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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宁先生在其主编的《草根经济与民主政治》中，说了一段比较有趣的话，他说：“浙江人似乎特别爱把话题往文化上扯，而且总会有完整的让人难以反驳的解释系统，会有像模像样的漂亮故事。比如：温州人爱把当代温州的商业文化追溯到信奉实用主义的‘永嘉学派’那里；……台州人没那么复杂，历史上这山海之间的贫瘠土地上斯文之事却也不多。于是，台州人便把当地彪悍纯朴的民风当作主流文化加以宣示，叫做‘台州式的硬气’。”
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大到每个民族精神小至一个地域的文化性格的形成，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文化缘由的。台州这块土地虽然贫瘠，当代文化建设成就似乎不为人知，但说“历史上这山海之间的贫瘠土地上斯文之事却也不多”并不妥。事实上，台州传统文化的积淀甚为深厚，它塑造了世世代代台州人的文化性格，台州彪悍纯朴的民风即“台州式硬气”有其深厚的文化土壤。
如我们在第一章中读到的那样，“台州式硬气”是台州文化求真精神的表现，它根植于台州的气节践履之学。所谓“求真”，包含二层含义：一是认识论层面，是对事物本真的孜孜不倦的求索；二是实践论层面，即注重践履自己认同的“真”。在台州传统儒学中，“真”即是“道”或“天理”。而所谓的“求真精神”，既指台州人探索道或天理的精神，还包括守“道”以及践履“道”。台州儒学把守“道”和践履“道”称之为“气节践履”。对于台州人来说，如果他执著于求真践履，这样的态度就是所谓“台州式硬气”。或者说，台州人的“硬气”，“硬”就“硬”在他的执著，不但表现在他执著地追求“真”，也在于他对“真”的坚守和执著践履，常常是为此可以不惜牺牲性命，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求“真”守“真”到了“迂”的地步。
每个民族在哲学觉醒的轴心时期之前，都曾有一个神话时代，区别仅仅在于这种神话的文本形式有所不同。尼采说西方哲学精神渊源于前轴心期神话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那么，“台州式硬气”作为台州文化性格，前轴心期的什么神话才是它的文化源头？
要解开这个谜底，我们或许可以从鲁迅先生的一个观点中得到启示，他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对鲁迅先生的这个判断，当今学界还有不少质疑者。但笔者以为，先生治学以谨严著称，道教与汉民族文化“根柢”事关重大，他做这样的判断肯定不是即兴的应酬语，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持之有据的结论。当然，鲁迅先生并没有讲明理由，我们也无从猜测，但周作人的相关言论可为其注解。周作人说：“改良乡村的最大阻力，便在乡下人们自身的旧思想，这旧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周氏兄弟的这一观点是很有意义的，他们为我们探究“台州式硬气”源头时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那就是，可以从台州道教里找到“台州式硬气”的文化源头。
可问题是，天台山的道家神话故事和传说众多，如《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一云：轩辕黄帝“往天台山受金液神丹”，王子乔得天台山浮丘公降授道要，修“石精金光藏景录神”之法，后升天为右弼，号桐柏真人，理金庭洞天。南朝宋刘义庆在《幽明录》中所记载、并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刘阮天台山遇仙》传说，也是一个脍炙人口的传说……在如此丰富多彩的天台山道家神话故事与传说中，究竟哪些神话故事或传说可以成为“台州式硬气”的文化源头？笔者以为，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才是“台州式硬气”的文化源头。
伯夷、叔齐是孤竹国人，
他们本非台州人氏，齐夷的故事如何能作为“台州式硬气”的文化源头呢？这是因为：
其一，从文献学上看，把夷齐“义不食周粟”的气节作为“台州式硬气”的文化源头持之有据。如果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那么，“台州式硬气”的“根柢”也与台州道教关系密切。夷齐虽然是儒家气节的标杆，但也是天台山道教的神袛。道书《众真记》里提到：“孤竹、伯夷、叔齐等，并为九天仆射，治天台山。”
台州人也把兄弟俩作为天台山之神加以祀奉，宋人王茂端更是千里迢迢从京师（北宋的东京，今河南开封）把伯夷、叔齐石雕像运来，置于天台山。
据《灵宝教清密录》记载：
王茂端，人称王灵宝，善医。宣和间，奉天子诏，进京为太后治病得愈，赐宝与金帛，皆不受。赐游御园，见园中有二大石像，一名伯夷，一名叔齐，镌刻奇古，内空外润，叩之铿然有声。深为悲惜抚之叹曰：“千古贤人，置此不亦亵乎？”遂乞二石像，载归桐柏山，于宫右祀之。
