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第三节
和合思想在台州形成之原因

每一个地区都有相应的自我发展的文化特性,这种文化特性绝不是独立的,它们与这个地区当前的人口以及在某一历史条件下该地区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有关。笔者想首先指出的是,区域文化是本地区的整体历史积淀的产物。台州文化和合精神的形成,不能说与先秦的“贵和”思想无关,但仔细梳理历史材料,我们发现,台州文化和合精神的形成,自有本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原因,概括地说,这个原因就是中央政府对台州的行政控制与思想文化控制并不同步,中央政府在秦汉时就实现了对台州有效政治和军事控制,但儒学在台州占主导地位则要晚到宋代的时候。正是这样的不同步,为各种异质文化进入台州,进而形成和合文化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机遇。

一、台州儒学的“真空”状态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知,儒学与政权结盟,占据意识形态的一尊地位,是不利于其他思想文化生存和发展的,也是不利于和合思想形成的。台州因为“所立冥奥、其路幽迥” ,儒学长期未能扩及此地,这反而为其他思想文化入驻台州,形成多元和合文化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小环境。据《史记》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在秦时,台州一带隶属于“闽中郡”,表明它在那时便受到中央政权的控制。汉孝惠三年(前 185 年),汉中央“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根据徐广注,东瓯为“今之永宁也”,永宁即现在的台州黄岩一带。到汉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汉置东部都尉,治鄞,后迁章安(今属台州椒江区)。“都尉”是何种性质的机构?《辞海》解释说:“都尉”,官名,战国始置,是职位次于将军的武官。汉始元二年(公元前 85 年),汉中央在台州设回浦县,治所回浦(今章安), 属会稽郡。都尉和回浦县的设置,表明汉中央对台州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了,它不仅在军事上为汉中央所控制,在政治上也完全隶属于汉中央。

但在文化上,台州文化还处于比较原始的“剪发文身”状态,已占据国家意识形态独尊地位的儒学却未扩及此地。《史记·赵世家》记载:“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欧(即瓯)越之民也。”《汉书·严助传》也说:“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可见汉代,被称为“瓯越”的台温一带还是未被儒学“开化”的“方外之地”,其文化尚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

总之,汉代中央政府在台州置东部都尉,设回浦县,实行军事和行政控制,并不意味着汉中央在思想文化上也实现了有效控制。相反,当儒学在中原地区已上升为独尊地位后,它在台州还是“真空”状态。台州儒学的“真空”状态,为其接纳多元文化的进入,并让它们并存和合、共同发展提供了条件。

周琦先生以回浦县的设置作为台州儒学之发轫,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必须清楚,回浦县的设置,与儒学在台州的广泛传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上,儒学借由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登上了汉朝的统治地位,比台州回浦县的设置要早 50 年。即便以回浦县的设置作为儒学在台州的发轫,那么,在回浦县设置之前的这 50 年间,台州儒学肯定是处于近乎“真空“的状态。当然,这种“真空”状态并不否认间或有一些儒者在台州开馆授徒的现象,如天台儒者高察的教学,但像这样个别的、零星的民间教学活动,对台州儒学的“真空”状态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

而且,回浦县的设置,也没能保证官学随之设置起来,助儒学在台州得到迅速而广泛地传播,相反,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官学一直没能在台州出现,即使到三国时期,章安作为台州郡治的治所,“尚不具备官学条件” ,更不要说台州其他地方了。至于台州各县县治的设置则更晚,孙吴黄龙三年(231 年)才首设始平(天台),从那时起,到东晋永和三年(347 年)设乐安(仙居)止,竟用了长达一百二十年的时间,由此推知,即便假设每个县治的官学与县治一起设置,儒学推广到各县治所在地至少也要用一百十六年时间。鉴于台州县治设置时间跨度如此之长,我们有理由认定,在汉代到三国的漫长岁月里,儒学在台州的传播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其实,这种“真空”的状态即使到东晋“永嘉南渡”后,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当浙东地区聚居了大批“南渡”来的文化士族,主流的儒家文化在台州以北的浙东已经相当兴盛的时候,台州却依然是个例外,王士性这样描述:台州“舟楫不通,商贾不行,其地止农与渔,眼不习上国之奢华,故其俗尤朴茂近古” 。直至唐代,台州“犹为贬谪之所” 。喻长霖在《民国台州府志序》中也提及:“吾台古称荒域,僻处海滨,三代之时 ,人物无闻;汉晋以来,表有间见;隋唐之时,亦为贬谪之地。” 当郑虔被贬来台时,他还描述过台州儒学的“真空”状况:“孔子虽泽加天下,犹有阳春照不到阴崖。” 这里的“阴崖”即指台州。可见,直到唐中期,儒学在台州的影响依然不大。

