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的生态文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这和地区现代化进程有关，因此其在国内的发展也参差不齐，如台湾的工业化起步较早，其“环保文学”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蔚然成风，而大陆的生态写作自 80 年代中后期才逐渐兴起，至 90 年代才稍具规模，生态文学的创作在质和量上都没有形成气候，研究的开展自然相对迟缓。
近年来的我国生态文学研究大致可以归为几类：
1.对相关生态文学的理论译介、对话和研究。所谓相关生态文学的理论，因目前与生态交叉的学科其形态并不稳定，尤其是和文学边缘交错的哲学、文艺学、美学、伦理学等研究还不能形成学科架构，视为一种批评角度似更为妥当。国内生态批评理论的研究，主要是译介和对话。欧美数十年来纷繁复杂的生态理论和声势浩大的环保运动，都是后来者不可或缺的借鉴经验。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我国的生态批评理论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需要保持开放的姿态，进行“拿来主义”式的积累和建设。这方面的成果较多，也最为复杂：如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
寻找文学研究和社会生活相结合，提出了“生态学的人文转向”、“后现代是一个生态学时代”以及“重建生态乌托邦”等重要思想；余谋昌的《生态哲学》
从历史、政治、经济的层面分析了生态文化的内涵，并相应地从精神、制度、物质等层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化的策略；雷毅的《生态伦理学》
从环境和人类文明的关系、现代环境运动的兴起等方面表明当代人类需要新的人与自然关系。此外，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
、王进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关于生态问题的哲学》
等专著都是此类批评的代表。此外，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梁坤的《当代俄语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中的末世论倾向》、刘蓓的《生态批评研究考评》等论文，都有一些新的见解。宋丽丽直接与西方生态批评家对话的文章，特别是王诺的西方生态批评专著《欧美生态文学》都是很有见解的生态批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从事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特别注重对西方生态文艺创作和生态文艺批评的推荐介绍，如《世界文学》2003 年第 3 期，有一辑就是“美国生态文学小辑”，清华大学出版的《新文学史》丛刊就设有“生态批评”专栏，选载英美生态批评译文。这些有关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和介绍，为中国 21 世纪生态批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整体上看，国内的生态批评还是理论色彩不足、感悟多而理性少。尽管国内学界都期望能够在这股生态文论的潮流中，一扫长期以来的“失语”状态，主动贡献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研究成果，但是目前的进展比较迟滞。新世纪以来，将文学置于生态圈视阈内的生态批评，深入研究文学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以其开放、批判、广泛的视阈追求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生态批评尽管没有成为主流的社会力量，但一直受到重视和响应，在深度和广度上小有开拓。虽然因为“生态”一词带有流行的色彩，但实质性的建设少，发掘思考的少，套用概念的多。
2.对著名生态作家和经典生态作品的解读。这方面主要包括国内外生态文学的批评实践。近半个世纪以来，从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拉开生态文学的序幕，当代欧美生态文学的舞台已经演绎了近半个世纪的宏大旋律，西方生态文学已经成为全人类有目共睹的华彩乐章。毋庸置疑，借鉴和研究西方的生态文学成为各国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之一，文本的译介和解读是重要的途径。但是和生态理论的受到的“重视”颇有不同，国内对这些经典文本的翻译相对冷漠、鲜有人问津。这种失衡从国内较有影响的“绿色经典文库”便可窥见一斑，两辑 16 本书属于文学范畴的只有 5 种，还不到三分之一。如果进一步分析，其中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是国产的，剩下的《瓦尔登湖》、《我们的国家公园》都是 19 世纪的作品，《沙乡年鉴》、《寂静的春天》是 20 世纪前期和中期的作品，从中也可窥见我国和当代西方生态文学的整体性隔膜。
