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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小说已经走过了 20 多年的历程，从 80 年代的发轫到 90 年代的不断提升，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生态写作群落不断扩展，作家的生态使命意识有所增强，创作对社会的干预作用也渐渐有所体现。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小说创作，从以前简单的“环境问题揭露——寻找原因”模式，发展到探求生态问题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思想不断深化，内涵逐步扩大，注重从个体局部上升到整体，尤其对人和自然关系中人的一方进行深入、严肃的拷问，探究人性及人类文化中累积的种种生态危机根源，如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自然观、欲望动力观等。动物小说和地域小说的创作发展，以不同的视角和姿态发展了极富本土特色的生态文学种类。这类写作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生态文本资源相对贫乏的状态，有利于生态批评与之发生有益的互动，形成文本诠释——梳理批评——理论研究的良性动态循环模式，推动本土生态文艺理论的构建。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小说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尤其和此前不少生态研究者指出的缺失颇有不同之处。这类结论一方面具有阶段性的特点，随着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而渐渐有所变化，如陆以宏指出的创作上“重在‘悲天’，疏于‘悯人’”
，认为中国的生态创作侧重对环境危机本身的关注或者对社会整体性的批判，缺少对人的观察和刻画。这些弊端在新世纪的生态小说创作中已经得到较大的改观，尤其是地域生态小说以广阔深厚的文化资源和深刻前瞻的生态观念，对人的形象、人的本性都有精彩的描摹和表现。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学者往往从宏观的生态思潮角度入手寻找缺陷，相对缺少细致的文本考察，容易得出一些看似合理实则并不切实的话语，因此很难切合目前生态文学尤其是生态小说的创作状态。如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生态文学大多观赏性不强，生态价值远高于艺术价值，‘生态文学研究’也变成了与文学关系不大的‘生态思想研究’”
，并且将原因部分归结于布伊尔和王诺对生态文学的定义对“生态”倾斜过多、对文学的本体关注不够，以及“人们赋予生态文学超强乃至沉重的非文学的社会使命”
。事实上中国的生态创作较少受到生态文艺研究的影响，并且在两方面都相对薄弱。王诺的定义固然对创作现状中的生态意识淡薄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但是并不足以妨碍中国生态创作的文学性张扬。就以目前的生态小说创作实情来看，恰恰是当代文学的生态使命感比较微弱，文本的生态内涵不足，除了早期的报告文学和部分诗歌外，大部分的生态创作并不和其他领域的写作在形象性、生动性上有较大的差距。仅从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小说写作而言，填充概念、表达呆板、缺乏文学魅力的文本并不多见。
综合地来看，新世纪以来生态小说创作主要呈现三个方面的突破：
一是生态小说创作展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回归现实主义的努力。有专家指出“当下的小说创作不但没有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末的‘先锋文学’的那种锐意探索创新的追求，甚至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人文理想的精神向度，充斥在故事与细节之中的是庸俗、暴力、滥情、性以及商界的尔虞我诈与官场的权力角逐，说道德伦理严重失范并不为过。人的世俗欲望被无限放大，我们看不到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背景，感受不到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更没有中国社会重大转型期既波澜壮阔又严酷悲壮的现实图景。没有思潮，不见流派，甚至个性与风格也凤毛麟角；小说在充分地表达作家的世俗与卑下的叙事欲望的同时，成为取悦大众的工具，商家赚钱的手段”