儒学何时盛行于台州?台州学者一致认为,开始于两宋之交的徐中行、徐廷钧父子。明代金贲亨在《台学源流·序》中有明确的阐述,他说:“台,古荒域也,历汉及吴,二三君子始以幽操贞忠有闻当世。晋唐之际,节概文章之士,亦班班见典籍而未闻有,所谓圣贤之学者,殆宋治平宣和间,有二徐先生者出,乃始传。” “民国”七年,喻长霖在《台学统·序》中也有类似的说明:“吾台人物,自后汉至五代,虽间有表见,然无派别统系之可言。至宋二徐、陈宗正、罗提刑出,始传安定之学。”

总之,从西汉到北宋,儒学在台州一直未能取得主流地位,台州因而出现了儒学近乎“真空”的状态。这种“真空”状态使台州避免了“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为台州接纳各种异质文化——道教和佛教,形成多元文化并存和合、共同发展的格局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二、“三教”同处一山的文化生态

儒佛道“三教”同处天台山,既是台州和合文化的重要原因,也是台州和合文化的主要标志。

天台山之名源于道教。陶弘景的《真诰》记载,天台山山有八重,四面山势如一,以天文方位而言,“山当斗牛之分,上应台宿,故名天台”。天台山坐落于今浙江省东中部,它“南驰缙云,北接四明,东距溟渤,西通剡川,国有日月三辰,瑶花芝草,自晋宋梁隋暨唐天宝尝望秩焉”

天台山声名鹊起,首先应归功于孙绰。孙绰(341 ~ 371 年),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是东晋士族中很有影响的名士。孙绰博学善文,曾任临海章安令,在任时写了一篇《游天台山赋》,此赋一开头就描绘天台山的神秀:

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情之壮丽矣!……太虚辽阔而无阂,运自然之妙有,融而为川渎,结而为山阜。嗟台岳之所奇挺,实神明之所扶持,荫牛宿以曜峰,托灵越以正基。结要弥于华岳,直指高于九嶷。应配天以唐典,齐峻极于周诗。

《游天台山赋》“掷地有声”,多少人因此对天台山心驰神往!寒山子也有多篇描写天台山的诗,读来也令人神往,如“丹丘回耸与云齐,空里五峰遥望低,雁塔高排出青嶂,禅林古殿入虹霓。风摇松叶赤城秀,雾吐中岩仙路迷。碧落千山万仞现,藤萝相接次连溪” 。又如:“可贵一名山,七宝何能比松月飕飕冷,云霞片片起。匼匝几重山,回还多少里。溪涧静澄澄,快活无穷已。” 李太白也有诗描绘天台神秀的:“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这些诗赋,以其华丽的文采,仙境般的描绘,招引着儒佛道人士接踵而至,使其成为“唐诗之路”的终点。

(一)台州道教的繁荣

不过,天台山最早迎来的“文化使者”是道家。对修道者来说,名山是修道不可或缺的条件,葛洪(283 ~ 363 年)说:“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为道者必入山林。” 这是因为“合丹当于名山之中,无人之地” ,只有名山,才能为修道提供清净的修炼场所,提供丰富的炼丹所需的药材。《抱朴子·真诰》讲到,“欲求神仙,须登山请乞、入山居住或合药”。