目前国内对西方生态文学的研究有一定局限性，其主要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世界名著进行生态角度的再批评。作品大致包括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
、雨果的《悲惨世界》
、麦尔维尔的《白鲸》
、海明威的《大双心河》
、托尔斯泰的《复活》
等等，以此为对象探讨生态文学，捕捉其中被长期遮蔽的生态理念，确实别开生面、耳目一新。这其实也是西方学者目前研究生态文学的主要方式之一，通过经典文本的诠释深入细致地捕捉长期深埋的生态“矿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这种借鉴可以快速累计起一定数量的文本积淀。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文本的外来性质，这些批评原创的空间并不大，其中多数作品已经为西方生态研究者进行过细致的解读，况且他人之酒虽可浇一时之块垒，但是也容易落入窠臼，往往出现从理论架构到文本选择都亦步亦趋的状况。
其次是对当代优秀生态作家的介绍、研究。这部分的研究一般具有较大的原创性和借鉴性，因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作品并未翻译成中文，故而这种研究本身就带有译介传播的性质，值得引起必要的重视。厦门大学的王诺教授访美归来的专著《欧美生态文学》，是国内第一部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专著，以素描式的手法鸟瞰当代英美生态文学前沿的动态、观念和意识，并专辟一章总结了法国、德国、加拿大、苏联和美国的生态文学创作概况。他在《中国绿色时报》上连续发表的“生态文学十二讲”
，介绍了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艾特马托夫的《死刑台》、瓦西里耶夫的《不要射击白天鹅》、美国作家爱德华·艾比的《沙漠独居者》、北美印第安人的《西雅图宣言》、法国作家加里的《天根》、加拿大著名女作家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法利·莫厄特的《鹿之民》等对国内来说还相对陌生的生态作品。此外，这类研究对象还包括了美国当代作家安妮·迪拉德的《汀克溪的朝圣者》
、唐·德里罗的《白噪音》
、美国现代作家薇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尼亚》
等。通过这些研究，使国内学界迅速把握国际生态文学发展动向，但是此类论文目前相对较少，关注的作家作品较为局限，选择视阈相对狭窄。
再是研究一些生态文学的潮流，目前研究比较集中的是关于欧美浪漫主义诗人和当代女权生态主义的讨论。前者关注以纯朴的感情激发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如华兹华斯的《丁登寺》
、济慈的《秋颂》
都是备受关注的对象；生态女权主义逐步已成为当代显学之一，涉及文本的如美国小说家珍妮·斯梅蕾的《千亩农庄》
、英国小说家约翰·福尔斯的《收藏家》
等等，将矛头指向以征服者的姿态掠夺自然的父权主义传统。此外是对一些具有典范性意义的生态作品进行反复阅读探究。如梭罗的《瓦尔登湖》，仅近几年就被解析了数十次之多，但是“开垦”虽然频繁，批评的角度、观点则大同小异。
国内的生态文学文本解读目前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较少见到经典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生态阐述，大部分的文本批评往往潜伏在“自然”、“绿色”等名目下。“生态”作为一种人类的精神烙印，已经深深存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中，以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为例，不乏可供生态目光打量的文本。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弥足珍贵的生态文学文本，如郁达夫的小说经常在批判的主题下流露出对自然的眷恋，许地山和废名因为宗教的体验往往表现出一种超越自身的悲悯。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宗白华、冰心、王统照、徐志摩、丰子恺、沈从文、冯至等都可以不同程度地罗列于此类文学阵营之中，他们的小说作品或多或少地在生态文学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沈从文已经引起了当代生态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其《边城》、《长河》已被视为现代中国的生态经典作品一再被解读。类似的作家还有林语堂，我们之前一直将其作品放在东西文化的背景下展开诠释，鲜有人纯粹从生态视野来剖析他的“山地情节”、塑造“自然人”的意识和小说叙事中展示的生态伦理思想。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到目前的生态创作，从白族作家张长在 1980 年发表的一篇以森林保护为主题的《希望的绿叶》开始，中国的生态小说日趋繁荣，但是目前只有徐刚、李青松、苇岸、郭雪波、胡发云、满都麦、乌热尔图、沈石溪、刘先平、王治安等数十人的作品，被不同程度地解析过。
