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当代的台州人不仅对台州文化精神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不断趋向全面和完整，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也在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着台州文化精神。从 50 年代的“垦荒精神”到新世纪的“抗台精神”，台州人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充实和丰富了台州文化精神的内涵，诠释和张扬了台州文化精神的活力。
“垦荒精神”发源于台州的大陈岛。在 50 年代初期，这个岛仍被国民党军残部占据着。1955 年 1 月 1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解放了一江山岛后，蒋介石见势不妙，从大陈岛撤走了国民党驻军，也带走了岛上全部居民，并将岛上所有的建筑物和各种设施爆炸、焚烧了，制造了闻名中外的“大陈浩劫”。
1955 年 11 月间，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在视察温州时发出号召：“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次年，来自台州和温州等地的 460 多名青年组成垦荒队，分成五批先后登上了大陈岛。他们以炽热的青春和满腔的热情、冲天的干劲，与驻岛部队一起开始了战天斗地的垦荒和建设，铸就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大陈垦荒精神”。1985 年 12 月 29 日，胡耀邦同志亲临大陈岛视察，高度评价了垦荒队员和大陈军民的“垦荒精神”，并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大陈岛的垦荒精神。
“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这 16 字，丰富了台州文化精神的内涵，是台州文化精神在当时特定条件下的集中体现。50 多年来，大陈垦荒精神在台州大地上传承着，成为鼓舞台州人民不畏艰难、奋勇前进的不竭动力。
如果说“台州式硬气”的形成与台州的山岳之气密切相关，那么，台州的气候对形成“台州式硬气”的影响则更为恒久。台州地处浙东南沿海，历来是台风频繁侵袭之地，无休止的台风带来的风灾水害，锤炼了台州人抗台救灾的顽强斗志。自汉代至新中国成立的一千九百多年的时间理，台州发生风水灾害且有据可查的至少有 187 次，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风水灾害。如宋乾道五年（1169年）夏、秋，“台州大水，漂田庐害稼，黄岩县为甚；台州夏、秋大风水凡三次，漂庐舍，溺人畜。临海县大风水，漂庐。坏田稼，人畜溺死者甚众，饥。仙居县大风，水漂民庐”
。明隆庆二年（1568 年）七月二十九日，“台州飓风挟潮，天台诸山水入城三日，溺死三万余人，没田十五万亩，淹庐舍五万余区，民上屋脊，敲椽拆瓦，号泣之声彻城，旧传台州仅留十八家，水未退，有在屋上生育者，裹尸者，或操舟市中者，水退，人畜尸骸满闾巷，埋葬数月方尽”
。清咸丰四年（1854 年）闰七月初五日，“台州大风雨海溢，太平漂没居民三万余人。黄岩淹死男妇五、六万计；玉环大水。闰七月，临海大水洪潮交作；十一月初五，海潮沸溢，历未申二时”
。
新中国成立以来，直接登陆台州沿海的台风也有 17 个，其中半数以上造成重大灾害。台风带来的风水灾害，是台州人的主要威胁，但台州人在与台风的长期抗争中，养成了面对自然灾害的不屈不挠的斗志。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只有记载受灾的文献，却没有文献记录或描述过台州人顽强的抗灾精神。
这种情况终于在进入新世纪后得到改变。2004 年第 14 号台风“云娜”过后，2005 年第 9 号台风“麦莎”又在台州登陆，而同年第 15 号台风“卡努”又接踵而至。面对强台风接二连三的侵入，台州人在抗击一场又一场特大的风灾中，表现出顽强的斗志，生动展示了当代台州人的精神风貌。这就是“尊重自然、尊重规律，以人为本、果断决策的科学理性精神；众志成城、团结奋战，干群同心、患难相扶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折腰，愈挫愈奋、顽强拼搏的精神”
。为了彰显台州人的抗台精神，台州市政府于2009 年发文，决定在这几次强台风的登陆地建立了 17 个台风地标。这些台风地标将与抗台精神一起，在台州世代传承。
自然不仅考验着台州人的意志，它对台州人似乎也非常吝啬。台州耕地资源稀缺，人地矛盾尖锐。改革开放前，台州有许多人要靠外出闯荡，才得以养家糊口，却往往被困在生产队的土地上。改革开放赋予了台州人流动和经营的自由，大批台州人外出或务工或经商，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台州人“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
逐渐形成了那个时期台州独有的“四千精神”，它凝结了改革开放初期台州人的勤劳踏实、开拓进取的坚强意志。
