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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且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新兴学科。它发端于二战后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公共事务研究过程中，而后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各行各业得到发展。
尽管在 19 世纪末期，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伍德罗·威尔逊已经提出和使用过“公共政策”的概念。但普遍认为，最初把政策与科学直接联系并赋之以现代意义的人是美国政治学学者哈罗德·拉斯维尔。他与其同事丹尼尔·勒纳于 1951 年合著了一本书，书名叫《政策科学：近来在范畴与方法上的发展》，于是人们通常将此书的作为现代政策科学发端的标志。这本书首次提出了“政策科学”的概念，并对这一学科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说明。拉斯维尔和以后追随他并为政策科学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叶海卡·德罗尔也被称为政策科学的创始人。在政策科学这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便产生了一个公共政策时代。公共政策学的出现是当代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按照国际政治学会主席K.冯贝米的评价，公共政策学科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公共政策学在 5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创建、形成、反思和拓展四个阶段。
（一）西方公共政策学的创建时期（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美国政策科学的创建与两次大的政策争论和一次学术讨论会有关。两次政策争论中，一次是罗斯福“新政”的政策争论，另一次是由奥本海默引发的原子能政策争论。一次学术会议是指“关于国际关系的革命性、发展性学术讨论会”。
美国是一个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其传统的政治文化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内容是限制联邦政府干预民间领域，政府不能简单地干预经济界和产业界的活动。但是在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使各经济领域之间的衔接失调，任意而行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相互“摩擦”，失业严重，经济萧条。当时的总统罗斯福要求议会批准他在特殊时期采取各种措施，以协调经济领域的关系，减少经济混乱无序现象。这种因经济危机而采用的政府消极干预的政策，后来被称为罗斯福“新政”政策。针对罗斯福新政的消极干预政策，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则抛出积极干预政策。汉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认为，失业是自由经济内部固有的组成部分。只要实行自由经济体制，就会有大量失业，从而导致经济危机。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只是为了应付眼前的困难，而必须建立在一个科学的经济体制之上，立足于科学知识，才能制定和实施好的公共政策。在当时，人们只顾忙于采取实际措施解决经济危机，而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重要的政策争论。直到二战以后，人们才对这场政策争论进行反思，并由此形成了公共政策研究热潮。
另一个争论是由奥本海默事件引发的原子能政策的争论。约瑟夫·奥本海默是犹太理论物理学家，他不仅有物理学的才能，还有经济管理才能。在他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学教授时，被提拔为美国最早的原子弹实验基地罗斯·阿拉莫斯研究所所长，成为美国原子弹研究的一号人物。二战后，奥本海默成为美国核能委员会成员。但后来，由于他反对开发氢弹，并主张和平利用原子能，被美国当成“赤色分子”解除公职并遭到批判。这一事件引发了一场如何正确选择原子能政策的争论。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政策观点：一些人认为在制定原子能政策时，应首先考虑将其用于国防和军事，从而来保障美国的安全；另一些人则主张在制定原子能政策时，要考虑将这一技术优先用于和平，为全人类造福，防止发生核军备竞赛。有关原子弹的政策问题成为严峻的政治问题，也成为与公共政策学研究兴起有关的又一个争论。
导致美国公共政策学产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在美国西部斯坦福大学召开的“关于国际关系的革命性、发展性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由纽约卡内基财团赞助的。它是一次美国社会科学界罕见的众多泰斗云集的盛会。与会的有当时闻名世界的一些社会科学界英才，如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丹尼尔·勒纳，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心理学家爱德华·华尔兹，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作为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一的论文集，1951 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书名叫做《政策科学》。虽然该书是由许多人分头写成的，当时在社会上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在攻读社会科学的学生在其声望也不太高。但不管怎么说，它终究是公共政策学的开山之作，RADIR也因此而被称为是高举大旗向公共政策进军的誓师大会。在这次有名的政策科学大会上，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拉斯韦尔对公共政策学下了一个定义：“公共政策学就是以制定政策规划和政策替代方案为焦点，动用新的方法论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的学问”。正因为如此，拉斯韦尔被公认为公共政策学创始人或创始人之一。