总体来看，我国的生态批评存在着文本选择视阈狭窄、批评角度单一、诠释模式简单的弊病，导致丰富的文本解读过程趋向单调雷同，尤其是对国内的生态文本缺乏深入研究。事实上，西方的生态文学研究往往是宏大的理论构建与细微的文本解读相辅相成，前者提供视角与理论观照发掘文学史上被湮灭的作家作品，后者通过具体的诠释为理论奠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批评上的不少欠缺，就是因为实践上的“先天不足”，没有一定程度的本土批评的积累，很难生成有自身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从而遮蔽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创作与发展。
3.对国内生态文学发展轨迹的梳理。鉴于国内的生态批评实践的不足，生态文本资源呈现出贫乏的状态，当代的生态文学研究一方面应该从微观上评说作家作品，大力发掘文学史中被遗忘的“生态死角”，逐步发掘确立一批经典的生态文学样本；一方面从宏观上梳理国内生态文学的状况，理清我国近百年来生态文学的脉络，有利于拓宽研究的视阈。在目前生态理论研究领域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的阶段，通过这类梳理活动，推动作品的解读，形成文本诠释——梳理批评——理论研究的良性动态循环模式。
文学作为社会人生的反映，生态文学在当代呈现出“显性”的特征，而在近现代的历史中往往以“隐性”的方式存在。国内以生态眼光打量现当代文学的，是皇甫积庆等合著的《20 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
一书，此后陈旋波的论文《生态批评视阈中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
从生态批评的维度重新审视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学进程，钩沉湮没在启蒙、救亡等社会历史命题中的生态主义脉流，反思现代化进程中被遮蔽的生态伦理，透视历史转型期间生态美学的缺失，从而揭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潜隐复杂的历史价值和生命价值。文章着重探究了西方生态思潮的影响，以相关著述的译介和出版为叙述线索，回顾了中国生态文学曲折多变的进程：从世纪初具有“生命反思”特征的怀疑主义者王国维和章太炎肇始，逐一梳理了郭沫若、宗白华、冰心、王统照、郁达夫、徐志摩、许地山、丰子恺、废名等人的作品，探究了周作人、沈从文、冯至等现代作家受到泛神论、浪漫主义诗学、存在主义等思潮影响下独特的生态理念和创作情况；重点分析了当代文学在西方生态哲学思潮影响下的有力回应，如 80 年代“寻根文学”中贾平凹、郑义、乌热尔图、张承志、李杭育等人的自然生态地域作品的创作，90 年代徐刚、马役军、江浩等生态报告文学的兴盛，和贾平凹、张炜、李国文、刘恒、郭雪波等纯文学形态的生态作品的问世。
其次是当代的生态文学发展梳理。此时期生态理论界虽然较热闹，但是很多基本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有些研究侧重从文体概括，齐先朴《简论当代生态散文》
，着眼于当代散文创作中生态题材和主题的分析，列举了冰心、冯骥才、周涛、李存葆、张炜、苇岸、王晓妮等人的姿态各异的作品，尤其以周晓枫的“动物系列”为例分析了当代生态散文在观念、角度、抒情方式上的特征和变化。温阜敏、饶坚的《中国生态文学概说》
一文，从概念、内涵、特征、审美价值等方面作了探讨，对今后的发展趋势作了展望，但是对生态作家的创作现状一笔带过。总之，这类论文往往侧重梳理思潮和理论的变迁，而对具体的创作情况常常一笔带过，罗列作家众多，涉及作品甚少。
近年来中国生态文学研究与国际学界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尤其是 21 世纪人类的整体生态自然观发生了新转变，人们将眼光重新投向东方的生态传统与思想，希冀从中找出全人类的出路。这无疑给中国生态批评学界一个参与国际的机遇，将中国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与西方学术研究接轨，在立足本土扎实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译介——对话——文本诠释——梳理批评——理论研究等多方面的努力，形成有自身特色的跨文化生态批评理论。
2000 年，英国利物浦大学的教授乔纳逊·贝特在《大地之歌》中写道：“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已经危机四伏。大难临头前的祈祷都是那么相似……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暴风更加凶猛，海洋被过渡捕捞，沙漠迅速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物种加速灭绝……我们生存于一个无法逃避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