在 2008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台州市及时提出，把克服金融危机与实现台州经济二次腾飞结合起来。在努力完成双重任务的过程中，传统的“四千精神”得到了进一步提升。2009 年 2 月，省委书记赵洪祝到台州调研，在场的一位企业家提出，现在就要“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住订单，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加强管理”。赵洪祝书记非常认同他的说法，认为这四个“千方百计”反映了台州人民新时期不怕困难，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他将之做了些微的修改，并称之为台州的“新四千精神”，即“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
从“四千精神”到“新四千精神”，表明台州文化精神随着时代的进步越加成熟。如果说，当年的“四千精神”侧重于为积累资本、寻找市场而不怕艰难险阻的话，那么如今的“新四千精神”则侧重于为创新品牌、提升产业结构而勇于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反映了台州文化精神与时偕行的品质。
台州精神的不断演绎表明，它具有与时偕行的品质，而每一次的演绎，都使自己的内涵得到充实和丰富，都为台州文化精神的提升累积基础。
1997 年初，经全市上下反复讨论，台州文化精神的内涵首次被概括为 16 个字：团结务实、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争创一流。同年 1 月，台州市委一届四次会议通过了 16 字的“台州精神”。后来几届的市委领导集体又对“台州精神”进行了反复推敲、提炼，终于在台州市第三次党代会上，将台州文化精神的内涵确定为“敢冒险、有硬气、善创造、不张扬”。
“敢冒险”就是敢于挑战长期沿袭的旧思想、旧观念和老做法，敢为天下先，敢超前人的一种开拓和创新精神。“有硬气”支撑着台州人在没有区位优势、没有政策优势、没有资源优势下勇于创造的精神。“不张扬”，可以减少来自外界的干扰，可以集中精力干事业。不张扬既是台州人的一种淳朴秉性，是台州人的一种踏实作风，更是台州市委市政府对改革开放初期涌现的新事物进行保护的明智选择。
上述关于台州文化精神的各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在这个问题上，谢绍银先生做过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善创造”是台州文化精神的核心，“敢冒险”是“善创造”的基础，“有硬气”为“善创造”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不张扬”为“善创造”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随着台州社会转型的加速，完善台州文化精神，提升台州文化精神再次成为台州学界关注的焦点。金先龙先生强调了全面提升台州文化精神的必要性，并明确指出了台州文化精神需要完善的几个方面：
一是从“敢冒险”转向“善冒险”。他认为，“敢冒险”多少带有一些感情用事的本能冲动。这种本能冲动在需要冲破旧框框束缚的改革开放初期，确实为台州抢抓机遇赢得了先机，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并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时代，敢冒险不能超越法律法规，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需要以理性的规范取代感性的本能冲动。因此，台州人要从传统的“敢冒险”提升为“善冒险”。这就要在传统的“敢冒险”之中，要多一分理智，少一分冲动；多一分睿智，少一分盲目。
二是从“有硬气”转向“善合作”。当今时代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时代。谁具有更强的合作精神，谁就有更强的号召力，谁就有更强的创造力。一个台州人如此，一群台州人也是如此，一个台州地区更要如此。“善合作”要求台州人不断拓宽视野，具有全球眼光，与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合作。但“善合作”不是要我们没有原则性的一味妥协退让，也不是要我们放弃自身的个性和独立性，而是要我们摒弃传统的保守观念，既要敢于竞争，又要善于合作，培养当代的竞合意识。
三是从“善创造”转向“善创新”。当一个时代的竞争变得愈来愈激烈的时候，唯有创新的行为才具有更高的价值，简单重复的制造只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善创新”，就是要善于学习先进地区的先进技术、管理和发展经验等，把它与自己的东西结合起来，实现创新。
四是从“不张扬”转向“善张扬”。“不张扬”是传统文化的一种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但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身处竞争大潮流中的台州，应该从“不张扬”转向“善张扬”。“善张扬”就是以自身的实力为基础，积极向外推介自己。因此，善于张扬，并不是骄傲，而是一种勇于竞争、善于竞争的表现，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目前，完善和提升台州文化精神已成为台州学者的共识，在台州的大地上，包容异见、宽容失败、和谐合作等文化氛围正在形成，这大大有助于激发台州人的创新精神，也有助于学者解放思想，全面深入探究台州文化精神的文化内涵，不断提升台州文化精神。
以上关于台州文化精神的各种“气”说，表明了台州学者从不同侧面揭示台州文化精神的努力，这些努力为揭示台州文化精神的多元架构做了可贵的尝试。应该说，他们对台州文化精神构成要素的多元性认识，符合文化结构的固有属性。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即使是单一民族的文化，它的结构也是多元的，诚如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所说：“多元性是存在于任何文化中的特色，而这种多元性常常会整合在一起，即是该社会的文化精神。”