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末，政策科学重视对政策制定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拉斯维尔把政策制定划分为七个阶段：信息、建议、法令、援引、实施、评价、终止。据此他认为，政策科学家在决策过程中可作三种贡献：一是确定一项政策的目标和价值；二是收集和提供有关信息；三是提出几种政策方案及其最佳选择。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的美国公共政策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可以用拉斯韦尔概括的公共政策学的六大规定性中体现出来：一是公共政策学是关于民主的学问。公共政策与个人有关，因此，分析政策必须分析个人对政策的反应。但是个人意志反映在民主的政治体制中，因此政策分析必须对政府和政治权力有敏锐的洞察力；二是公共政策学的哲学基础是理论实证主义。拉斯韦尔非常赞赏卡尔纳普的理论实证主义，他认为公共政策学就是要追求政策的“合理性”，使用数学公式和实证性数据。因此，公共政策学是一门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分析的科学；三是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对时间和空间都非常敏感的科学。他认为，当人们选择某一模型进行分析时，必须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明确的记录；四是公共政策学是跨学科的一门学问。拉斯韦尔虽然重视公共政策学与政治学的联系，但他并不认为公共政策学就完全等同于政治学，安是融汇了多种社会科学在内的崭新的学科体系。当时，人们比较多地强调两大学科的结合，一是政治学，一是经济学；五是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必须由学者和政府官员共同研究的学问。在这次大会之前，美国官方的决策有时偶尔会邀请学者参与，但政府官员却从未参加过政策科学的学术讨论。从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说，学者们非常需要了解政府官员对政策的认识和所掌握的数据，因此，提出在公共政策研究上学者与官员联盟的设想；六是公共政策是包含“发展概念”的学科。在公共政策研究中，经济学家应研究经济发展模型，政治学家应研究政治发展模型，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应研究社会文化发展模型。公共政策学是一门以社会变化为研究对象，以动态模型为核心的学问。
在美国公共政策学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产生与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以上规定性为特征的公共政策学的第一个范式，即第一个发展形态。日本学者药师泰藏将它称之为第一个分水岭。拉斯韦尔这一代人对公共政策学的理解中有许多科学合理的方面，比如对民主主义和理论实证主义的合理性赞赏、公共政策学的跨学科性、充分的时空观念的必要性、发展观念的重要性、政府官员应参与公共政策的学术研究等，这些对公共政策学的健康成长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是，由于这一时期行为主义事实上在美国的社会科学中已经占据统治地位，各门学科都普遍接受了行为主义，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完全取代了规范的、理性的研究传统。在这种背景下，拉斯韦尔等人创立的公共政策学完全浸染了行为主义的色彩。他们过分看重自然科学的方法，将这种方法等于理性。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对行为进行量化处理，用数据说话。人们在进行政策分析时，不考虑伦理价值，使公共政策游离于价值判断之外。而且，这一时期的公共政策研究是与经济学相连接的，从而只有枯燥的数字。
（二）西方公共政策学的形成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
60 年代中期以后，主要是在 70 年代，政策科学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以至世界许多国家被普遍接受并得到蓬勃发展。西方公共政策学进入了形成时期，其标志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德洛尔在 1968 年至 1971年写出的《重新审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政策科学探索》和《政策科学构想》，被称为公共政策科学“三部曲”。
政策科学的研究虽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已经显示出力量，但是，由于行为主义的势头还在，暂时还无法占据主导地位。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情况就大为改观了。这时，计算机的运用已经在一定的社会层面上得到了推广，政府在更为复杂的经济运行中的干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同时，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公共社会问题增多。所有这些一方面要求政府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来引导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将合理、科学的政策有效地付诸实施。显然，原有的公共政策范式已经不能适应这种需要了。
德洛尔批判了行为主义对公共政策学的妨碍。他指出行为主义具有以下几个弱点：不具备严格区分个别行为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片面地接受所谓均衡概念；回避了复杂而生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戒规等伦理道德问题；容易陷入完善主义的泥潭。德洛尔指出，行为科学应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理论行为科学，另一类是应用行为科学。当时一种被称为管理科学出现了，管理科学中的运筹、系统工程学、意志决定理论、信息理论以及图表理论等等，给“医疗处方式”的公共政策学以帮助。德洛尔对管理科学中的“系统群研究”给公共政策学的构架作了肯定的评价，但他否定了管理科学的实用价值，认为管理科学“缺乏制度”、“缺乏政治”、“缺乏价值体系”以及“缺乏创造性”而成为“软弱的”科学，因此他主张公共政策学采用包含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在内的跨学科研究，“对不能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僵化性进行了批判”。