对此，贝特质问道：“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
20 世纪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阶段，科学上取得一系列突破后，技术成为现代人类的共同“图腾”。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成为人类改造和利用对象的自然界，已经进一步沦为被肆意攫取的仓库和承受污染的垃圾场。“人类将自己视为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
当这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发展模式逐步取得辉煌成就之际，伴随而来的是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精神堕落等重重危机。在人类渴望技术进步的强烈的诱惑中，这种危机已经开始呈现出失控的趋势。“（工业革命的）高生产率往往伴随着对人类生态环境的高破坏性，它的有效性和优势性通常只具有短期效应……可以断定，工业革命的价值将随着人类生态危机的加深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怀疑。”
这种怀疑如今已经随着地球生态环境的危机四伏，普遍激起人们的生存焦虑，当代的生态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衍生壮大的。
当代生态文学的兴盛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人类社会在经历了数百年疏远自然、改造自然的历程后，出现了重新回归自然、顺应自然的转折，开始重视构建自然与文学的关系。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促进了全球生态文学的繁荣，生态文学以其开阔的视野和独特的角度成为当代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新的“融点”，将“文学是人学”推进为文学也是自然之学、生态之学的境界。“人的文学”因此开始脱离单纯指“人”的藩篱，而转为真正意义上的生命书写，其区别在于，之前人类文学中对生命的歌咏其本质上还在局限人自身，立足点还仅仅是人，而现在自然与人成为互动的主体或者系统，生命现象成为人直面的对象而非附属的傀儡。这一变化的结果便是生态思潮和文学观念的彼此交融，生态文学也由此而兴盛。
何谓“生态文学”？“生态”一词的词根源于希腊语“kikos”，意为“家”。1866 年，由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用这个词研究概括“三叶草”、“金龟子”、“花斑鸠”、“黄鼠狼”之间的生存循环关系，形成了生态学的雏形。此后，随着地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这门科学开始聚焦于生物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上，并逐步形成独立的学科。20 世纪初，生态学进入了社会科学的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形成了崭新的世界观，这种观点投射到文学艺术上，便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生态文学。生态文学目前名称较多，由于国家、地区、时代不同，故而类似的概念还有“环境文学”、“环保文学”、“公害文学”、“自然书写”、“大自然文学”、“绿色文学”等等，所指虽然相似，但是内涵颇有不同。如“公害”一词多为英国、日本等地所用，顾名思义着眼于揭露环境污染，因而侧重纪实性写作，术语的外延和内涵都比较狭窄；而“自然书写”多为美国学者认同，但是思想和体裁上失之过于宽泛。
我国目前比较通行的是“环境文学”和“生态文学”两种提法。前者是 1984 年由我国作家高桦首次提出
，沿用至今，目前的社会认同度比较高，甚至也为官方认可，如 2003 年我国举办了首届“环境文学”奖。这和中国当下环境污染问题的突出有较大关联，由于当代文学对环境的变化多数停留在被动记录和感性认识上，故而此提法迅速得到了一定的认同。后者目前多为学术界所常用，并有逐渐普及的势头。“环境文学”的问题首先在于环境的概念比较宽泛，指的是“周围的地方或者周围的情况和条件”
，并不能和自然等同，无法准确地建立人和自然的探讨关系；其次是环境和生态在内涵上有细微的差异。生态研究者格罗特费尔蒂认为：“‘环境’是一个人类中心的和二元论的术语。它意味着我们人类位于中心，所有非人的物质环绕在我们四周，构成我们的环境。与之相对，‘生态’则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整体化的系统和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
因此，以“环境文学”为名，容易使文学中的生态学主题走向片面、狭隘，也不利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入探讨。