天台山清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种资源完全符合道家修炼成仙的要求。葛洪指出:“诸小山不堪神丹金液,皆有木石之精,千岁老魅能坏人药,唯嵩镇、少室、缙云、罗浮、大小台等诸山神居处,助人为福,可以修真炼药者矣。” 其中的“大小台”即指天台山。据台州学院一课题组调查,天台山上野生植物多达665 种,药用植物超过 495 种,有白术、茯苓、石斛等名贵药材,其中“天台乌药”品质独特,在中医里有“长生不老药”之称,而铁皮石斛则称为“救命仙草”。这些天然的食材和药材滋补养身,延年益寿,能够满足修道养生的需求,自然吸引着高道纷至沓来,“仍羽人于丹丘,寻不死之福庭”,孙绰称天台山为“仙都”也就毫不奇怪了。

同时,道教在台州的传播和发展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早在先秦时期,居住在台州的土著瓯越族就崇尚巫术,《战国策·赵策》载:“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淮南子·泰族训》也载:“刻肌肤,皮革,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人为之,以求荣也。”

为何瓯越之民要“刻肌肤”或“文身”?《淮南子·泰族训》说“越人为之,以求荣也”。这样的解释并不见得准确。有学者认为瓯越之民“文身”是瓯越原始巫术的一种样式,目的用以驱邪,吓走水怪。《史记·赵世家》说:“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文身断发以避龙。”虽然瓯越与西越相距甚远,但“被发文身”作为百越巫术的形式是一样的,其功用应当也相似。《说苑·奉使》就称:越人“劗发文身,灿烂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被发文身以“避龙”也好,“避水神”也罢,看做是避凶驱邪的原始巫术是有道理的,民国刘咸先生在考察了黎族的民间宗教后,也认为越族文身最为重要的是巫术意义,即“可避乖邪”。到三国孙吴开发江南时,台州一带的先民依然不弃此道。本来古代巫术就是道教的重要源头,瓯越族崇尚巫术的传统,自然成为道教入驻台州,进而在台州广泛传播的深厚文化土壤。

从现有的史料看,先入台州传道的可能是汉代高道茅盈,但早期在此传道最有成效的则是符箓派道士赵昞和丹鼎派道士葛玄。赵昞,东阳(今金华)人。东汉建宁元年至中平六年间(168 ~ 189 年),他东入章安传道,“章安令(华表)恶其惑众,收杀之” 。传说其遗体由一群飞翔的白鹤护着,自章安漂流至临海白鹤山,临海民众就在白鹤山建“灵康庙”祭祀之,《嘉定赤城志》载:“灵康庙在县东南二十里白鹤山,祀东汉赵昞。” 因其颇有“灵验”,深受台州人信奉,尊称“白鹤大帝”,于是,“白鹤大帝”信仰便成了台州人长盛不衰的“鹤神信仰”。

汉灵帝光和元年(178 年),十五岁的丹鼎派道士葛玄也来到了台州。他身处清幽秀美的天台山,赋诗《登天台山》赞曰:“高高山上山,山中白云间。瀑布低头看,青天举手攀。石梁横海外,风笛落人间。不见红尘客,时时鹤往还。” 在天台山,他遇着高道左仙翁元放(即《三国演义》中的左慈),受《太清丹经》、《九鼎丹经》、《金液丹经》和《三元真一妙经》等。葛玄经多年精心研摩专意修持后,终于修炼成功,遐迩闻名,四方道徒闻风而至,经他亲授秘诀的多至 500余人,被仙度的达 800 多人,开创了“葛真宗天台派”。据《三国志》、《真诰》记载,吴主孙权风闻葛仙翁道术高绝,在赤乌二年(239 年)请仙翁去建业讲道,孙权因此得益不少,遂下诏“于天台山之右造桐柏观,命葛仙翁居之”。同年,又在玉泉峰为葛玄建造王真君坛,奉祀王乔,在瀑布岩下建造天台观。可见,天台山是葛玄重要的学道和修道场所,后唐玄宗称天台山为“葛氏之天台山”,不无依据。

