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台州式硬气”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其实，台州士人气节践履的两种表现，从另一角度看，也就是“台州式硬气”的性格特征。台州人对于自己认准的事、认为是对的事，就会坚持，不管前路多么艰险，甚至会牺牲生命，他也会一条道走到底，用台州人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梗筋”，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硬”而“迂”。
相较其他地区的“硬气”，“台州式的硬气”的基本特点就是“硬”且“迂”。有“硬气”是中华民族具有的一般气节，“迂”才是“台州式”的本质特征。“硬气”这一文化性格源于儒家的“气节观”，“迂”的文化性格则源于台州的“气节践履之学”。
“迂”并不就是迂腐，它不像孔乙己那种旧文人的“迂”法。孔乙己的“迂”是迂腐。这种迂腐，表现为说话、行事拘泥于陈旧的准则，不适应变化了的新时代。“迂”还有“固执”之意。当年，孔子曾批评子路办不好事情的原因是“由是哉，子之迂也”。这里的“迂”即是“固执不知变通”的意思。
“迂”还有其他多种表现形式，有些“迂”还值得人们尊重乃至称道。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鲁迅先生多次谈到柔石的“迂”。但我们在先生笔下读出的柔石之“迂”却是：他总相信人们是好的，哪怕在损己利人的时候，他的“迂”呈现出来的是人性的本真。“柔石的善良，无论从旧道德还是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可见，鲁迅先生说柔石“迂”，是赞赏他的纯真善良。他相信人们都是好的，碰了钉子之后，“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唯有心灵纯真、心地善良、笃信理想、坚持操守、且一丝不苟地去践履的人，才有资格接受先生的这个评价。这种“迂”，现实世界何尝不能多一些呢！所以，鲁迅所说的“台州式硬气”中的有点“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固执，更不是贬义的“迂腐”，而是对真和善的一种坚信和执著！
由此可知，“迂”的褒贬，关键是看“迂”于什么？如果迂于过时落后的教条，自然为迂腐，必会被时代淘汰；相反，如果“迂”于“道”，迂于真理，迂于理想，那这种迂，是我们所要着意培养的，是人们追求真理、坚持理想应有的态度。“台州式硬气”之“迂”当指后者，这是“迂”的一种境界。
“硬气”是中华民族正气的另一种说法，台州人“硬气”与中华各地人民的正气、硬气或骨气具有共性。但台州人的硬气，又有自己的特点，即“硬气”中又有点“迂”，对真理、对理想等有着一种执著的精神。如果以“中庸”或“识时务为俊杰”的观点来衡量“台州式硬气”，自然便会觉得“有点迂”了。方孝孺在《夷齐》一文中评价叔齐、伯夷时，认为二人“不食周粟而死”就“有点迂”，实际上他的视角就是“中庸”：
先君之国受之于祖宗者也，父子传，次以嫡以长，古之制也。易此必乱。……叔齐亦不立而逃之，幸有中子以托国焉，茍无其人，其如先君之社稷何？汤武之征伐，即尧舜之揖譲，天下归周，天之命也。洁身自远斯可己矣，何乃耻食其粟，独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斯皆过乎中者也。于乎，亷顽立懦，足可为百世师，过中失正，恐未臻乎尧舜禹之道。
方孝孺在这里批评齐夷，是因为他们不顾社稷，不知“天下归周”也是“天之命”，齐夷逃避君位，也就违背了天命，是“过乎中”、“过中失正”了，因而显得“迂”了。
历史确实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方孝孺曾评价夷齐有点“迂”，后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批评方孝孺“迂”。明代袁袠就把方孝孺比之于齐夷：“方孝孺之于文皇，汤武之夷齐也。”
如果方孝孺在天有知，对此将会有一番怎样的感慨？钱是升认为方孝孺之死是因为过激所致，他说：“孝孺十族之言（诛）有此激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而万乘之威，亦于几殚矣。”
王廷相则批评方孝孺是“忠之过者”，“轻重失宜”，没能处理好忠义与仁孝的关系。他说：“至于覆宗，义固得矣，如仁孝何？”
方孝孺因“自激之甚”而卒招杀身之祸，这种“轻重失宜”的举措，“圣人岂为之”！
清代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也借书中人杜慎卿之口评价道：“方先生迂而无当。天下多少大事，讲那皋门、雉门怎么？这人朝服斩于市，不为冤枉的。”
所有这些对方孝孺“迂而无当”的诸种指责，只表明指责者并不理解“台州式硬气”的性格特征，也忽视了台州人之“迂”的价值取向。台州人的“硬”不是一般的“硬”，而是硬到了“迂”的程度，即为坚持自己认定的道、真理或理想，可以不计个人得失，乃至牺牲生命。至于所牺牲的生命是本人还是家人，是一族还是十族，在国家、道、真理或理想面前，并无本质差别。
如何正确评价方孝孺的“迂”？笔者以为，韩愈在《伯夷颂》一文中对伯夷的评价值得借鉴：文中没有评价夷齐不食周粟的是非，而只是单纯评价二人的“信道笃而自知明”的是非，赞赏他们坚守道义的行为。只问卫道而不顾其他，应是我们理解方孝孺之“迂”的一把钥匙。
