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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土壤。那些氏族公社中的酋长、军事首领们利用职权的方便，把部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于是，人类社会的腐败现象由此产生。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产生了国家。国家的官吏与氏族组织的首领不同，他们已不再是“社会公仆”，而是居于社会之上的，为谋取个人私利为目的的“特权阶层”。
自秦始皇开创了我国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制度的先河以来，我国的封建国家大多是以军事官僚机构为核心，实行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实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在我国封建社会，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中国古代的或初期的封建形态，即完全建立在自然经济形式上的那种非集中化的封建政治关系，它的社会结构是以封建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其特点：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的以血缘为基础的族制系统；嫡长子继承制度；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常教义伦理标准；严格的宗法等级关系，人分五等，官分九级。这是封建社会官僚主义的深刻的政治根源和复杂的社会结构背景。
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又是以封建经学为背景的。封建经学的主要内容有：天道观念，即以“君权神授”为实质的天道观；大一统观念，强调帝王的主权不可分割，“真命天子”，九九归一；纲常教义观念；宗法等级观念。这种以封建经学为背景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是与以封建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也是与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是最便于专制的东西，也是官僚主义现象遗毒甚广的重要原因。
王亚南先生认为：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在古代春秋之世，虽然设官而治的事实早经存在着，但那时的政治支配者主要是贵族，他们享有世禄，因此为他们所支配的生产人民，就不是形式上的自由农民，而只是农奴。不过到了战国之世，一切改观了，在诸侯长期混战过程中，封建贵族的政治支配权，逐渐转移到封建官僚手中了。战国诸侯为着争霸权、争统治而进行的战争，培养了封建官僚。封建官僚起初不过是封建贵族技术上的助手，帮助封建贵族剥削农奴式的农民，组织榨取农民血汗的封建机关，并使这机关巩固和成为合法的形式。但封建的混战，是各种专门人才成为急切的需要，并且直接动摇了整个社会制度，削弱了和抹杀了旧有的阶级划分，并在新的调子上来重新划分阶级。封建上层阶级社会地位的一半的不巩固，是愈来愈加厉害，常使封建诸侯依靠官僚。这些培养起来的封建官僚不但成了专制政体实行的必备条件，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专制政体实现的推动力。
虽然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活动、军事的交通、带有拓殖性的战争，逐渐把那种非集中化的特点消除了，以致出现了秦代的统一。但那种变化，至多不过是在政治上把非集中的贵族统治的封建形态，转变为集中的专制官僚统治的封建形态；在经济上把分田制禄的领主经济封建形态，转变为“履亩而税”，佃田而租的地主经济封建形态。封建的形态是改变了，其本质还存在着。中国周代封建天子，把他治下的领土与领民，除自己直接支配外，其余部分归其子弟或功臣，其子弟或功臣，又按照其阶位，把它由封建得来的领土与领民，除了自己支配外，再分封其属下。秦代的土地制度不同，从而它对于领土领民的支配方式也不同。秦始皇及其以后的许多专制王朝，不把领土领民交于其诸子功臣治理，而是大权独揽，对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此似于周代大有区别。周代对其领内可以榨取的农奴劳动剩余，直接让诸子功臣分别自己处理；而秦代及其以后王朝的帝王，则把那些形式上较自由的农奴或农民的劳动剩余主要以赋税形式收归己有，然后再由俸给的形式，“以公赋税重赏赐之”。
东汉的官僚统治，在宰辅制上，在宫中府中的财政体系划分上，在吏治上，还远不逮西汉，而官场的腐败，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猖獗活动，比西汉尤有过之。汉末的群雄崛起，几乎没有几个不是出身豪族、郡望或“世官”的；也没有几个不是由于他们利用其社会经济上的地位，招收或集中有大量的宾客、部曲，以为角逐争衡的政治资本。三国鼎峙，甫经司马氏混一宇内，不旋踵间就由八王之乱、五胡之扰演出南北朝的长期分立。到隋代统一未久，接着又是一度群雄崛起，混乱割据之局直到唐代才算扭转过来。本来，在统一局面下，专制帝王的权力是无限大的。一到群雄割据现象发生，那在一方面表示王纲不振，同时，却又正因为王纲不正，而使偏安朝廷更不能不受制于据地称兵的豪族或地方势力。汉末献帝变为野心割据者相互争衡所挟持玩弄的牺牲品，实为此后每一代亡国亡君提供了悲惨可怜的榜样。
之后，又由东晋以至宋齐梁陈的半壁江山，殆无异巨姓豪族的势力角逐场。而同时在异族统治下的北朝，入侵时的社会组织，原为氏族部族，而对于当时劫后的汉族豪右巨姓，又不得不利用为统治工具，结果世家右族权势之大，竟至自行树立州郡。当时，州郡在南北朝均兼武职，南朝郡守加都督衔，北朝令长皆以将军居之。这种场面，已显然表现是中国古典封建的一种变局，而在某些方面逆转为中国初期封建形态的复活。
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完善，特别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腐败现象更加泛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
腐败现象从产生到现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自从腐败产生之后，人类便开展了一场长期而艰巨的、旷日持久的反腐败斗争。这场斗争屡仆屡起，虽经千年，却从未间断。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由于腐败产生的历史性及产生时间的长期性，也就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建国初期，面对国内外的反动残余势力和国外敌对势力的双重威胁，巩固新生政权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虽然绝大部分领土已经解放，但国民党还有上百万的军队还在负隅顽抗。而国际局势中，美国积极指挥并援助国民党进行抵抗，并妄想以海岛为基地，来反攻大陆。在经济方面，财政状况极端困难，金融物件严重不稳，农业及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增长十分缓慢。在党情方面，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共产党的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后，在部分党员干部中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思想，如骄傲自满、止步不前、贪图享受、恃功挟赏等，严重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这些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使人们在行为上有一定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就表现为腐败现象，腐败也就随之而生了。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从总体上看，中国腐败进入了一个长波的增长期。在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三个高峰期：一是改革开放初期，大致相当于1980年至1983年；二是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时期，大致相当于1987年下半年到1989年上半年；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大致相当于1992年至今。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腐败出现了新的特征，开始具有国际化的背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随着中国和海外的交流的加深，我国的驻外机构官员腐败犯罪后，为逃避打击，往往卷巨款逃亡海外。一些国内的党政官员，金融、国有企业等个别干部甚至一部分高级干部也开始或明或暗地汇入海外潜逃的逆流，这是新时期腐败出现的新特点。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腐败状况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期，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公布的部分干部受处分的情况，其大部分是因腐败而被调查。
对外开放一方面容易使国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而西方敌对势力又一直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千方百计拉拢腐蚀我们内部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这些因素的存在，使腐败现象还有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而且加大了我们反腐败斗争的难度。这些土壤和条件不是短时期就可以铲除的，因此消除腐败现象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正如邓小平指出：“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绝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吃白面，世界上谁能够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由于忽视了对人民的教育，加上一些地方干部的错误认识，导致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人们戏谑：“改革开放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努力把它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新世纪新阶段，官僚陋习对于党群关系的负面影响仍然很大。针对党内出现的官僚陋习，胡锦涛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常思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的侵蚀，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带动群众做好各项工作。”
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要高度警惕由于党的地位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要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不脱离群众，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因此，要坚决反对党内出现的贪图享乐的思想、以权谋私的现象，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等各种腐败现象。我们必须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要坚决克服党内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对那些极少数腐败分子必须严厉惩处，绝不手软。因此，执政党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始终是无产阶级执政党自身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