葛玄之后,又有十余所道场、坛宇陆续修建,修道者日渐增多,其中比较著名的道士有葛洪、袁根、柏硕、班孟、魏夫人、王玄甫、许迈、白云先生、褚伯玉、徐则等居天台修炼,并创立上清派。而道教灵宝派也以葛玄为祖师,加上葛玄是在天台山得授《灵宝经》,故称天台山为“道源”并不为过。

至隋唐时,台州道教进入鼎盛时期,其标志是司马承祯创立的道教天台山派。司马承祯遍游名山,他“游句曲,步华阳之天(指茅山);栖桐柏,入灵虚之洞” ,司马承祯何时到天台山难以考证,但在他到过的那些名山里,天台山是司马承祯所居最久的地方。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天台山隐修,正是在这里,他完成了《坐忘论》的著述,实现从外丹修炼向心性修炼的转变,开创了道教天台山派。武则天、唐睿宗、玄宗先后四次迎请他至宫中问道。景云二年(711年),唐睿宗下旨在天台山修建桐柏观,作为司马承祯的修道之所。他还下令选拔精进的道士和侍从跟随司马承祯,并令地方官与司马承祯相交相知,以便随时给予保护与帮助。自司马承祯开始,后经过吴筠、徐灵府、杜光庭等努力,道教天台山派达致鼎盛,在中国道教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北宋时,临海高道张伯端(983 ~ 1082 年),又在天台山创立了道教南宗,后张伯端传石泰,再辗转授受至白玉蟾,渐壮大为以《悟真篇》为理论经典的内丹流派,开辟了中国道教史上的“半壁江山” ,与北方的全真道并列金丹南北宗,桐柏宫也由此成为中国道教南宗的祖庭。为纪念张伯端对中国道教所做的贡献,清雍正帝敕封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

道教在台州的传播很广。据司马承祯《上清天地宫府图经》和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全国“十大洞天”中,台州占了三洞,包括委羽洞府、赤诚洞府、括苍洞府。在《天地宫府图》的“七十二福地”,台州也占三处,包括黄岩的东仙源、西仙源和天台的马海山。以上足见道教在台州传播之广泛,发展之繁荣。

(二)台州佛教的兴盛

“佛经之来,始乎东汉。” 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67 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被派往印度求取佛经的蔡喑,沿着陆上丝绸之路,用白马驮回一些佛教经典,为收藏这些佛经,汉明帝下令修建了洛阳白马寺,这是中国第一座佛寺,它也因此成为中国佛教的“祖庭”。

然而,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还有一条路径,即途径泰国等地,沿着海岸来到中国,这就是目前被许多学者认可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印度佛经可能沿灵江分流而上,至永安溪岸边景色秀丽的枕溪山驻足,于东汉兴平元年(194 年),在溪边的石牛附近建筑庙宇,终成颇具规模的“石头禅院”。据《嘉定赤诚志》记载:仙居禅院一十有六,教院三,甲乙院二十有三,尼院四。梁天监二年(503 年),仙居又相继建成了显庆寺和三学寺。在一个较小的县治仙居,就有这么多庞大的寺庙建筑,可见其时台州的佛教已是相当盛行。不久,智顗进天台山,创立了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

智顗的门徒很多,最有名的是五祖灌顶(561 ~ 632 年)。灌顶,俗姓吴,字法云,台州章安人,故号章安大师,师事智顗。智顗生平的教理讲说,大多由他记录、整理而成,如“天台三大部”及“天台五小部”等。智顗的宗教思想,也多经他的记录、传播才得以流传。当然,灌顶也有自己的修道心得,他著有《涅槃玄义》、《观心论疏》、《涅槃经疏》、《天台八教大义》、《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国清百录》等。灌顶对继承和弘扬天台教义,兴建天台传法道场等都贡献甚大。志盘在《佛祖统纪》卷七的《章安传》中将灌顶看做是传播天台宗风的关键人物,他说:“微章安,吾恐智者之道,将绝闻于今日矣!”《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在《灌顶传》中也认为,在智顗的众弟子中,能够领会禀承天台教观的“唯顶一人”。