当然，“圣人之道，与时偕行”，有点“迂”的台州人所固守的“道”也要随着时代、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演化。如果坚守过时、落后的观念教条，拒不接受新的观念和真理，这是极端保守主义者，他必将为时代所淘汰；而如果他宁死不屈，坚守真理，那这种“迂”就是社会良知的依靠和保障。方孝孺之迂，在于对儒家之道的笃信与坚守；柔石之“迂”，在于对人性之善、师友之情的坚守；陆蠡之“迂”，在于对同胞之爱、民族气节的坚守；而当代的李书福不但有点“迂”，而且简直被人称为“汽车疯子”，他的“迂”则在于对发展民族汽车业的坚定信念，在于对“让老百姓买得起好车，让吉利汽车走遍全世界”理念之执著。
有不少人为了否定方孝孺，往往把他和胡三省进行比较，但笔者以为，这样的对比不是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我倒赞同王春南和赵映林先生对方孝孺的评价，我们在比较方孝孺与胡三省的硬气时，必须尊重一个显著的事实，那就是他们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二人所处的环境和面对的问题都不相同。胡三省面对的是异族侵略，所以他的“硬气”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崇高的民族气节；而方孝孺面对的是皇族里的皇权争夺，我们自然不能要求处在这个年代的方孝孺有如胡三省一样的民族气节，
如同我们今天不能要求李书福与陆蠡有着相同的坚持一样。方孝孺的“迂”不可能表现出民族气节，但他也坚持了他那个年代所应坚持的最高理想：崇道、忠君、刚正不阿……在他身上我们同样见到了台州文化推崇的士人气节。我不否认方孝孺卫道的内容在今天已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但我们依然需要笃信善道的“迂”。在逐利成为许多人价值取向的今天，在这个时代，笔者倒是觉得方孝孺之“迂”的可贵，以及它那笃信善道的纯真。
不管历代对方孝孺的“硬”而“迂”如何评价，它作为“台州式硬气”的性格特征，是在台州气节践履之学的文化母体中长期孕育而成的，从夷齐到方孝孺，从柔石到李书福，“硬”而“迂”已经融入了台州人的血液，成了台州人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以一种不明确的记忆形式积淀在台州人的大脑组织结构之中，只要具备条件，它就会被唤醒、被激活。清楚了这些，我们便可理解，以“中庸”要求夷齐的方孝孺，为什么当他自己面对屠杀十族的威胁时，本可以在“义”与“孝”之间适中选择，既为朱棣草拟诏书而生，也能顾全十族的生命，但他毅然决然选择了“义”而失“中庸”的原因。
台州人因其具有“台州式硬气”而多狂狷之士，但不少人往往认为“台州式硬气”是一种“狂傲”。事实是，“台州式硬气”与“傲气”格格不入。“狂”在古代是指不拘一格，气势猛烈，蔑俗轻规。所谓“狂傲”，是对自己的各方面有自信和满足，常常看不起别人，有狂妄自大、非常傲慢的意思，是一种自高自大的作风和习气。“狂”若同智者相连，是种可贵的精神力量。没有“狂”，就没有突破常规的勇气。“狷”一般与“介”合用为“狷介”，“狷”者清高自守，不同流合污之意。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可见，“狂狷”虽然也是一种自信自强的气度，但这种气度依据的是道义，因而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气节。
王棻在《台学统·序》中严格区分了“傲”与“气节”。他引用曾国藩的话说：“自好之士，多讲气节。讲之不精，则流于傲，而不自觉。”由此可见，在王棻看来，“狂傲”与“狂狷”的根本区别在于有无气节。“狂狷”之士严格要求自己抱持理想信念、坚守道义，是一种律己的崇高品格，因而“狂狷”之士往往会赢得他人的敬重；而“狂傲”之士则自以为高明而轻视他人，凌驾于他人。所以，“狂傲”往往伤人，“若盖宽饶之于许伯，孔融之于曹操，此傲在言辞者也。嵇康之于钟会，谢灵运之于孟顗，此傲在神理者也。殷仲文之于何无忌，王僧达之于路琼之，此傲在仪节者也。息夫躬历诋诸公，暨艳弹射百寮，此傲在奏议者也”。
傲气伤人，也伤自己。王棻在书中列举的上述这些人，都因自己的“傲”而不得善终。当然，对于“狂狷”之士而言，并不担忧人生能否善终。王棻认为，只有像伯夷、伊尹和柳下惠等人，才能称得上是“狂狷”之士。他说：“若夫隐居独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此伯夷所以为圣之清也。”他也称赞柳下惠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不改变自己未做官前的操守；在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至死也不改变志向。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气节，才是真正的“狂狷”。在作了上述详尽的分析论证后，王棻最后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此三子者，虽各倚于一偏，而皆以气节为本，则真气节矣。”
那么，以气节践履之学为文化母体，以求道守道为价值取向的“台州式硬气”，这样的性格格特征理当是“狂狷”，而非“狂傲”。
综上所述，“台州式硬气”所具有的“硬”而“迂”的性格特征，体现了台州人对“道”的不懈追求与坚持，不论身处顺途与逆境，不论遭遇艰难或强权，始终抱持道义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节操，简而言之，“台州式硬气”的文化性格是“狂狷”而非“狂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