑，故有“十金法重，不忍粗暴章”之说。汉文帝颁布律文规定，对“官吏受贿枉法”、“监守自盗”皆处以重刑。禁坐赃者，不得为吏。景帝曾下诏书，根据官吏赃罪的轻重予以处罚。汉代对官吏的贪污行为处罚甚严，上至丞相九卿，下至郡县小吏，凡是贪赃枉法犯罪者一律处以死刑，并陈尸示众。甚至有的贪官污吏被发现后，不但终身不能做官，还牵连到其子孙三代都不能为官。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吏贪污现象甚为严重。曹魏时期专门设立了《请赇律》和《偿赃律》二篇。前律规定，官吏凡收贿赂者视其罪行轻重分别给以徒、流、死的处罚。后律规定，凡官吏中有敢受赃毁法者，一律给予严惩，所有赃物均收归官府。晋代对为政贪秽者，处罚也极重。罪不致死者，虽遇赦，仍禁锢终身，轻者二十年。南陈时期，增加不枉法受财条科同“正盗”。北朝各国对受财枉法、监守自盗者处以重罚。北齐律对贪赃枉法的官吏同样也规定了较严厉的刑法。北魏初年，惩治贪赃枉法罪的刑罚标准变为“请司官赃二丈皆战”。由于贪官甚多，法律有了具体的治贪条款，如规定枉法十四匹，罪至死刑。在这一时期，由于对贪官实行严刑峻法，贪风一度被削弱，贪官也大为减少。在隋朝，为了防止官吏贪污，化公为私的现象，专门增设了“官物入私”的罪名。
到了唐朝时期，法律法规趋于完善，为了防止官吏贪污风气，唐朝统治者总结了历代惩治贪官污吏的立法经验，在法律制定上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唐律规定不法所得财物为赃，赃罪有六种：即强盗、盗窃、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其中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这几类罪名的犯罪主体都是行政官员或司法官吏。唐律将受财枉法与不枉法划分在“职制”篇中，作为有损封建国家政权的重大犯罪从严惩处，可见唐朝对吏治的重视。而且，它还对肃贪作了严密而又注意情节的规定。根据官员的责任大小、受财多少、受财方式等，在司法上作出具体的处罚规定。虽然唐律规定官吏可享有议、请、减、赎和官当等项特权，但对官吏犯赃，大杖伺候，一切特权取消，严惩不贷。另外还采用次于杖刑的流刑，长期流放至荒芜的岭南地区。
宋朝初年，仍以重法治赃吏，贪赃之罪，不许赦，成为宋朝统治者恪守的一个原则。宋朝后期，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重法惩民，宽典待吏，惩贪之法由严趋宽，导致宋朝中期，官员们苛且因循，不负责任，贪污腐化，贿赂公行。金朝时期，规定了对赃吏的惩治除行政处罚外，还须接受体罚。
元朝对赃罪处罚较轻，但分类则细。朱元璋统治时期，他提倡重典治吏，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明初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既详细又严酷，如，即使官吏没有接受财物，也没有枉法，但听任别人许诺给自己财物，也要严惩，重者也可以处至流刑。他还规定，官吏除了俸禄外，还另给付“养廉金”，使官吏们有足够的金钱，不至于再去贪污，对那些贪污害民的赃官，则给予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一旦发现有贪污者，一律施行极为严酷的刑罚。
清朝时期，惩治贪官污吏，没收其家产入官，并依法定罪。对官吏中贪赃受贿者一律严惩不贷。凡官员“受赃十两”即构成犯罪，一律没收家产。雍正帝时期，他更是十分重视吏治，认为“治天下首惩贪治吏”，为杜绝官吏的贪污，施行了“养廉银”制度。在《大清律例—刑律》受赃条款中，对贪官污吏的处罚，根据贪赃受贿数量的多少处以斩、绞重刑，或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或者革职罢官，永不叙用。《大清律例》不仅继承明律的全部惩贪条款，而且在不断颁发的各种条例中，使治赃法规更加完整系统。
（二）封建社会各朝代肃贪的措施
1. 我国封建的御史制度和给谏制度，是封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封建帝王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从秦汉至明清，就监督制度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方面所起的作用而言，它堪称是建筑在国家政治结构中防止百官违法失职的重要举措，是统治阶级内部整饬吏治和肃正纲纪的一种自我约束机制。
（1）御史制度。我国封建时期的御史制度主要是治官，借御史整顿吏治。御史是皇帝的耳目之官，他们各有所司，并直接对皇帝负责，又可以独自执行自己的弹劾职责。至此，中国古代的御史正式全部脱离行政事务，成为专职化的、独立的，直接由皇帝节制的专司监督的官员，并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末期。