德洛尔认为公共政策学之所以发展缓慢，是由于缺少一种把种种与公共政策学有关的学科融于一体的特殊模型。这种模型中既包含管理科学家所强调的方法论式研究，亦包含行为科学家强调的个人意志决定论研究。他用医学上的治疗的比喻来说明这种模型。医生发现病人“有病”，则采取两种治疗模型：一种是通过外部处理的治疗模型，一种是力求患者自己慢慢恢复功能的治疗模型。当然，德洛尔正确地指出，公共政策模型与医生治疗模型，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因此公共政策研究的社会病理，它与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有关。
德洛尔要确立的公共政策模型是一种“总体政策”。这种总体政策是力求促进公共政策学发展的学者所必须维护的学术上的政策，即指导方针。所谓的“总体政策”包括下列内容：第一，在制定具体政策之前要确定总体目标，即要有制定总目标的政策；第二，要确定政策范围，确定将什么划入政府的政策之中，这是制定政策范围的政策；第三，要设定时间单位，只有有了严格的时间概念，才会有政策的连贯性，这是设定时间单位的政策；第四，要设定风险承受力，必须预测一个政策可能遇到的风险，这是设定风险的政策；第五，要在渐进性和革新性当中进行选择，倘若是以维持社会组织的管理为目的的意志决定方式选择渐进主义政策，倘若选择了革新主义则风险系数自然会增大，这是选择渐进性或革新性的政策；第六，要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中进行选择，虽然所有政策都具有这两种特性，但对不同的政策来说，总有某一特性明显一点，这是选择普遍性或特殊性的政策；第七，要确定制定的政策是重在协调，还是有所侧重，前者是实现均衡，后者是倾斜，这是选择协调性或侧重性的政策。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末，政策科学得到迅猛发展。其中，在美国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的前期出现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超前倾向”，在 70 年代中期则出现了“趋后倾向”所谓“超前倾向”是指政策研究偏重于在政策制定中加强“政策咨询”的趋势。这一时期美国建立了一批负有盛名的以公共政策咨询研究为主要任务的研究所、研究中心，如兰德公司。由于这些机构广泛地运用统计学、数学、心理学、系统论等方法起草各种政策方案，进行各种政策模拟，提出各种政策建议，作为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的参考，因此人们又称他是政府决策的“思想库”、“智囊团”。所谓“趋后倾向”则是指公共政策研究中偏重于政策周期研究的趋势。政策咨询固然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必要的信息，但是，公共政策绝不仅仅是信息获取筛选与理论设计的结果，政治与行政方面的公共政策涉及政党、行政机构、利益集团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一项公共决策往往是各种利益冲突与妥协的结果，因此，要研究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制定就必须考虑政策制定系统的改革与完善。另一方面，一项好的公共政策沈制定出来是不够的，还需要去说服和组织贯彻。因此，公共政策的重要一环在于制定出来的政策的推行和实施。这样，对公共政策的研究就转向于对整个政策的生命周期进行探讨。
德洛尔面对崩溃的公共政策学，勇敢地进行了重建工作。他认为应当批判行为主义，对整个政策科学的基础进行建设。他主张对制定政策的系统加以研究，并提出了构建总体政策即制定政策的若干设想。这有力地推动了政策科学的发展。这是公共政策学的第二个范式，即“第二个分水岭”。
虽然德洛尔对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作出了许多努力，但是，德洛尔的理论本身也存在问题。首先，德洛尔构建的总体政策是一种元政策或“超政策”，这种总体政策因为过于理论化，很难理解而且晦涩。其次，德洛尔为了构建一个总体政策系统，他不但要求将行为主义和管理科学纳入其中，而且他要把更多的其他学科汇集到政策科学之中，从而使公共政策学成为一门包揽许多学科的总科学。
（三）西方公共政策学的反思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
尽管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的研究促进了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政策科学的发展，但他们所提倡的政策科学研究范式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在 20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将政策科学当做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到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回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定的差异；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关注较少。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的持续发展，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仍然没有得到解决。1986 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探讨了政策科学在近二三十年来的发展，提出了政策科学需要在十四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与智力理解、加强历史的和比较的认识、现实主义地处理政策制定实际、探求宏观理论、进行政策范式批判和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与系统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和方法的改进、发展多维的方法和技术、加强和提高教育与培训等。