灌顶寂后,台宗教势急转直下,后经中唐荆溪湛然(711 ~ 782 年)努力,天台宗风为之大振,湛然因此而享有中兴之祖的美誉。

在天台宗中兴之时,高僧遗则(773 ~ 830 年)又将禅宗传入天台山。根据《宋高僧传》所载,唐代僧人遗则俗姓长孙,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南游天台至佛窟岩,盖薜荔荐落叶而尸居,饮山流,饭木实而充虚,虎豹以为宾,麋鹿以为徒”,在天台山弘扬牛头禅教理达 40 余年,时称“佛窟学”。大和七年(833年),高僧普岸在天台山创建平田禅院(今称万年寺),弘扬临济宗黄龙禅法。五代时,德韶于天台山建十三道场,弘扬法眼宗,使禅宗在天台山得到很大的发展。宋淳熙年间(1174 ~ 1189 年),高僧怀敞居天台山万年寺,日本禅僧荣西两度入宋,从怀敞受黄龙禅法,归国创日本临济宗。荣西弟子道元于嘉定年间入宋,也谒天台万年寺,归国创日本曹洞宗。至南宋,“台之为州,广不五百里,而为僧庐者四百有奇” 。可见宋时台州佛教甚盛,民间传播颇广。

综上所述,天台山历代佛道之繁荣,寺观之众多,是国内罕见的,且其以“佛宗道源”之地、“仙山佛国”之所,使佛道两教得以长期共存、彼此圆融,更是国内其他名山无法比拟。

(三)台州儒学的勃兴

正如前面所说,直至李唐中期之前,台州还是蛮荒之地,儒学在台州的影响非常有限,但由于被贬来台的官员多为名士大儒,如唐初的来济和骆宾王,盛唐的郑虔及随后的顾况、李嘉佑和项容、王默等,他们的到来,扩大了儒学在台州的影响,促进了儒学在台州的传播。特别是唐至德二年(757 年)郑虔被“贬台州司户参军事” 是台州儒学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郑虔被贬来台后,他在郡城临海首办官学,拉开了官府在台州传播儒学的帷幕,据民国《台州府志》载:“虔选民间子弟教之,大而婚姻丧祭之礼,小而升降揖逊之仪,莫不以身帅之。自此民俗日淳,士风渐振焉”。郑虔也因此被后人推崇为台州文教的先驱。

值得强调的是,“唐诗之路”延伸至台州,对儒学在台州的传播有着重要的促进意义。有人统计,《全唐诗》收录的 2200 余位诗人中有 400 多位诗人、《唐才子传》立传的 278 位才子中有 170 余位才子,都曾沿“唐诗之路”登临过天台山。在这些诗人才子中,有李白、杜甫,也有王维、孟浩然、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等,他们的到来,对台州儒学的传播无疑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然而,儒学在台州得以广泛传播则晚至宋代。 北宋初年台州建州学。庆历八年(1048 年)陈襄任仙居县令,在任的四年间,他创学宫,作《劝学文》、《劝俗文》,要求“父老归告而子弟,速令来学,予其择名师而教之”,一改仙居“民尚朴野,罕知读书” 的风气,自此仙居办学之风日盛,“弦诵相闻,人才蔚起”。徐中行父子(?~ 1123 年)则在临海以明经教授乡里,东瓯各地学子,纷纷来投其门下。

在北宋儒学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南宋时期的台州儒学出现了勃兴的气象。从儒学教学机构看,绍兴十三年(1143 年),宋高宗赵构下诏诸州学设儒学教授,县学设学长、教谕,直学斋长、教谕各 1 人,台州州学与所属的临海、宁海、天台、仙居、黄岩的县学也奉诏设置相应的教职。嘉定年间,台州官学已相当兴盛,景定三年(1262 年),台州有县以上书院 12 处。