（2）给谏制度。即谏官制度。它萌芽于先秦时期，在秦汉时期确立，到了唐代谏官制度才较为完备。它是给事中用封驳皇帝诏书的方式，谏官是用批评皇帝言行的方式，纠正时政的违失，纠正皇帝的过失，使皇帝从善戒恶，自下而上的监督皇帝的制度。明代时，是谏官制度发生重大变革时期，组织机构有重大变化，各种谏官仅剩下给事中一职，并分散设置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谏官职能的转化，主要是与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绝对君主专制政治的出现有关。清承明制，在谏官制度方面没有更大特色。
2. 改革选拔制度，提高官吏主体的廉政素质
自古以来，人们不仅把为官清廉看成一种道德理想来追求，同时，也将它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而要做到清正廉洁，一个最基本的途径是严格自律，慎独慎微。早在先秦就有“不矜细行，终累大德”的论述。《大学》和《中庸》中，都强调要慎独慎微，“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就是说即使在人所不知的情况下也要认真对待，不能丝毫放松。
古代为确保在职官吏的清廉，定期对在职官吏进行考察。通过一定的考查方式，对在职官吏履行职责及行政建树进行考核和鉴评，并对其行政素质和法律素质进行检验，根据考核结果决定赏罚，以达到改善和增强官吏素质，整饬吏治、消除腐败因素、提高行政效能的目的。
作为一位清廉的官员，首先就是保住不贪，也就守住了为官清正的底线。如果溺于物欲不能自拔，必然造成私欲膨胀，进而以私害公。清代康熙、雍正二帝告诫群臣：“治国莫大于治贪”，“治天下首在惩贪治吏”，在《康熙政要》中，关于惩贪倡廉的言论和举措俯拾皆是。反观因贪污导致败名丧德、亡身覆宗者，历代更不乏警训。有的清官指出：“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即使接受别人一丝一粒的财物，也要败坏自己的名誉和气节，被别人视为不值一文的贪赃之徒。
3. 用严法震慑腐败官吏
为了防止吏治腐败，确保封建官吏的为政清廉，我国古代在官吏选任、考核、监督等方面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其中一些定型为成文的法令，从而将一些好的廉政措施进一步法律化、制度化，积累了颇为丰富的治吏经验。
古代的治吏主要是以惩戒教育为主。刑用重典的目的是为了教育百官和民众，“使知趋吉避凶之道”，通过杀一傲百，“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而朱元璋以“重典”作为手段，“取决一时，非以为则”，目的是使全国臣民畏法、守法，形成良好的政治秩序。他还下令，凡无视朝廷律法，犯有亲信“无籍之徒”；巧立名目，科敛于民；克扣赈济，损公肥己；收粮违限、逾期；隐匿田赋；是非不分，冤枉下民，诽谤朝廷，妄彰君恶等罪行的官吏，均予严惩。他对于受贿官吏，“除民人被其威逼科敛不罪外，官吏与受者罪同”。
4. 社会舆论监督
中国历史上的贤明之君，为求治世，都比较重视借助社会的监督来整饬吏治，稳定民心。战国的商鞅变法，“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使得“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从而达到了“法大用，秦人治”的良好效果。
朱元璋在《大诰》里规定，见官吏违旨抗民，或相互勾结，包揽词讼，教唆陷人者，民众可以“连名赴京状奏”，持诰赴京，甚至可以将害民之吏“绑缚赴京”。各地官府对于持诰赴京面奏之民，不得阻拦，即使没有“文引”，也要放行。否则官吏“族诛”。他试图借助民众惩治不法官吏，通过民众监督，迫使“贪官污吏尽化为贤”。允许民众持诰赴京告奸，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承认民众拥有制约官府的权力，并给予这种权力以一定的法律保障，这样的规定在历史上实属仅见。
纵观中国历史，每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无不与腐败堕落密切相关。强盛一时的秦朝由于修长城、建阿房宫、筑始皇陵，人民横征暴敛，其结果是仅历两朝皇帝、统治十三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隋朝的隋帝，穷奢极欲、荒淫堕落，其结果也是仅历两朝皇帝，统治三十七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因此，鉴于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些励精图治的帝王，清正廉明的贤相们认识到反腐败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朝廷及其官吏保持廉洁，其政权才能巩固，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发展。如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明朝朱元璋、清初的康熙等等皆是如此。