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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精神研究方法的进步，是与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密不可分的。从一般意义上说，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为了找到台州文化精神和文化性格的真正根源，选择正确的研究方法至关重要。为此，首先要对文化精神探源的主要方法进行一番爬梳，从中选取适当的方法，以供我们研究台州文化精神之用。
前章关于台州文化性格的诸种“气”说，从研究方法上看，无不依据人类地理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理论认为，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嗜好、气质等文化性格上的差异，是由地理环境的差异引起的。
这样的观点源远流长。在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一开始就关注人的性格与气候的关系。希波克拉底在其著作《论空气、水和地方》里说道：居住在酷热气候里的“人们比北方人活泼和健壮，声音较清明、性格较温和、智慧较敏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也持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人的性格和智慧由气候决定。
到了近代，地理环境决定论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应用。孟德斯鸠（1689 ～1755 年）在解释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差异的原因时，明确指出“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认为寒带使人有自由独立精神，热带使人有顺从性格。他的结论是：“气候炎热的地方的各民族的懦弱，差不多总使他们处于奴隶的地位，而气候寒冷地方的各民族勇敢，却使他们保持住自由的状态。”
黑格尔（1770 ～ 1831 年）把世界上的地理环境划分为三种类型：干燥的高地，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巨川、大江所经过的平原流域；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他认为，各种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生活和性格：从蒙古经阿拉伯，再到北非的沙漠地区，居民好客和掠夺成性；平原流域的居民守旧、呆板、孤僻；海边居民富有冒险精神、勇气和智慧。他在《历史哲学》中明确提出，“民族精神便从这些可能性里滋生出来，‘地理的基础’便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做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
黑格尔的这种文化地理学解释表明，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区域的人们也罢，他们必定有一个特殊的外部的地理基础，每个区域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性格的形成，必然烙上地理环境的印记。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巴克尔（1821 ～ 1862 年）在其著作《英国文明史》中，用差不多一半的篇幅，专门论述气候、土壤及自然界对个人气质的影响，并把个人的性格特征归之于自然条件的作用。他说：“高大的山脉和广阔的平原（如在印度）使人产生一种过度的幻想和迷信。”“当自然形态较小而变化较多（如在希腊）时，就使人早期发展了理智。”他还进一步论证气候不仅刺激人或使人衰弱，也影响着人的工作与能力的坚定性。故高山地区常表现宗教重于科学，情绪高于理性；海洋地区则理性发达，具有科学精神。故这样的地区常表现科学高于宗教，理性重于情绪。
在中国，把人的性格归因于自然环境的思想也“古已有之”，比如孔子有“近山则诚，近水则灵”一说，《周礼·地官·大司徒》也云：“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泽之民黑而津，丘林之民专而长，坟衍之民皙而瘠，原湿之民丰肉而庳。”在地理环境决定文化性格问题上，明代台州人王士性在其《广志绎》里，比较系统的阐述了他的理论。他将两浙划分为“泽国”、“山谷”、“海滨”三个区域：“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阻险，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少；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
王士性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台州后学在探究台州文化精神的根源时，往往或沿用他的方法，或引他的观点为据。清末民初的台州学者喻长霖就称：“台郡山海雄奇，士多磊落挺拔。”
当代台州学者的相关文章中也随处可见王士性的影子，如“山谷之民，石气所钟”，形成了“民性强悍，人不畏死”之硬气”等。
可以说，关于台州文化精神的探源方法和结论，至今没有超越王士性的见解，
以至于台州“负山枕海”的环境培养了台州人的“硬气”和“灵气”等类似观点，依然居于台州学界的主流。其中台州市委宣传部课题组的观点是目前最为典型、最为系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了。他们认为，山的“硬气”型塑了台州人执著刚毅的性格，山的文化养成了台州人不等不靠、独立自主、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硬气”；水的“灵气”激发了台州人制度创新的动力；海的“大气”造就了台州人对市场信息的敏锐。
在台州文化精神成因研究中，地理环境决定论还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并不奇怪。因为人们至今还以二分法把人的生存分为人自身和自然环境两部分。按照这样的二分法，地理环境自然就是人生活的唯一的外部条件。这样一来，无论是台州人的生存和发展，还是台州人的生理和心理素质的养成，台州的地理环境都是它们的决定性前提。没有这一前提，台州人的存在都无从谈起，更何谈台州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台州地理环境对台州文化精神的影响是不可移易的、永恒的和直接的，也就是说具有决定作用。