但笔者以为，上述关于台州文化精神的各种“气说”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气说”混淆了“文化精神”与“文化性格”两个概念。在区域文化研究中，把“文化精神”混同于“文化性格”，这是一个极其普遍性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所谓文化性格，是区域内人们的群体性格特征，它包括本区域内人们普遍具有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为人处事风格等较稳定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表现在人们的言行和气质中的外在品质。这种品质由于是外在的，因而是可以直接感知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文化精神则是指隐藏在各种文化现象里最精微的内在价值和理念，是指导和推动区域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周一良先生曾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狭义的、广义的和深义的。前二者我们在这里用不着细加讨论，对于第三者即深义的文化，则值得我们借鉴。
“深义文化”是周先生一个独特的看法。他说：“在狭义文化的某几个不同领域，或者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许多领域中的共同东西。这种东西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亦即区域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有特征的东西。”
周一良先生这里所言的“深义的文化”，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精神”。他在书中以日本文化为例，认为日本的文化精神特质是“苦涩”、“闲寂”，而具体的性格则表现为质朴、纤细、含蓄、古雅、不事雕饰等。他列举的这些具体的性格特征，都是人们可以感知的。
但“苦涩”、“闲寂”等作为“深义的文化”即文化精神，是文化现象内在的价值，是人们不可能直接感知的。作为文化精神，它是一种文化最核心的内容，是该文化的实质和精髓。由于它是隐藏在文化现象背后的，因而是人们难以直接感知的。
不过，在上世纪 30 年代前，文化性格与文化精神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但在此后，一些学者开始把文化精神视为支配和规范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那些根本的观念，即把“文化精神”视为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内在品质，
张岱年先生说：“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
他将中国文化精神概括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等，而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则被他表述为勤俭节约、和平文弱、富于韧性等。
这些所谓的“实质”、“精髓”、“基本的”、“精微的”等都是文化现象中“内在”、“根本”的规定性，而“勤俭节约”、“和平文弱”等诸如此类，则是外在的文化现象。显然，相对于前者，后面的这些范畴更容易被人们直接感知。
而从语义学上看，汉语的“气”与“精”、“神”所表达的事物层面也是不同的。“精、气、神”是道教名词，这三个范畴尽管在古代道学典籍里有时也混用，如东汉高诱说：“精者，人之气，神者，人之守也。本其原，说其意，故曰精神”，但相对于“精”和“神”而言，“气”这一范畴更多的是指一种外在的东西，其本义为宇宙中存在的“云气”，是一种具体的物质性的东西，虽无定形，但呼吸出入，是人们完全可以凭借器官感知的。其后，“气”一再引申，从天地之气、流动之气象，进而延伸为吐纳之气息，再辗转引申，才用来指个人修养之气质，由此成为伦理上的范畴。
而“精”则是高度抽象的概念，道家把它看做一种构成人生命之核心的东西，或者说是人生命的基本元素，是对人体具有支配作用的某种高级存在，比如“精元”。而“气”则是“精”的外在体现，即“气象”。由此可知，在“精”与“气”之间，精是气的内核，“气”是“精”的外在表现。《黄帝内经》曰：“精者，身之本，生气之源，髓之化也。”这里已明确指出，精是气之源，天地之“气”依靠天地之“精”而化生。《黄帝内经》还说：“精盛则阳强、精衰则阳气萎弱。”《灵枢·本藏篇》也说：“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者失守而阴虚；阴虚者无气！无气者死矣。”从这一段经文中也可以看出“精”与“气”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精”为体，“气”为用，“精”为“气”之母，“精”虚则无“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亦曰：“精归化……精食气。”所谓“精归化”，即精是气化的物质基础；“精食气”，是说“精”能供给气化功能的需要。