唐太宗就提出要“以史为镜”，其《旧唐书》里有一句话对此作了高度概括：“故吏良，则法平政成；不良，则王道驰而败矣。”宋朝名将岳飞说道：“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天下平矣”。明代廉吏海瑞，把官吏清廉与否，与皇朝“立千百年之基业”，“求万世之治安”联系在一起。这些都充分论证了反腐败的重要作用，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对腐败现象和贪官污吏都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惩治措施。因而，在这些朝代开国之初，也确实出现了政治上比较清明、经济上比较繁荣。国力上比较强盛的局势。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以及清朝初年的“康乾盛世”等等。
虽然历代肃贪之法的效果是明显的，注意“依条科断”和“计赃科断”，注意根据不同情节量刑。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肃贪之法时有失之过重，处刑手段野蛮，也未能断绝贪污受贿的根源。尽管各个王朝的前期统治者也能够吸取前代的教训，认识到贪官污吏对社会生产和国家机构的破坏性，并采取种种措施限制甚至严惩贪官，选拔贤良，廉政肃贪措施比较得力，但贪污受贿的官吏仍不乏其人。但是到各朝各代中后期，伴随着以皇帝为代表的整个封建统治阶层的昏庸腐败和堕落，政府疏于吏治，贪污受贿成风，甚至造成贪官污吏被提拔重用，清正廉明者反遭排挤打击的现象。
纵观各朝代肃贪的律例政策及措施，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社会的惩贪治吏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重视以廉治吏。为了发挥官吏治国理政驭民的作用，首先要治吏，而治吏的基本要求是察之以廉，绳之以法。唐朝君臣总结了历史上惩贪治吏思想，并体现在《唐律》之中，《唐律》对官吏贪赃枉法的规定颇详密具体，基本上做到了“人有所犯，一一于法”。历史经验亦表明，中国古代每当盛世出现，总是和治吏密切联系的，而惩贪立法的实施，又是保证官吏廉政的重要手段，如能“依条断罪”，无疑会起到匡正吏治的作用。《唐律》作为封建法律的代表性法典，在我国封建法律制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奠定了我国封建法律的规范，承上启下，影响十分深远。它是我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也是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统治经验不断丰富和成熟的标志。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时期倡廉治贪成效卓著，这个结果的产生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对廉政的高度重视。汉、唐、宋、明等朝代的廉政成功经验证明：国家统治者对倡廉治腐的重视是廉政成功的前提条件，廉政是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国家统治者的长期大业，统治国家的时间越长，难度就越大，但只要国家统治者真正重视，反腐倡廉也是能够取得成功的。
其次，必须从重从严。中国封建社会倡廉治贪措施以从重从严为特色。例如，与盗窃罪、抢劫罪相比，在所得财物相等的情况下，对贪赃的处罚要严厉的多，绝不手软，以此严正吏治，同时从细微处着手治理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治贪从严对于防范贪污成风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贪污受贿的区别有“量”的弹性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就会让一些官吏来钻空子。我国对于受贿的规定有受贿行为和受贿罪之分，划分依据是受贿数量的多少。而在我国封建社会，是以“有”和“无”来定性，这就避免了一些官吏从量的角度钻空子。
中国封建社会治贪、亡于贪的教训值得深思，我们不应忽略其沉痛教训。从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治贪、亡于贪的深层次原因看，封建专制是这一结局的最主要原因。封建专制赋予皇帝和特权阶层以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利，而这些人往往为了物质、政治的需要，滥用权利，腐败专横。即便是明君，也往往渐趋昏庸。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廉政告败，最终是败于“人治”大于“法治”，败于封建社会的专制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