“生态文学”则以其生态整体主义的反人类中心主义为特征，提倡人类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内在规律去衡量价值、约束人类的活动。对于生态文学的定义目前说法较多，侧重点也各有不同。有的倾向于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审视人和自然的关系：“生态文学是特指诞生于工业化进程造成的现代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的背景下，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来映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关系，表现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及其背后所蕴涵的深层的精神生态危机，对自然、人、宇宙的整个生命系统中处于存在困境的生命进行审美观照和道德关怀，呼唤人与自然、他人、宇宙相互融洽和谐，从而达到自由与美的诗意存在的文学。”
有的侧重从学科交叉角度来诠释生态环境与人的互动：“生态文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生态文学主要是阐述人与自然和谐或不和谐关系的文学作品。这里的自然指的是大自然中的动物、植物、山川、水域、空气等生态环境，即物理圈和生物圈。广义的生态文学包括有关所有的‘生态圈’的文学作品。它是在狭义生态文学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除人与自然即‘物理圈’、‘生物圈’的关系之外，它还关注包括‘科学圈’和‘精神圈’等层面的内容。”
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概括了生态文学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第二，生态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第三，生态文学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第四，生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
。并由此得出目前较为准确的生态文学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
生态文学的概念，首先明确了判断是否是生态文学的标准，其次有利于揭示文学与自然的渊源，再者着眼于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和破解方式，指出了生态文学对于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作用。当然，这个定义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几乎全部在解析术语中“生态”的含义，而忽视了对“文学”的本体诠释。或许作者觉得生态文学简而言之是以文学表达生态思想的载体，由于目前生态文学的表达方式和传统文学没有显著差异，故而没有进一步展开讨论。文学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变化和建构的概念，尤其是在当代生态批评的视野中，生态文学的哲学基础、知识图景等都是有所变化的。乔森纳·卡勒认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
因此这个定义从宏观上看缺少前瞻性，没有预留对生态文学发展的想象空间，微观上忽略文学的审美特征，如对布伊尔给出的文本描写着重“一种独特的感受过程”
的观点，采取主动忽略的态度。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生态文学之于生态学，自然有个恪守基本原则和规范的问题，不能像一般文学那样作倏忽意兴的创造，但它毕竟是文学而不是生态学，需要凭籍情感和形象凸现自我的功能价值……对于生态文学来说，它的主要价值不在写了什么样的生态而是怎样写生态，即怎样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态的切身体验和感受，通过写情和写人的审美中介将生态转换成审美话语。真正的生态文学，它的所有有关的生态的思维理念都被充分地情感化、形象化了的，因而它的生态叙事既是生态的，更是审美的，具备了文学作为人学应有的情感和美感、温暖和魅力。”
也就是说，生态文学不应该只是生态学理论在文学上的反映物，也不仅仅是生态和文学的简单沟通，而是应该力图辟开一种新的文学视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处于变化发展中的生态文学内涵具有模糊性和不稳定性，因此本文更倾向于将生态文学界定为：生态文学是一种以人类生态理论和文学想象结合为基础、以探寻人和自然关系为目的、以生态生存的审美和情感为依托的文学样式。这个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目前生态理论和生态文学之间缺乏兼容性的现象，有利于建立起一种生态现象和生态认知、情感和审美融为一体的诗性思考，某种程度上更符合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对这类创作的感受：“一种崇尚生命意识的文学，崇尚人与自然生命力活跃的文学，崇尚人与自然和解与和谐的文学。”