不过，用地理环境决定论研究区域文化精神有一个致命的矛盾，即相似的地貌必然得出相似的文化精神，而文化精神恰恰就是一地区区别于另一地区的文化内核。尤其是用来分析如台州这样较小区域的文化精神时，这个矛盾就更为明显。台州作为一个较小的区域，与它相邻的区域在地貌上往往非常类似，因此，以这种方法论证，必然得出台州与其相邻区域具有相似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如果说台州文化精神与某地的文化精神一样，那么这样的精神还能叫“台州文化精神”吗？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交通和贸易的发达，地理环境对文化精神影响的绝对性或者决定地位日趋模糊，民族文化甚至全球文化借助强大的资本和现代传播媒介，肆无忌惮地冲破了地理的区隔，地理环境决定地区文化性格的观点，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是最早系统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一种全新学说。马克思并不完全否认自然环境对区域文化的决定作用，但他认为自然环境对区域文化的决定作用是历史的，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决定作用是会发生变化的。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自然环境对区域文化的作用，将会由直接的决定作用变为间接的影响作用。诚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此，各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就使不同地区“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这就不能不使其初期的文化打上不同的地理环境的深刻烙印。
即便如此，马克思的论证路径与自然环境决定论也存在明显的差别：在孟德斯鸠那里，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是直接的、绝对的：地理环境决定人的气质性格。而马克思关于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则是间接的、相对的——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物质生产方式，人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政治及精神生活。普列汉诺夫说得更清楚，他指出：“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人类的影响，是一种可变量。被地理环境特征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力的权力，因而使人类对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在这里，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成了一种“可变量”，而且是通过人类的生产力来实现的。可见，不分时间与条件来谈论地理环境对文化性格的“决定”作用，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决定论常常被简单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其实，二者并不完全一致。“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在整个社会生活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它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其他所有领域、部分包括文化的生成和发展，这实际上就把“经济”理解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甚至是唯一真实的社会实在，而政治、文化等“其他任何东西都是经济的升华或文饰”，
由此就把“经济”看成是其他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包括区域文化性格的最终根源。
随着后现代文化研究方法的流行，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仍然坚持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的方法，但在具体研究中，更多的人也趋向文化对塑造文化性格的相对独立性。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所谓的“新修正主义”那里，则明显割裂了文化性格与经济的联系，在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瓦解甚至完全忽略经济研究的趋势。根据英国著名学者吉姆·麦奎根的考证，英国和北美的大多数从事文化研究的人，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已经在总体上脱离了经济决定论的“窠臼”，转而强调从文化本身探寻文化性格的根源。
进入 20 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人们在利用自然及影响自然方面的深度与广度上都已达到空前规模。人们普遍认为，通过发展科技，人类不仅可以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甚至可以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而随着交通成本迅速降低，刺激了工业产品的散布和消费，互联网等新技术的运用，使一种产品在全球分散生产和统一管理成为可能，尤其是跨国公司、全球连锁店以及泛滥全球的商业广告等，更为世界上不同地区提供了同样的产品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从欧洲到美国，从美国到日本和中国，同样标准化的汽车或牛仔裤能够在任何一个地方被生产出来，人们穿一样的服装、吃一样的快餐、看一样的电影……总之，这些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上的变化的实际效果，就是使不同地区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变得更加相似。
面对如此多的相似性或同一性，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生产方式决定论，就几乎不可避免地招致强烈的批判乃至被否定的命运。法国人文地理学家J.白吕纳（1869 ～ 1930 年）认为，在自然和人文的相互关系中，自然环境仅提供了可能性的范围。它的一个重要论点是，“环境包含着许多的或然性，这些或然性的利用，则完全依赖于人类的选择”
