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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公共政策学也不例外。
“政策科学”、“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几个经常用来表示这一学科领域的术语。在西方文献中，这些术语有时被当做同义词而加以交替使用，有时则被有区别地加以界定。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 1943 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正式提出这个概念则是 1950 年他与卡普兰（A·kaplan）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 年，他在与勒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最近发展》一书中，对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研究任务等作了较具体的规定。“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使用的，他在 1958 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的类型。
按照拉斯韦尔的界定，政策科学是“以制定政策规划和政策备选方案为焦点，运用新的方法对未来趋势进行分析的学问”。
德洛尔认为，政策科学或政策研究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包括政策制定的一般过程，以及具体的政策问题和领域；政策研究的性质、范围、内容和任务是理解政策如何演变，在总体上特别是在具体政策上改进政策制定过程。
S.S.那格尔说：“政策研究可以总的定义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的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及效果的研究。”
克朗认为，政策科学是通过定性的和定量的方法，探求对人类系统的了解与改进，它的研究焦点之一是政策制定系统。
奎德（Edward·S.Quade）认为，“政策分析是应用研究的一种形式，用来获得对社会技术问题的更深刻的理解，并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政策分析试图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去解决社会问题，寻求可行的行动过程，产生信息，排列有利证据，并推导出这些行动过程的可能结果，其目的是帮助决策者选择最优的行动方案。”
邓恩（William N.dunn）则认为，“政策分析是一种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它使用各种研究和论证方法，产生并转变政策相关信息，以便政治组织解决政策问题。”
我国的政策学学者给政策科学或政策学下过一些定义，可以概括为这样四种基本看法：一是认为政策科学主要研究政策制定的理论和方法，是研究如何制定正确政策、避免错误政策的学科领域；二是认为政策科学是关于制定政策方案、规划政策实施、评价政策的结果、预测政策的方向的一门学科；三是认为政策科学是研究政策的属性及特点、政策制定和执行规律的科学；四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界定政策科学，认为广义的政策科学是对不同的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则和结果进行的研究；狭义的政策研究可以界定为对目标、方案及社会效果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由上述这些定义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政策科学的界定有所不同，但一般都承认政策科学以政策系统及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这正是政策科学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学科的关键条件。政策科学以人类社会的政策系统及政策过程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它既要研究政策的本质、原因和结果，注重内容分析；又要研究政策系统及政策过程，注重系统过程分析。因此，我们可以一般地将公共政策学定义为：“公共政策学是这样一门新兴学科，它尽可能地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和方法，对政策系统及其环境之间和政策过程诸环节之间及其与系统内外各影响因素之间进行因果关系或相关性分析，探索公共政策的固有规律，以期改进政策系统、提高政策质量。”
政策科学以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政策领域，即现实的政策实践、政策系统及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它的基本目标是端正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公共政策制定质量。因此，政策科学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这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策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前提。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公共政策。这虽算不上错，却近乎同义反复，并未告诉人们任何确切的信息。因为公共政策的外延极其广泛，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内容虽然也可以极为广阔和多样，其研究对象却要尽可能单纯和确切，这才能使该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有一个核心，有特定的目的和方向。而把公共政策作为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既做不到这一点，还很容易使人们误以为公共政策学就是研究每项公共政策具体内容的学科。这无疑会大大降低这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价值。
美国斯坦福大学伊斯顿·拉斯韦尔教授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认为，所谓公共政策，就是“以制定政策规划和政策替代方案为焦点，运用新的方法论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的学问”。拉斯韦尔教授的观点是从政策规划或政策分析角度提出来的，应该说抓住了公共政策学最关键的问题，但视野过于狭隘。