与官学兴盛的同时,南宋台州士人授徒讲学之风也颇盛行,黄岩人牟楷,字仲裴,号九溪,学者称为静正先生。他刻志正心诚意之学,以养母不仕,教授生徒至数百人。 另一黄岩人陈绍大,字成甫,学者称为西山先生,以圣学自任,门徒与牟氏并盛。潘时举称其“从游者以百计,居断江西山下,躬耕乐道,不求仕进”,《赤城新志》则说他的“生徒二百余人”。乾道七年(1171 年),临海人朱守江在巾子山建贡院,应书者达至八千多人。 南宋期间,台州有名的书院就有上蔡书院、溪山第一书院、州学沂咏堂、樊川书院、柔川书院、南峰书院、云阳书院、顾欢读书堂、竹溪书院、桐林书院等。谢铎《题<伊洛渊源续录>后》引用宋濂的话说:“自晦庵文公绍伊洛之正统,号为适世,益衍而彰,传道而授业者也几遍大江之南,而台与婺为特盛。”

从社会文化氛围看,因南宋建都临安,台州成为辅郡,台州的政治地位得到很大提高。而宋室南渡,一大批北方士人随之南迁,不少皇室名士也迁居台州,单在《嘉定赤城志》中记载的宋宗室就有赵师渊、赵善筼等 54 人居住在台州。他们的到来,促进了儒学在台州的传播。更为重要的是,浙学各派围绕台州,北有宋代的官学——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东北面有心性之学如高闶为代表的四明学派,西有吕祖谦代表的金华学派和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南有陈博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台州成了各学派的思想交汇之地。这些代表人物为弘扬各自学说创办书院,在台州讲学,吸引了一大批台州学子,如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罢职还乡后,尝寓居台州、黄岩、温岭一带办学授业,临海陈耆卿、吴子良、王象祖,黄岩王汶、丁希亮、戴许蔡等名士皆出其门下。唐仲友为“金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自身即任台州郡守。自然,在台州传播的各学派中,以朱子理学为最盛。朱熹三次传道江南,除了与台州学友如临海石子重、黄岩应恕、天台徐大受等交往颇密外,还在台州广收弟子,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天台潘时举等,临海的林恪、董楷,黄岩的杜煜、杜知仁兄弟、林鼐、赵师渊、赵师夏、池从周,仙居的吴梅卿等均从其受业。其中杜煜、杜知仁兄弟师事朱熹达十余年之久,深得其传,其后创立了“南湖学派”。 该学派推崇朱熹理学,主张“道在是也,穷理求仁,吾知所止”,以“讲明道学”为主旨,尤重《六经》、《论语》、《孟子》和《四书集注》。杜氏兄弟一传再传弟子众多,杜范、邱渐、车若水、胡常、王贲、沈可亨、蔡希点、戴良齐、方仪、盛象翁、潘希宗、金叔明、吴澄和戴亨等都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吴澄在以后又另创自己的“草庐学派”,高扬“理气结合”之说,认为“无理外之气,也无气外之理”,既反对离人伦而穷物理、析经义,又批评“专于一心,而不务周于事,则无所执著,而或流于空虚” ,已具有明显的和合朱子理学与事功学的台学色彩。

总之,这些学派在台州的交汇碰撞,促进了儒学在台州的广泛传播,台州自此“真儒始兴”,科举进士日增。嘉泰元年(1201 年)“举进士者逾七千” ,有“小邹鲁”之称。南宋一百五十三年间,台州考中进士的有 618 人,据浙江第三位(详见附表 2-1)出过宰辅钱端礼、谢廓然、陈骙、谢深甫、钱象祖、谢堂、杜范、贾似道、叶梦鼎、吴坚等十人,“其时,台之人以科第发身致显荣者,何限!” “台州地僻东南弹丸之地,然常异才突起,群贤多能立光明俊伟事业以惊动人世,他郡莫之若先” 。明初大儒宋濂也赞道:“自晦翁朱子绍伊洛之正绪,号为世适,益衍而彰,传道而授业者,几遍大江南北,而台为特盛,师友渊源,益浚而洪,益扩而大,伊洛之学,彬彬于台,家诗书而人逢掖,宛然邹鲁之遗风矣。” 随着台州儒学的勃兴,台州学者著书立说颇丰。据民国《台州府志》记述,选入《四库全书》的著作有 114 部,共 1360 卷。其中著录者 50 部,计 849 卷;存目者 64部,为 511 卷,“采择之多,亦颇足为台山生色。”