绍兴十二年，天台山再建九天仆射祠
，该祠至明代还存。明、清两代，九天仆射祠先后改称为“清风祠”和“清圣祠”。明隆庆年间，台州知府张廷臣撰《移祀夷齐像记》作为碑文云：
考《赤城旧志》，载夷、齐设为九天仆射，治天台山。宋绍兴间，建祠于兹，或其遗欤！嗟乎！名贤委地，土木神像，享丹月之荣！瞻玩太息，徘徊移时不忍去。乃纵步庙侧，有厅，基宇轩敞，了无夙设，若有待者。及至县，以语方令惟一。令慨然曰：“是诚不可已也！”遂卜吉庀工，略加修葺，移二贤像而崇祀之。庙貌有翼，气象惟新，虽清风高节，不视此为重轻；然表先贤，励来学，实守令事也。嗟乎！琼台、双阏，岩谷奇观，孝先、子微，栖息冲举，游桐柏者能道之；岂知夷、齐芳躅，凛凛乎并高峻增，复出羽化耶！昔记严陵祠云：“廉顽立懦，大有功于名教。”顾夷、齐为百世之师，奚但桐江垂纶已哉！镌记岁月，以诒诸后，或谅余心之不愧夷、齐，当有闻风兴起者。
碑文中歌颂了伯夷、叔齐“凛凛乎高亚峻峭”的气节，在文末，张廷臣认为，夷、齐当为台州“百世之师”，这多少也包含了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乃台州气节之源的意思。他相信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下，台州后学定有“闻风兴起”之士。可见，张廷臣充分肯定了夷齐在台州文化性格形成中的地位，也肯定了其“精神”有“教化”民众，培养台州文化性格的价值。
其二，从文化性格上看，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而死所显现的性格，颇似“台州式硬气”的“迂”。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里把夷齐的“迂”描写的非常传神：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有妇人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遂饿死于首阳山”。
孔子高度评价了齐夷的高节，认为齐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唐代韩愈则作《伯夷颂》，极力称颂他们“特立独行”的品格，以及他们“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的求真精神，奉二人为“遵守臣道”、忠贞不贰的典范。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总之，伯夷叔齐既坚守“正统”之义，又为坚守“正统”而死，他们这种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坚守道义的精神，颇似“台州式硬气”的“迂”，也与台州的气节践履之学的宗旨相吻合。
其三，伯夷、叔齐谦让君位，深深影响着后来的台州人。在台州人看来，夷齐王位都可以让，人们还有什么不可让的。所以，伯夷、叔齐谦让王位的传说已成为台州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夷齐“让”的精神，与天台山和合文化倡导的“忍让”一致。
由此可见，伯夷叔齐的精神与“台州式硬气”有着多重耦合。尽管历史上对伯夷叔齐有不同的评价，但夷齐不食周粟而死的气节和二人让国的故事，还是成了“台州式硬气”和“谦让”的“百世之师”。因此，以夷齐精神作为“台州式硬气”的文化源头是合理的。
一粒优良的种子，若没有肥沃的土壤，它还是不能茁壮成长的，同样，单有这颗“硬气种子”，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土壤，这颗“种子”也是不可能成长为台州文化性格——“台州式硬气”的。“台州式硬气”之所以能够形成，除了有“义不食周粟”的文化源头外，还因为有培育这种文化性格的丰腴的文化母体——气节践履之学。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称赞乡人“人重节义，洁操刚烈，勇往直前，风气所致”。王士性指出了台州人“重节义，洁操刚烈，勇往直前”的“台州式硬气”，乃“风气所致”，这里的“风气”主要的就是台州文化，其中台州的“气节践履之学”对形成这种文化性格居功至伟。
台州的气节践履之学的基本内涵有二：“气节”与“躬行”。王棻在《台学统·序录》里根据传统的儒学分类法，首先把台州儒学分为性理之学（德行）、经济之学（政事）、词章之学（言语）、训诂之学（文学），再根据台学的实际情况，在四科之上冠以气节之学，在四科之后殿以躬行之学，于是变四学为六学。而“其大本则曰“气节”，其大用则在“躬行”。
王棻把“气节”与“躬行”置于如此之地位，是因为“此二者该贯乎四科，并包乎六艺”
，体现了台州气节践履之学的基本内容：
其一，气节为本。台州气节践履之学崇尚气节，宋陈耆卿认为，气节是一种崇高的境界。人禀受了“义理之气”或“浩气”，他就有了气节，就能“壁立不动而高视物表”，就能傲视万物，无所畏惧，“可以达，可以穷，可以乐，可以忧，可以谀，可以谗毁”
。明代的黄绾在《明道编》中更是反复强调立志的重要性，他认为在“眼前流俗声利之习”