尽管“神”与“精”不属于同一层面，它依靠“精”生成和充养，但与“气”相比，神是较深一层的概念。张百端在《青华秘文》中指出，“神”为“气”之主。对于“神”与“气”的具体关系，他说：神“乃先天以来一点灵光”，“神者，先天之性也”，而“气”作为气质之性，是“形而后才有气质之性”，“气质之性虽定，先天之性则无有”，“元性微而气质之性彰”。一个“微”字，一个“彰”字，十分形象地说明了“气”是“神”的体现。
在现代汉语中，“气”一般也是作为文化性格的范畴来使用的，我们常说的“气宇轩昂”、“垂头丧气”等，这些“气”都是人们可以观察到的人的精神状态。又如我们还用“阳刚之气”形容男子的性格特征，而“女人味”则用来描绘女子的性格。再如毛泽东在 1966 年 7 月 8 日致江青的信中谈到：“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百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这些与“气”相连的特征说的都是指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在梳理了上述这些“气”与文化性格的相关性事例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肯定，鲁迅先生说的“台州式硬气”是指台州人的文化性格特征，是人们可以直接感知的。“他（指柔石——笔者注）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在这里，“一看……就知道”的，“觉得……也有这模样”，都是表达人的感知的。“灵气”也是文化性格范畴，如晋代郭璞有诗云：“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
，再如《红楼梦》第 111 回有“实在天地间的灵气，独钟在这些女子身上了”一句，这里的“灵气”，也是指这些女子的性格与气质。
综上所述，无论“硬气”也好，“灵气”也罢，它们都是文化性格范畴，是台州人外在的性格特征，而台州文化精神作为台州文化的内核，是台州文化内在的东西，是台州文化中最为抽象的，是我们不能直接感知的。一句话，“硬气”、“灵气”和“豪气”等都是台州人的文化性格，不是台州的文化精神。
除上述各种“气说”外，关于台州文化精神的提法还有很多，有的称台州文化精神为“台州文化内核”，有的学者也喜欢用“文化基因”替换“文化精神”概念，称“硬气”和“灵气”是台州文化的二大文化基因。
从讨论的内容看，他们认为“台州文化性格”与“台州文化基因”只是提法不同或名称不同而已。
其实，文化基因自然可以代称文化精神，但文化基因却不应与“文化性格”互用，把“硬气”、“灵气”等看作台州文化基因，同样是混淆了文化精神与文化性格之间的关系。
“文化基因”是一个外来名词。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Alfredl Kroeber和Clyde Kluckhohn设想，生物世界里有“基因”（gene），人类的文化中同样也有“基因”，后来，英国著名科学家Richard Dawkins称其为“meme”，中文翻译为“文化基因”，即“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
。Dawkins说：“meme”是一个表达文化传播的单位，或一个复制的单位，他认为，生物基因gene借由精子或卵，由一个身体传递到另一个身体。与gene类似，meme是凭借“文化信息”来实现横向“复制”和纵向“传递”的。
到上世纪 90 年代，国内有学者开始使用“文化基因”概念，进入 21 世纪，国内使用“文化基因”进行文化分析的学者日益增多，一些学者开始将“文化基因”与文化精神联系起来。如王东认为：“所谓文化基因，就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
毕文波先生也认为，“文化基因”是“内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中，并且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以及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叫做‘文化基因’。”
王东的定义把“文化基因”看作是文化的“基本要素”，强调了“文化基因”对文化性质和文化发展方向的决定性作用。而毕文波对“文化基因”的定义，吸收了“meme”的二大特征——“复制”和“传播”，即定义中的“传承”和“展开”，实现了外来范畴的中国化，同时，他也区别了“文化基因”与“文化现象”两个范畴，明确地把文化基因限定于文化内在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精神”。
为了把握“文化基因”概念，我们还是拿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概念的区分来进一步说明：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类很多，依据的标准不同，分类也就不同。从文化发展的时间向度上看，国内学者一般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标准划分中国传统文化。从静态看，所谓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封建时代的文化，或者扩大一点，是指五四以前的文化，五四以后的文化应称之为现代文化。而从动态上分析，传统文化其实应称为文化传统，即指根源于过去、制约着现在、并影响着未来的那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已“死”去的文化，另一部分是还“活”着的文化。这两部分都是传统文化的内容，但已“死”去的部分是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部分，我们称它为“传统文化”，或者俗称“已死的文化”；而那些适应时代发展，并成为推进文化发展过程动力的部分，才是“活”的文化。这部分文化之所以“活”着，是因为它根源于过去、制约着现在、并影响着未来，所以，我们称这部分为文化传统。只有文化传统规定着文化的性质，制约着文化的发展方向，它就像基因一样，不断地复制着，不断传播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传统也可以称为“文化基因”。