。而生态小说以直面人类危机的勇气、宏大的人类终极命运，开始扭转这一局面。以目前的创作来看，各种生态小说洗尽了媚俗的“铅华”，大则探讨人类的发展，小则关注底层的生存，怀着强烈的生态责任感为生态整体立言，并全面深入地探讨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自然对人的影响，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自然万物与人类的相互依存关系等。
二是生态小说表现出人类回归自然的强烈愿望。梭罗曾经赞美自然：“我们的母亲就是这广袤的、野性的、荒凉的自然，她同时又是如此美丽，对她的孩子们，如豹子，是如此的慈爱，她无处不在。”
从新世纪小说的创作实践来看，不少作家主动进入自然，通过对远离都市的原始环境的礼赞，对纯朴宁静生活的向往，尤其通过和现代文明中麻木、实利至上的疯狂行为作比较，表达了对美好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向往。如生态地域小说除了表达各种生态话题外，故事展现的自然风光往往和人融为一体，蛮荒古朴的科尔沁草原、神秘野性的神农架、宁静广阔的青藏高原，以及这些荒野中原住民们简朴幸福的生活方式，都容易对现代人产生极大的吸引和反思。
三是文学创作的本体意识逐步增强，叙事感人，情节曲折，吸引了众多读者；尤其是动物生态小说塑造了一大批著名的动物、人物群像，性格鲜明，令人难忘。一些纯文学作家的加盟，大大提高了中国生态小说的文学水准。尤其是生态责任小说的内容丰富多样、手法渐趋成熟，改变了上世纪生态小说长于表现环境问题而文学性欠缺的不足。从文学表达和内涵底蕴来说，新世纪初的大量“准生态”创作更胜一筹，《怀念狼》的寓言方式具有强烈的隐喻性质，呈现出一种荒诞或魔幻的色彩。《狼图腾》塑造的小狼形象深入人心，书中主人公陈阵为了爱狼、研究狼而去掏狼窝养狼，而失去了自由的小狼，却最终以反抗回应陈阵的爱。陈阵给小狼以真挚的爱，却无法还小狼以自由，以生命为代价抗争的小狼灵魂升入腾格里，作者通过这种栩栩如生的刻画，深入探讨了人和动物相处中的真正问题之所在。
作为一种新兴的创作潮流，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小说还相当不成熟，在诸多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首先，新世纪初生态小说创作的“根”仍然不深。相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态作品停留在呐喊和煽情的阶段，新世纪这些作品在生态的土壤里无疑扎得更深入，但是这种深度还是不够，甚至一部分的生态小说如同自然界的藤蔓，只能依附大树才能进入这个领域。正如韩少功所说，文学需要根，那么生态文学的根在何处呢？
生态文学创作须有切身的生活体验。新世纪的不少生态作品都源自作家的深入体验，如叶广苓挂职秦岭腹地，陈应松蹲点神农架，郭雪波对科尔沁沙地的深情，李传锋对湖北山区的眷恋，沈石溪对云南西双版纳的热爱，都铸就了他们生态作品的坚实基础，使得这些文本可以扩大到每寸土地，甚至整个世界。
生态文学创作须提升生态观念。从文本来看，我国作家的生态意识总体比较薄弱，大多习惯于沿用“五四”文学的启蒙思路和人性解放的套路，特别是由于建国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模式被普遍接受，“人定胜天”的人类中心思维影响犹在，加上作家群体很少对生态话题尤其是自然现状、自然秩序等知识保持关注，其结果便是作家对生态危机了解不多，更不用说在生态语境中探讨人的生命状态和生存方式。生态批评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如反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价值论等都没有在文学上得到较好的体现，作家往往是在没有具备深层生态学意识的前提下进行创作，作品的生态意蕴难以得到显现。此外，社会生态意识的淡薄甚至反过来阻碍生态观念的传播，某些作家自觉的生态创作往往还会招来研究者在其他视角关注下的否定判断。如郭雪波的创作是较好的生态文学典范，将后现代的理性反思和萨满教的古老传统水乳交融成大漠系列生态小说，却被个别批评家看成是为了跻身主流文化丢失了自己的民族认同感，“郭雪波已经不是从原有的蒙古族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审视，而是从湮没自己的那个文化系统，或者从主流文化价值系统的需要出发来进行展示”
。这种论调建立在对生态危机的漠视上，其实当下的社会对环境危机的关心不是过了而是严重不足，当地球和人类面临生死存亡危机的时候，与生态思潮相比其他领域的问题都显得相对次要。
生态文学创作须汲取生态伦理传统。中国的古代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广阔的思想资源，中华民族有着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悠久传统，始终相承“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意识。古典文学的生态研究也揭示，我国的《诗经》、历代山水田园诗、明清小说中都有生态意识的流动，生态文学创作应努力汲取这些优秀的生态资源。