表 2-1 南宋浙江各州进士总数及排名

(四)“三教”共处的客观要求

由上可知,天台山不但是佛宗道源,也是唐诗之路的目的地;佛道寺观密布,儒学书院众多,寺观和书院、佛道与儒学就这样并存共处于一山之中。而且,自隋唐至两宋,台州的释、道、儒“三教”都曾达到巅峰的高度。但令人惊奇的是,如此发达的“三教”却同处于狭小的天台山。在这样的文化生态里,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减少乃至避免冲突,有效协调“三教”关系?这是“三教”生存和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也是求解台州和合文化形成原因的关键所在。

其实答案很简单,儒道佛“三教”共处天台山的现实,客观上要求在台州的“三教”都必须心存和合精神,只有这样,各自才能生存和发展。“三教”共处一山,正是台州和合文化形成的客观要求,而和合文化精神的形成,又是“三教”能够共处一山的必要条件。

明白了台州文化的和合性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台州历史上为何少有“三武灭佛”那样的你死我活的教派斗争。

“三武灭佛”的出现,原因固然复杂,但当时统治者对多元文化关系的认知无疑是其中之一。天和二年(567 年),卫元嵩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建德二年(573 年)十二月,周武帝召集道士、僧侣、百官“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这次辩论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三教的和合相处,结果是把佛教排在最末,为不久的灭佛拉开了序幕。次年(574 年)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另外是寺院大肆兼并和掠夺土地。在北魏武帝灭佛前,任城王澄就上疏说:“天下州镇僧寺,侵夺细民,广占田宅。” 梁武帝曾在诏书中也指出:僧尼“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至细民措手无所” 。于是,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十七日,梁武帝“初断佛、道两教,沙门、道士并令还俗。三宝财富,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 。当时,“国境僧道返俗者二百余万” 。至唐武宗灭佛前,“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 。而在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者为使自己政权稳固,都试图把广大民众束缚在土地上从事劳作,尤其是北魏至唐,国家还要推行均田制,而政府必须掌握大量的土地才能分配给农民,但寺院广占良田必然直接影响封建政府土地政策的推行,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间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

然而,寺院对土地的兼并并不是反佛必然的、直接的原因,“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样是严重制约台州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台州耕地本身就稀缺,《嘉定赤城志》这样描述:“州负山滨海,沃土少而瘠地多,民生其间,转侧以谋衣食,寸壤以上,未有莱而不耕者也。” 另一方面,佛道兴盛时期的台州,寺观对土地的吞并也是相当严重的,以嘉定壬午年(1212 年)为例,是年,台州户口 26.6014户,人口总数为 54.80 万人,而僧道人数共 0.2376 万人,其中僧 0.1932 万人,尼0.0320 万人,道 0.0124 万人。经简单的计算可知,当时台州人均占有的田、地、山分别为 4.80 亩、1.73 亩和 3.20 亩,而僧道人均占有的田、地、山竟高达 57.01亩和 15.47 亩和 55.25 亩,远远高于当时台州的人均占有数。(见表 2-2)

表 2-2 南宋时期台州寺观田地山占有情况

以上数据表明,在南宋台州佛道兴盛时期,尽管寺观占有如此之多的田地山,台州地方政府、百姓与寺观僧道的矛盾也不像“三武灭佛”般尖锐,并未出现“灭佛驱道”事件,相反,临海不少达官显宦还建有一些寺院为私家香灯院,官绅也往往兼有法名。 天台的“豪门富户舍宅建庙,施银修寺代不绝人”。 为何台州官民对佛道能如此包容和支持?对此,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或许是,台州文化的和合精神使台州人得以善待佛道。这是台州和合文化精神对台州社会稳定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历史贡献。