但张岱年先生把这种文化传统称为文化精神，他说：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他指出：“钢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
。传统文化这种能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按照上述对传统文化的分类，只有文化传统，才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而不衰亡的东西。既然文化传统可以称为文化基因，而张岱年先生又把文化传统称为文化的基本精神，那么，文化基因也即是文化的基本精神。可见，“文化精神”、“文化基因”以及“文化传统”三者有着相近的意义。由此不难明白，把“硬气”、“灵气”等这些文化性格的范畴看成是台州文化基因，同样是混淆了文化精神与文化性格之间的关系。
“硬气”、“灵气”不能作为“台州文化精神”，还因为两者是普适性的概念，而“台州文化精神”作为区域文化的内核，理应是台州文化所独有的，是台州文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基本要素，诚如 1906 年W.G.萨默指出那样：“文化精神是使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那些特征的总和”
。社会学家K.扬也提出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每个社会都建筑在那些使他们最不同于其他社会的文化模式上的一种文化精神。
为了说明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精神是不同的，文化人类学家甚至构想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比如：国际联盟曾以“大象”为题悬赏征文，英国人以《英国治下的非洲猎象事业》为题，法国人却作了一篇《象的恋爱观》，意大利人哼着《象呵，象呵》的诗句，德国人则写了《关于象的研究》的学术论文，而波兰人则写了题为《波兰的主权与象之关系》的政论文。又比如：一所国际公寓闹火灾，犹太人一定是先搬出他的保险箱，法国人一定是先拖出他的情人，美国人一定是先抱出他的妻子，中国人一定是先背出他的老母，而日本人则是妻子先把丈夫推出去。
这些故事虽有虚构之嫌，但却形象地说明了不同民族、不同区域文化精神之间的差异。为什么不同区域的人们对同一个对象会有不同的感受？进而产生不同的行为呢？这是因为，不同地域的“文化精神”不同，从而规约了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尺度、审美情趣、情感意向和心理素质等。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台州文化精神是台州文化的内核，是区别台州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根本规定性，它是台州人独有的。
然而，“硬气”、“灵气”等却不是台州人独有的文化性格描述，在中国的其他地区，有很多与此类似的说法，如宁波地貌“襟山带海”，所以宁波人的性格“活泼柔和”中呈“质直刚毅”；
福建人就常说，“福建八面环山造就了福建人山的性格，特别能吃苦耐劳；靠海造就了福建人海的性格，敢闯、敢担风险”；
山东人也认为，山东“一山一水一圣人”的地理文化风貌造就了山东人的文化性格：山东人内心像山一样的厚重，心胸像海一样的宽广。山东人不事张扬，沉默内敛，
如此等等，都类似于台州的“硬气”和“灵气”的表述。更有甚者，江苏华泰公司也把“正气、硬气、灵气、大气”作为自身独特的“华泰文化”核心和企业文化精神。华泰公司认为，这“四气”体现了华泰人在做人、做事、工作、交往等诸多方面的精髓。
所以出现雷同的现象，一是与中国传统的山水审美观有关。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各地关于山和水的象征意义十分相近：山象征着刚强与勇气，水象征着灵活与宽容。有了这样的山水文化，人们自然都喜欢把“山的硬气”、“水的灵气”系于本地的文化性格之上，于是就出现了许多地方都称本区域具有“山的硬气”、“水的灵气”的雷同现象。
二是“山的硬气”、“水的灵气”内在的逻辑必然导致雷同。“硬气”和“灵气”的来源，是基于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这一理论视域里，台州人“硬气”和“灵气”的源头很自然地被引向台州的山水。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论证方法在逻辑上必然带来一个困境：我国海岸线绵延 18000 多公里，台州的大陆海岸线不过750 公里，仅占全国海岸线长度的 4.14％，如果说台州的山水培育了台州人的“硬气”和“灵气”，那么，我国沿海地区的地貌如台州者数以千百计，按照地理环境决定论，必然也能推导出这些地区的居民“硬气”和“灵气”的文化性格。可见，“硬气”和“灵气”是有着“负山枕海”地貌的文化区域都可能具有的文化共性，而不是台州人独有的文化特性，故不能称为台州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