其次，新世纪生态小说缺少独特的感受过程。布伊尔在他的著作《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中提出，生态文学“文本中对环境的描写必须是一种独特的感受过程”
。创作生态环境文学，作家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自己家乡的环境恶化问题，还需要反思整个人类的生存意识和生存状态，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当前的生态写作“情感有余而个体感悟不足，因为趋同于主流学术话语、宣传话语的急功近利心态，使生态文学的忧患意识更多地停留在共性层面上”
。与上个世纪比较，生态小说的创作中已经摆脱了焦灼的“急就章”，而是进入到更深的社会、文化、传统、个人的视角。但是从整体来看，无论是动物小说还是区域写作，尽管站在人类对面的动物不同，情节开展的背景不一，文化展开的民族身份迥异，但是探讨的话题、挖掘的人性因素、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认识都大同小异。如果说个别创作不乏独特之处，也往往只是保留在表层的组合元素上，而不是深层的、基于生态理念产生的个性化体验。动物小说的形象也大致局限在少数几种。值得提出的是，目前的生态小说的写作视角极为狭隘，无非投注在自然身上，似乎不说自然，生态便无从谈起，实则从生态文学的特征看，能够反映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模式、文化范式等方面对地球生态造成影响的，无不可以列入其中。美国生态小说《单乳族》写一个家族的女人因为原子弹试验得乳腺癌，所以都是单乳，写得惊心动魄。而我们的作家都很少直面生态危机最大的根源地——城市，大都是在千里外反思，这固然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但是成为一种雷同的选择，则大大逼狭了这种文学的创作视野。
再次，新世纪生态小说科学知识和理性意识比较淡薄。乐刚曾在《环境主义的盛世危言与末日诅咒》
一文中提出环境写作的道德立场问题，批评某些没有经过生态学专门训练的报告文学作者站在上帝的位置上发出危言耸听的末日审判。而从目前的小说文本来看，不少作家在没有清晰的生态知识前提下，把任意阐释民族的传统或者原始的习俗，作为回归自然的捷径。生态文学和其他文学较大的不同，是前者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因此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必须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对传统必须有选择的继承和吸收，否则并不符合生态创作的标准，甚至走向极端，产生局限或者过激的理念。生态文学史的里程碑蕾切尔·卡森的创作，在开始写作前便收集资料和素材，努力避免有违反科学的描写，“凭借独一无二的天才，将琐碎沉闷、令人入睡的科学研究材料熔炼成诗情画意的作品”
。而恰恰是这种对真实的执着，使她的作品在遭受剧烈的抨击后仍成为划时代的经典。当然，卡森的写作是科普题材和普通的作品有所区分，但是生态创作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观念和生态良知作为支撑，无论小说本身多么出色，都无法被列入其中。
此外，新世纪生态小说还呈现参与程度低下的特点。如研究者指出：“中国的生态文学至今还没有形成热潮，甚至连流派都还算不上。相当多的作家每天都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喝被污染的水、吃高残留的食物、呼吸有害健康的肮脏空气、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接连不断的生态灾难，但在创作上，表现出来的却是对生态危机的无动于衷。这与当代欧美作家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中国生态小说的创作目前为止还是“少数人”的领域，大部分的作家都只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在自己的创作中选择性的添入一些生态的成分，故而形成了大量的“准生态文学”现象。近年来中国小说创作整体上向内发展，关心个人的琐屑生活，逐渐和自然产生隔阂，从而很难形成生态文化的社会聚焦。因此当代生态小说的创作乏人问津，呈现两个极端：有才华的作家依然游离于外，而网站上常见的一些网友写作往往缺少文学性、水准不高。即便是本文涉及的几位生态小说家而言，虽然其生态创作各具特色，但和他们的其他作品比较，在艺术上也还存在着差距。如叶广苓的动物小说系列和她的“家族小说”对照，在文化韵味和叙事语言上后者都要明显胜过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