三、移民社会的治理需要

历史上的台州是个偏僻的地方,这里不但是官员的谪贬之所,也是移民聚居之地。早在春秋战国时,由于战乱频发,就有北方移民开始迁入台州。《史记》、《汉书》等称,春秋、战国之交,楚国灭掉于越,勾践遗族有一部分臣民南下进入温台、闽北。这是至今有案可稽的大规模移民进入台州的开始。但在汉代,台州移民却以大规模迁出为主。比如,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地处东瓯王国的台州经常遭受闽越的威胁,东瓯王广武侯望自知不敌,只得请求汉朝廷同意,“率其众四万余人,家庐江郡,自此国除” 。这是台州域内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外移民。

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是在建元六年秋。据汉书记载:东越王余善反,攻杀汉将、吏。遣横海将军韩说、中尉王温舒出会稽,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击之。元封元年(前 110 年)冬,东越杀王余善降。诏曰:“东越险阻反复,为后世患,迁其民于江、淮间”,遂虚其地。 鉴于东越善变,也为了防止东越的再次叛乱,汉天子便以东越狭小而多险阻之地,闽越强悍,屡次反复无常为名,命令汉朝军官们率领全体东越民众迁徙到江淮一带。30 年内的二次大规模向外移民,使台州变成空虚之地。

汉武帝的移民政策,造成了台州人口的锐减,导致“东越地遂空” ,使原来就不发达的台州经济文化愈加落后。但土著居民大规模的迁出,却为后来外地移民入台填充提供了空间,也使不同的外来文化随之进入台州和合交汇有了可能。

此后,台州有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入:一是六朝时,有 49 姓由北方迁入台州。二是唐宋时期,台州社会相对稳定,中原地区与福建等地居民成批迁入。特别在南宋时期,作为辅郡,台州成为外地人口的重要迁入地,外地迁入台州的超过 160 多个姓,其中迁入今天台县境的就有 99 姓氏,迁入今三门县境 32 姓氏,迁入今温岭市 22 姓氏,迁入今玉环县境十姓氏。迁入临海县境的究竟有多少姓氏一时难以考证,但据记载,迁入的人口就有 18000 余人。元代也是外地人口迁入台州较多的一个时期,那时,外地迁入天台县境的有 31 姓氏,迁入今三门县境的有九姓氏,迁入今温岭市境有三姓氏。

移民不仅仅是人口概念,也是不同文化的载体。入台的移民带来的不同文化,在为台州和合文化的形成提供丰厚资源的同时,也可能因文化差异导致族群冲突,时或酿成大规模的宗族械斗。民国《天台县志稿》称:“天台人,多聚族而居,重宗谊”,有“好勇斗狠之风,往往因雀角细故,而约期械斗” 。在大规模的械斗中,“鸣枪燃炮,如临大敌,官吏坐视,莫能禁止。迨事后勘验,则伏尸遍地矣。虽严惩重办,其风终莫能革。” 这些激烈的宗族矛盾引起了台州地方统治者的关注。北宋仙居县令陈襄在其《劝学文》中就描述族群冲突的情状:“父子兄弟不相孝友,乡党邻里不相存恤,其心汲汲,惟争财竟利为事” ,天台县令郑至道在其《谕俗篇》中也说:“予自至官,观尔百姓,日以争讼来至于庭,期间多违理逆德,不孝不悌,凌犯宗族,结怨邻里。”“今尔百姓,多逆人理,不知族属,苟有忿怨,不能自胜,则执持棒杖,恣相殴击。”

为了促使来台移民的族群能够和睦共处,台州地方政府迫切需要一种富有“和合”精神的文化来教化民众,这在郑至道《谕俗篇》中表露无遗,其中的《孝父母》、《爱兄弟》、《睦宗族》和《恤邻里》四篇,都是宣扬移民与土著之间、移民之间以及不同行业者之间的和合相处思想的。可见,促进移民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催生并强化台州文化“和合”精神的动力。 NgiQATsJq9q6JKKvbRgbCxuQaCnc/oI6WjkCS71M3ZtPKRl1/xOuaZRR8BLIsqke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

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