如何应对目前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如何看待自然和人的关系？如何审视人类文化和环境危机的关系？1962 年，美国蕾切尔·卡逊女士发表的科普作品《寂静的春天》，已经成为当代公认的生态文学的标志性作品。该作品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使人们开始意识到隐藏在干预和控制自然之中的危险，重新评估自然的深层价值。可以说，这部作品开启了全球自觉创作生态文学的时代。
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自然责任感促使文学家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生态领域，共同促成了 20 世纪末波澜壮阔的生态文学的发展大潮，其涉及的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报告文学、散文、小说、诗歌、戏剧、影视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题材从简单的环境问题揭露，逐步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而这当中，尤其以生态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
现代生态文学是从小说肇始的，作为一种文艺思潮，不少人认为现代生态文学的鼻祖是 19 世纪的美国小说家麦尔维尔，其代表作《白鲸》以史诗般的壮丽辉煌，创造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里有实玛利代表的自然沟通者形象和亚哈代表的自然征服者形象，以及他们和白鲸莫比·狄克代表的非人类成员进行的生态互动，揭开了人类中心主义若隐若现的血腥，发出了反对人类生态暴力的呐喊。
生态小说已成为当代生态文学中最主流的体裁，一方面，当代西方生态文学批评界着力对以前的文本进行生态解读，从中钩沉以往被遮蔽的内涵，从而逐步确立经典的生态作品库，而这些文本中小说占了大多数。例如雨果的《悲惨世界》、海明威的《大双心河》、《老人与海》、托尔斯泰的《复活》、霍桑的《红字》、劳伦斯的《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日记》、契诃夫的《樱桃园》、哈代的《无名的裘德》、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都已通过生态视角的诠释被公认为生态佳作。另一方面，用小说来抒写生态话题已成为当代作家的主要选择之一，近年来比较受到关注的生态作品基本上以小说为主，如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英国女作家多利丝·莱辛的《马拉和丹恩》、俄罗斯作家达吉亚娜·托尔斯泰娅的《斯莱尼克斯》等作品，都脍炙人口风靡一时。这种倾向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生态思想本身具备的复杂性、深刻性，比较适合在小说领域内得到充分表现，也因为当下的生态文学的发展侧重于警告、启示的阶段，往往以人类未来的生态灾难为背景展开叙写，作品往往负荷宏大的想象空间和逼真的细节，小说自然成为生态文学的首选。
生态小说极大地丰富了生态文学的创作，由于各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地域特色，尽管面临的生态危机有颇多相似之处，但相应的优秀小说创作却角度各异、精彩纷呈。例如前苏联的生态名篇往往善于以人们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来揭示人性，故而小说的风格多半呈现悲哀的色调，无论是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还是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都通过沉痛的反思指出人类背叛自然的过程就是人性毁灭的过程。美国的生态小说则受到较多的后现代思潮熏染，通过虚构人物或者未来场景阐释生态话题，前者如作家艾比的《有意破坏帮》，讲述海都克通过故意破坏的方式来保护环境的故事，主人公现在已经跨入著名文学人物的行列，而这种虚构的情节在生活中被年轻人模仿，甚至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后者以小说家博伊尔的《地球之友》为代表，遥想在 2025 年生态极度恶化的南加州，生态保护者转向自然至上过程中受到的考验，并以悲剧的形式思索环保者面临的遭遇和困惑。
除此之外，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也有不少佳作问世，如法国的图尼埃采用颠覆的手法抨击了《鲁宾逊漂流记》中人类野蛮自大的征服陋习，发表了小说《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虚无境》，将主人公转为需要自然来改造的对象。日本女作家加藤幸子的小说《森林的诱惑》，写一对新婚夫妇在森林中的不同体验——丈夫置身于夜晚的自然中无法入睡，甚至产生恐惧的幻觉，而妻子则迷醉于自然的静谧和活力，安然酣眠，含蓄地表达了人和自然间应该建立的和谐信任关系。