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政策学“就是研究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系统过程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种观点明确提出把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系统过程的一般规律作为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比前两种观点是一大进步。但局限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仍有失狭隘和片面。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政策与所处环境的关系及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它不研究每一项政策的具体内容，而是要抽象出每一项现实政策所共有的东西，找到它们的运动规律以及导致是这种形式而不是那种形式运动的更深层次的理论或范畴”。这种观点准确地抓住了政策现象和过程所特有的矛盾，只是其表达尚欠周全，论述也不够准确和充分。
综合前人的观点，我们认为，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公共政策的功能机制和运行规律。公共政策的功能机制，就是指公共政策这一人造系统的层次结构、功能特性、它与社会环境的双向作用及其方式与条件等。公共政策的运行规律有共时（微观）和历时（宏观）的两层含义。从共时的角度说，是指特定的公共政策在其起因、规划采纳、执行、接受、终结的过程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评估与监督环节等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和规律；从历时的角度说，则是指公共政策总体上作为一种管理社会的手段，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所留下的发展轨迹，所积淀下来的经验和教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及现代系统论的结构——功能原理，公共政策的宏观发展规律是由微观运行规律所决定的，而微观运行规律又是由公共政策的层次结构和功能机制所决定的。这就是说，公共政策的运行规律，实际上是功能机制的外化和具体化，二者实际上是一致的，其内在联系是非常密切的。
把公共政策的功能机制和运行规律确定为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和突出该学科的应用性。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任务和内容，都是研究对象的具体化。而且，研究对象还通过研究任务、内容或范围的设定，体现出该学科的研究目的，制约着该学科的发展方向。由于公共政策的功能机制和运行规律直接与人类的政策实践密切相关，尤其是与处在特定时空下的特定社会现实中的政策实践密切相关。因而，把公共政策的功能机制和运行规律作为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就迫使公共政策学研究必须始终关注着人类的政策实践，尤其是特定社会现实的政策实践，必须既广泛借鉴和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来分析、透视和把握研究对象，又不陷入纯思辨的理论王国。同时，通过对公共政策功能机制和运行规律的透视、分析、总结和把握，使公共政策学研究能够对人类政策实践发挥应有的、切实可行的现实指导作用，能使研究成果直接产生社会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
把公共政策的功能机制和运行规律作为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还有助于表明，公共政策学虽然离不开对公共政策的具体内容或政策条文的研究，但其主要任务和核心内容并不在此，而要重要得多、深入得多，也广泛得多。
一门学科的研究内容，乃是该学科研究对象的具体化。公共政策学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目前尚难划出准确的边界。那么，作为以公共政策功能机制和运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公共政策学，其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对此，国内外尚无统一认识。
对政策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以色列著名学者德洛尔认为，政策科学的核心部分是认识和端正社会发展方面，把不同层次（跨国的、全国的、地区的）政策制定系统的改进作为追求的目标，同时也作为自己研究成果的手段。他在 1971 年出版的《政策科学的构想》一书中，曾初步认定政策科学的主要内容有：基本政策、元政策、政策分析、实现战略等。他在 20世纪 80 年代又把改善政策制定系统及政策制定研究与统治方式、政府中决策系统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是在探索逆境中的政策制定，高层政策推理，超优政策分析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丰富了宏观政策理论的研究，拓展了政策科学的研究领域。美国学者克朗根据德洛尔的构架，认为政策科学将如下 5个范畴作为其方法论重点：（1）政策战略；（2）政策分析；（3）政策制定系统的改进；（4）政策评估；（5）政策科学的进展。这一观点在国内影响很大。林德金、陈洪、刘珠江编著的《政策研究方法论》（1989 年）和张金马主编的《政策科学导论》（1992 年）等都直接认同这一观点。
孙光在其《政策科学》（1988 年）一书中则把政策制定的模式、政策规划、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变化、政策控制、政策咨询、比较政策研究等视为政策科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与上述主张不同，郑新立主编的《现代政策研究全书》以一种更为宏阔的视野，将现代政策学的研究内容划分为 3 大部分，即：（1）基本概念研究；（2）基本理论研究；（3）基本过程研究。其中每一部分又包括多方面的内容。
对于公共政策学研究内容具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它体现了所有处在形成和发展中的新兴学科的共同经历，也标志着人们对公共政策学研究的逐步深化。我们在综合上述种种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公共政策实践，对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内容做一概略的介绍。