。在这里，J.白吕纳把决定人文精神的因素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转向了文化自身。
在 20 世纪前期，西方科学界兴起了有关文化与性格发展关系的激烈论争。当时，争论在以“优生学之父”高尔顿为代表的生物学家和以博厄斯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之间展开。高尔顿认为，自然选择作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决定性因素也适用于人类特性，人类个体的性格根源于生物本能，文化只不过是生物本能寻求满足的副产品。
而以博厄斯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意识到生物机制决定论观点忽略了文化的异质性，他们明确提出了文化决定论，认为人类之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性格和行为模式，这不是由其生物特征决定的，而是由其各自独特的文化背景决定的，文化的刺激远比生物机制更有效，人的性格和行为完全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文化的产物。
博厄斯为了给自己的论点找到有力的证据，与弟子米德共同制定了调查计划。在博厄斯的指导下，自 20 年代起，米德走进萨摩亚、阿德米拉提群岛、新几内亚和巴利岛，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米德发现：“所谓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并不依赖于生物学的性差异，相反，它是特定社会文化条件的反映。”
在 1928年出版的《萨摩亚人青春期的到来》中，米德用详细的材料说明“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环境是如何塑造人格的”。简言之，她力图证明决定性格的是文化因素。这本著作也因此成为“文化决定论”学派的旗帜。
莱利斯·A.怀特（1900 ～ 1975 年）也透彻地分析了文化对人类行为、思想意识、生存方式及推动文化自身发展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应雪林先生在《怀特的文化决定论评析》一文中，对怀特的文化决定论作了较为详尽的评价，要而言之有二点：
一是在怀特看来，并不是人创造了文化，恰恰相反，是文化塑造了人，人只不过是“文化的中毒者”。文化不仅是生物人向文化人转变的决定因素，而且决定了人类生活和人类行为的一切方面。
二是人的任何特定的行为都根源于两个性质不同的独立要素。一是由骨骼、肌肉、神经、腺体和感官组成的生命机体；另一是生命机体诞生于其内的文化传统。人的行为正是由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要素组成的化合物。不过，两者对人类行为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人类机体并不是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它对人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是“如此之小以至可以忽略不计”。而文化先于并独立于任何个体而存在。因而，人一来到世间，文化就包围并统治了他。随着他的成长，文化赋予了他特定的语言、习俗、信仰、工具等。也就是说，正是他所隶属的文化决定了他讲何种语言，穿什么样的衣服、信奉什么样的神；决定了他如何结婚、怎样选择和准备食物，采取何种方式治病等。
总之，在怀特看来，在“人—文化”系统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而且只能是文化。人尽管参与了文化过程，但人的行为仅仅是文化功能的一种体现。作为个体的人，他是文化的创造者，更是文化的创造物。文化“决定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婚姻习俗、是非观念、审美标准、丧葬礼仪以及人类的哲学和宗教”
。简而言之，文化决定了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人生活的一切方面。
到了 20 世纪后期，随着文化地理学的兴起，自然环境与文化的关系被纳入了文化地理学方法论的整体框架之中，在这里，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对他的性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与区域文化对他的影响比较，自然环境只具有附属的地位，区域文化已超过区域的自然环境成为现代人最主要的存在方式，成为影响本区域居民性格的主要因素。而且，虽然自然环境还是现代人的生存条件，但它是被人改造过的环境，也就是说，它已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环境（或称自然的环境），而是人化了的环境，这种人化了的环境，已成为整个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现代人生存的自然环境是作为文化的一个因素，对人的文化性格产生影响，但它对人的影响是且只是通过区域文化产生的，区域文化成了自然的环境影响区域居民性格的中介，或者说，在自然环境——区域文化——人的性格三者之间，区域文化与人的性格之间的关系，比自然环境与人的性格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前者是直接关系，而后者则是间接关系。因此，区域文化性格是根植于区域文化之中的，离开区域文化，就不可能正确解释区域文化性格。
文化研究方法的创新，为我们探究台州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提供了新方法。如果说古代台州的地理环境对台州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起着决定作用，但当台州文化一旦形成，它必然通过熏陶和教化，塑造着一代又一代台州人的文化性格；它所内含的文化精神，也必然通过台州文化的传承，在历代的台州人身上传播着、复制着，就像生物基因在一代一代的生物中遗传着一样，久而久之，台州的地理环境与台州文化性格的关系，就由最初的直接决定作用，变成了一种间接的影响关系。进入现当代，随着台州文化的发达和社会的进步，台州地理环境与台州文化性格之间的关系已变得愈加疏远，以致可以忽略。现在的台州人如果还有“硬气”和“灵气”的文化性格，那已不再是由台州的地理环境直接决定的，而是由台州文化直接塑造的。因此，探究台州文化性格的根源，就应该从台州的文化中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