从世界范围里看，我国的生态小说创作与研究起步都相对滞后迟缓。由于近百来的特殊国情，生态意识始终没能占据主流思潮，甚至由于宏大的历史变革主旋律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了人与自然间和谐的古老文化传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文学在启蒙主义语境下受到进化论和改造观的深刻影响，其中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人与自然对抗的因子。尤其是小说被过多赋予了思想启蒙、民族救亡、社会改造的沉重负荷，古典文学中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一度为特殊的历史情境所遮蔽。当然不少中国作家的创作还是具有“就是叙述生命本身的故事，生命故事本身就是文学叙事的目的”
的特点，蕴含着浓厚的生命意志和自然气息，尤其将人的生存思考沉淀为一种传统。对“人”的生命力的张扬，一方面妨碍了“人”进入自然生态领域的坦途，同时也留下了探讨“人”的生存境遇的曲径，对当代人重新探索人和自然的关系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当然，“五四”以后由于个性主义、泛神论、浪漫主义等的盛行，部分中国现代作家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对生态美的追求，留下了不少弥足珍贵的文本。
当代的生态小说创作因为不同地区现代化进程不平衡，在各地的发展也参差不齐。如台湾的工业化起步较早，其“环保文学”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蔚然成风，出现了杨宪宏、心岱等一批著名的生态作家，小说方面更可上溯至 1978 年，由钟肇政创作的《白鹭鸶之歌》以直面环境污染的前卫姿态开创一代之先河。此后长篇生态小说渐受关注、影响颇大。其中的名篇如王幼华的《广泽地》，以黯淡、凄冷的色调描绘都市边缘的众生相，刻画了受到工业污染的城市郊区的腐臭景象；宋泽莱的《废墟台湾》颇类似于目前备受生态研究者推崇的“生态反乌托邦小说”，通过 2015 年两位国外旅行家的偶得一本日记，揭开了 2010 年台湾生态系统崩溃的面目，着力刻画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惨状。
大陆的生态小说起步相对较迟，目前最早涉及到环境话题的生态小说，可能是白族作家张长在 1980 年发表的一篇以森林保护为主题的《希望的绿叶》，但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处于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现代化追求中，科学的倡导成为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现代化初期的悸动氛围中很难冷静下来思考这种变化，社会关注的侧重自然而然地遮蔽了生态思想的发展。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环境破坏，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故而生态报告文学风靡一时，出现了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徐刚的《伐木者，醒来！》、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一系列名作，这类客观报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破坏起到了警示作用，但是仅以激情的呼唤见长，而缺少深邃的探究，仅以揭露局部的生态问题见长，而缺少整体的生态观照。因此，报告文学带来的质疑主要还是对现代化变革的补充和思考，当然，这些纪实作品也预示着一种转折，即环境问题开始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引起瞩目。
这类环保题材作品在小说界也很快引起重视。1986 年女作家谌容创作了当代第一部长篇生态小说《死河》，对中国存在的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作了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塑造了我国第一批生态工作者的形象。李悦的长篇小说《漠王》反映了沙漠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与此同时动物生态小说开始逐渐兴起，1985 年郭雪波发表的小说《沙狐》描写内蒙古草原人与狐群间的故事，展现了人类寻找迷失的自我和精神家园的挣扎和希望，小说以其绮丽雄浑的风格，20 年后再版再次受到关注。1989 年冯苓植的《黑丛莽》被改成电影《野狼谷》，以人类和狼王乔勒为首的狼群对艾力玛山腹地的争夺为背景，以主人公断魂张和女儿果果与狼群之间发生的爱恨情仇为线索，展示了一曲壮美的人狼之歌。这一时期在动物小说领域取得较大成就的还有儿童动物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和姿态诠释人和动物的关系。