（一）政策基础研究
主要从静态角度，探讨公共政策的基本概念、能动性及其他相关知识。具体包括：
第一，公共政策的定义。这是科学地认识公共政策，提高人们执行政策、接受政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减少盲目性和被动性的前提，也是公共政策学的研究起点。
第二，公共政策的本质。这是公共政策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在属性，是任何社会制度下的公共政策形态所共有的，是产生公共政策学基本理论、研究公共政策运动变化规律的直接基础。
第三，公共政策的地位和特征。这是公共政策本质的外在表现。研究该问题的目的在于探寻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并经受实践检验，弄清一项正确、有效的政策应具备哪些条件。
第四，公共政策的构成要素。即探讨单项政策是由哪些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构成的。它和政策系统结构一起，构成公共政策学的两块基石，是政策研究的基本思路。
第五，公共政策的系统结构。即探讨政策系统的概念和构成，揭示政策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政策系统的特性和功能。
第六，公共政策的外部环境。公共政策与其外部环境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如果说对公共政策的功能研究侧重于考察公共政策对外部环境的影响方式和程度，那么，对外部环境的研究则旨在指外部环境诸因素对公共政策的推动与制约。
（二）政策过程研究
公共政策的运行过程，就其实质而言，凡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利益实现和利益维护的过程。对政策过程的研究，旨在揭示和把握各主要阶段的实质性内容、特点、规律或方法。政策过程主要有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政策议程。其主要内容有：利益表达、要求、政策战略、政策问题的认定等。
第二，政策规划与政策采纳。其实质是在充分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基础上，进行权威性的利益分配。其主要内容有政策规划原则、政策规划模式、政策规划要素和过积、政策文本的换制以及政策采纳的实质与形式、政策公布等。
第三，政策执行。人们常将政策执行等同于政策实施。其实，政策实施乃是政策执行、政策接受、政策监督、政策调控这 4 个层面的对立统一过程，其实质是利益实现与利益维护。就政策执行研究而言，主要是探讨政策执行的特点、原则、程序（或环节），以及政策执行系统的改进等。
第四，政策接受。迄今为止，政策接受问题基本是还是政策研究中的—个空白地带。事实上，公众（不特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公共政策的认同程度和行为反应，一直在制约着政策效力的发挥和效益的实现。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深入，政策受众主体意识的日益强化，对政策接受的研究也变得日益重要和紧迫。其主要内容有：政策接受的意义和特点、政策接受主体、政策接受的动因、政策接受的一般规律等等。
第五，政策控制与政策监督。狭义地讲，这不是政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是对整个政策过程的一种宏观把握。但在狭义上，它们主要体现在政策实施过程o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有：政策效力与政策效应，政策控制与追踪决策，政策失真与政策监督等。
第六，政策评估与政策终结。简单地说，政策评估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左分析判定一项政策的社会效用度。它实际上是对既定政策的监控和价值判断过程。政策评估所涉及的活动有三，即说明所欲评估的目标、确立量度政策成效指标 7E、检讨政策的得失。政策评估是与政策设计要求和政策执行与接受情况相联系的。作为政策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政策终结是建立在科学、准确的政策评估基础之上的。其主要内容有政策终结的对象相作用、方式和特点、障碍和对策等等。
（三）公共政策分析方法和政策案例研究
这部分包括政策分析的过程框架与程序、政策分析过程中常用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公共政策的伦理学分析和政策分析中创造性思维方法等。涉及公共政策分析的过程及步骤，政策分析的各种模式、方法和技术。
公共政策学既需要广泛的构想研究，也需要具体的案例研究。政策案例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政策案例的积累。即注意收集国内外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接受等政策运行过程中那些具有代表件和启发与指导意义的具体事例。这既是国内政策案例分析的前提，也为比较政策研究所必需。
第二，政策案例分析。即从一个个具体的、现实的案例入手。通过比较、分析，找到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并提出提高成功率、减少失败的政策方案及其实施策略；或从中提炼出新的公共政策学概念、原理和方法。
（四）公共政策比较研究
公共政策比较研究主要是指对不同国家的公共政策战略、政策措施及其运行模式、特点与规律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分析。这有助于扩大政策视野，加强不同政策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交流与借鉴。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确立政策比较的原理和方法。任何领域的比较研究都需要有一整套的概念工具和基本原理作基础，需要有一系列的方法作指导。比较政策研究也不例外。这方面，比较文学和比较法学有许多东西可资借鉴。
第二，建构政策比较模型。探寻和建构一个或多个能适用于跨文化或多文化研究的政策比较模型。这是具体的比较政策研究的起点。这方面，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等率先作了尝试。
第三，比较政策研究的类型。从政策比较的范围看，有政策战略比较、政策系统比较、部门政策和专题政策比较；从政策运行的过程看，则有政策决策比较、政策执行比较、政策接受比较和政策效益比较等等。
综上所述，公共政策学研究的内容是极为广泛的，并将随着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和公共政策实践的进步而日益广泛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