的社会环境中，立志对于修学尤其重要。他说：“为学只在励志，常励志则不息而久，久而不息，所以诚身。”
晚清的王棻更把气节置于台学的“大本”地位。他认为：“向使德行无气节，则或流于乡愿；言语无气节，则或流于佞人；政事无气节，则为小知之士；文学无气节，则为小人之儒，是四科者，必以气节为本。”
在气节践履之学的长期熏陶下，台州人养成了崇尚气节的文化性格。对此，方孝孺曾做过记述，他说：“吾乡之士多秀而有文，……闻大贤君子之风而恱之，重道德尚名节，褒衣危巾讲论性命，言行必本乎礼义，闾巷之间弦诵之声相接。”
其后的黄绾尽管不太欣赏乡人的“台州式硬气”，但他也明确指出了台州人“尚气节”的性格特点。他说：
我朝立国以来，不知何自变为好名尚气节之习，如当时前辈及吾乡前辈有务此者，其居官居乡，虽在人伦至亲，上下交际，为之已甚，言之可骇，至今历历在人耳目，不可胜数。其风声流传，故至后进之士与吾乡党之士，每以好胜急功利之心，文以立名，尚气节之为，以行其私，虽语之以道德，终身不悟。
其二，天理为要。“台州式硬气”作为一种道德操守，必须是以某一种正当的价值为指向，如果离开正当的价值取向，那么这种“硬气”作为台州人的气节，就不知为何而持，为何而守，所谓的“硬气”也就失去了“硬”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从本质上看，台州“气节践履之学”以“天理”为价值取向，深受台州理学的影响。从学统上看，台州理学有两个源头，一是二徐理学，二是朱子理学。王棻在《台学统》里将“二徐”父子列“台学之首”，《临海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后人论及台学的源流，都以徐中行为首。而徐中行本身就是宋代台州著名理学家，在《台学统》里，徐中行及其子徐庭筠都位于“高节”之列，二人门下的弟子，“仕者循良，处者修洁”，如北宋礼部侍郎陈公辅就是他们的弟子。这两个源头同出于洛学，南宋时又合而为一。如南宋宰相杜范既二徐的再传弟子，也是朱熹的再传弟子。台州这些理学名家，也是富有气节之士。而从学理上看，台州“气节践履之学”以“天理”为价值取向，则主要受朱子气节观的影响。
其三，躬行为归。所谓“躬行”，即为身体力行，亲身实践之意。台州儒学崇尚气节，更重视气节践履，故台学有“气节践履之学”之美誉。台州人非常彻底地践履了朱子“重气节躬行”的气节观，他们在行动中坚守气节，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维护自己的信仰。王棻评价道：台州人“德行固见于躬行，政事必本于身教，言语之士论笃必非色庄，文学之儒通经必能致用，是四科者必以躬行为归矣”
。今人杨太辛先生也肯定台州人“重气节践履”的文化性格，他说：“台州民风士习质朴，疾恶如仇，行重于言，因此其学术又以‘悯时忧世，介特自守’见长。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台学影响于世的，主要不是危言高论，而是气节践履。”
如杜范，以直言极谏、言无隐情着称，曾一再触犯当朝宰相；晚年他拜右丞相时，执政行事，“一以去私为主”，全祖望称其为“嘉定以后宰辅之最，声望几侔于涑水（司马光）矣”
。
台州士人的气节践履有两种不同的表现：
一是持义守道。“持”指不丢掉；“守”指不易节。孔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都突出了“守”的重要性。所以说，在气节践履的内涵中，持守的地位不可忽视。只有道义而无恒久的持守，只有志之所向而无行之所往，道义本身就沦为一句空话。如果说崇尚气节是气节之士的道德品质，那么，持义守道就是气节之士的行为特点。在《台学统》里的高节之士和清节之士就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士人包括不随流俗的隐士，如晋代的任旭，宋代的徐中行、徐庭筠，元代的翁森等均是洁身守节的高节之士；也包括为官清正的廉士，如宋代的吴芾、陈良翰、鹿何，明代的鲁穆、庞泮、吴时来等均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清节之士。
二是舍生取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一句“舍生取义”道出了“台州式硬气”的最显著的特征，即对于道义的持守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或者说道义的价值高于生命的价值，从而表现出在他人看来颇似“迂”的特点。从古至今，所有的忠节之士，无不为一个“义”而不屈不挠，最终悲歌高起之时，其生命的意义得到彰显与升华。台州那些取义成仁的烈士，如宋代的蒋煜、陈克、杜浒、王珏等，明代的方孝孺、叶伯巨、郑士利、卢原質、卢炯、应昌士、杨时熙、陈函辉等，现代的柔石、陆蠡等均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忠节之士。这一类的气节践履最能体现“台州式硬气”的性格特征。
总之，“台州式硬气”源于夷齐的精神气节，在台州的气节践履之学的文化土壤中养育而成的，台州的气节践履之学正是“台州式硬气”的文化母体，在台州人性格的养成和文化精神的塑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