从文化层面开始走向回归自然趋势的潮流，萌生于“寻根文学”之中。尽管这“寻根”的主要努力方向是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导致这一思潮的内涵广而驳杂，但是根本的两个主题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回归思潮。一个是对古老文化传统的恢复，其中隐含了恢复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意味，如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就提到：“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写了一个画家，属现代派，但他真诚地推崇提香等古典派画家，很少提及现代派的同志。他后来逃离了繁华都市，到土著野民所在的丛林里，长年隐没，含辛茹苦，最终在原始文化中找到了现代艺术的支点，创造了杰作。”
另一个是对地域民族文化的挖掘，作家们在自己熟悉的、亲密的、独一无二的自然领域内寻找创作源泉，并构筑起一一对应关系，如陕西风情和贾平凹、湖南楚风和韩少功、草原生活和张承志等等，这驱使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逐步和自然产生丰富的精神联系，因此无论是原始生命对个体生命的极度张扬，还是以传统文化为背景考察人的命运，作品中生命的思考和自然的气息都开始有所融合。
90 年代，伴随全球化的不断扩大和环境遭受的惊人破坏，生态危机成为全人类都无法逃避的话题，处在市场经济浪潮峰巅的中国，人们开始反思自身发展模式的弊端。生态主义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同，逐渐成长为抗衡当代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强大存在，开始影响社会的观念和实践。
这一时期生态报告文学仍然十分兴盛，生态文学的体裁和题材都趋向多样化，散文、诗歌、电影都有所参与，尤其是在小说领域开始取得实绩。张炜的《柏慧》采用第一人称，以书信回忆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作品中“我”的精神世界主人公从葡萄园来，参与了各种文明活动之后，又回归葡萄园，寻求“大地”的保护，这喻示着人与万物都返回了自身，并在大自然里建立起一个和谐的世界。张抗抗的《沙暴》讲述草原上的知青因为希特勒党卫队的帽徽是老鹰，所以滥捕滥杀老鹰，导致老鼠泛滥成灾、植被破坏、沙尘肆虐。彭建明的《大泽》以宏大的篇章构建了洞庭湖区的变迁史，揭示了人与人、人与湖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事件。铁凝的《秀色》则探讨了自然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张扬的《消息不宜披露》写被掩盖严重的污染事实，阿成的《小酒馆》写滥伐森林。此外刘心武的《青菩溪之恋》、赵大年的《玉蝴蝶》等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关注生态话题。
此外，鄂温克族作家乌尔热图的创作具有较高的生态批评研究价值。他的作品大多集中在 80 年代，《七岔犄角的公鹿》
中小男孩在饱尝人间冷暖后，在一只公鹿身上获得慰籍和温馨，并且让继父特吉扭曲的心灵得到改变。《一个猎人的恳求》
和《琥珀色的篝火》
都获得大奖，其创作高峰出现在 90年代左右，由于其钟爱的狩猎文化受到破坏，作家从对森林大地的热爱转而发为深沉的生态思索和文化忧患。他在 1993 年《收获》第 6 期发表了小说《丛林幽幽》，以游猎部落季节性的迁徙经历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男婴神话般的来历，以及人对自然的敬畏，风格沉郁凝重。乌热尔图的创作开少数民族作家进入生态创作之先声，展示民族文化冲突和生态纬度的复杂状态，对开拓我国独有的生态文学观念有一定的意义。类似的情况还有张承志，他从生态哲学的层面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复合型文化生态品格的形成过程，以民族代言者的身份出发，关注人类生存的生态背景，表达对自然的回归，倡导简单生活的理念，尤其是通过对欲望的批判和对和谐理想的寻找，体现出了作品的生态内涵”
。
上世纪末，胡发云的中篇小说《老海失踪》
激起了广泛的讨论，其探讨社会发展和自然之间矛盾的主题别具一格。主人公老海喜爱自然风光拍摄山区美景，发现了神秘的“女峡”景观和珍稀的乌猴，纪录片的获奖传播给当地带来经济的发展，同时乐土却沦为捕猎者的天堂。小说结尾老海为了保护乌猴急红了眼，拿起了猎枪失踪了，留下一盘没有结局的录像带。这部小说有三处值得重视：一是直接表达生态主题，揭示人和自然间的和谐与对立的复杂关系；二是塑造了极富个性的、有典型意义的生态主义者老海的形象；三是提出问题，但未作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