进入 80 年代以后，政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成为工业发达国家政府乃至实业团体管理决策的基本方式，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现象：未作政策分析，不作政策决定。因而它已在国际政治科学中赢得了中心位置，并被预言为：“今后人们的研究必然会沿着政治学和几乎所有众多的社会科学应用于重要的政策问题这一方向发展”。拉斯维尔他们认为，政策应当是一门有着基本的实践方向的科学。但它的目标并不限于科学本身，也不单纯是为了提高决策的效力，同时也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尊严提供有关“需要改进的民主实践”的知识和方法。这就是说，政策科学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运用正确的、符合规律的、反映实际的方式方法，来有效地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实践问题，并以此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换言之，政策科学与人类社会的未来紧密相关，改善和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命运。
这一时期，西方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多地对学科采取谨慎的批判态度。研究者们在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将所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政策效率方面。他们反思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政策科学可以说是对一般选择理论的研究，而选择则以价值作为基础。因此，价值、伦理问题在政策科学及政策分析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以至于有的学者如邓恩称公共政策学为应用伦理学。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政策科学中对政策价值观的研究主要采取三种途径：一是从政治哲学的立场探讨政策伦理的最一般方法，如罗尔斯的《正义论》主张用分配的正义取代传统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二是从特定的伦理案例分析政策伦理或价值，如从国家安全、社会福利、堕胎、死刑等一类案例引申出伦理问题，这方面的著作有布坎南的《伦理与公共政策》等；三是从政府机构或职业组织的伦理问题入手分析公共责任与义务，即探讨政策分析的职业伦理规范问题，代表作有高斯罗普的《公共部门的管理、系统与伦理学》等。
第二，加强政策效率和比较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在政策效率方面，西方学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就政策的效率去考究效率，而是从两个更为深入的角度去研究政策效率问题。一个角度是从公共政策产生与运行及其生态方面去考究效率，尤其是政策执行与政策评估的研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被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即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瑞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追踪研究，写成了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无效而失败。另一个角度是从公共政策的比较中研究效率。这种政策的比较，不仅是就一个国家内部各项政策而言，而且还对国家间的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按照安德森在《比较政策分析中的系统和策略》一文中的说法，比较公共政策研究到 70 年代早期还是一个“不存在的研究领域”。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伴随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该领域的研究开始起步，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这个领域逐步成熟，成为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著作，如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海德海默尔等人的《比较公共政策》等。
第三，开展政策信息多元化方面的研究，强调政策学家与政治家合作。西方学者认识到政策研究在提供分析技术，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政策研究只能促成政策的形成，但不能取代政策的决定。因此，政策科学家不要再自认为是政策方案的设计者，他的主要任务是要从诸如立法机关、联邦机关、州政府、地方政府、政党、宣传团体、法院等与政策制定和执行有关联的政策利害人那里获取政策信息；政策科学家的主要任务也不是协助决策者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而是要在许多不同的政策利害人中，取得共识，制定出能够平衡不同观点和意见的满意政策。与此同时，政策科学家认识到过去过分强调科学家和政治家各自拥有一套分离的价值标准与规范、政策科学采取中立的、远离政治的立场是不合理的。相反，政策学家应当与政治家合作，融入到政策制定过程之中，与政策制定者成为知识上的伙伴。
（四）西方公共政策学拓展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
80 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致力于政策制定系统改进的研究。德洛尔所从事的“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的研究工作，着眼于大政方针、高层政策推理、元政策制定的探讨，代表了这一时期政策科学研究的热点。同时，另一位学者斯图亚特·内格尔所从事的“超优政策分析”的研究工作，关注于在面对相互冲突和竞争的政策目标时，寻求一种合理分配政策资源，获得优化方案的办法，代表了政策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主要方向。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各国国内政策的影响和压力与日俱增。前苏联、东欧等国的制度，世界贸易组织的创立及其新规则的形成，联合国组织介入地区冲突和重大事件的作用明显增强，欧洲共同体的实质性进展和欧洲统一货货币制度的推行，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震荡和全球恐慌，所有这些政治经济事变和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对各国政府制定政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从政策制定者到政策分析家和学者开始深切感受到加强宏观政策分析和拓展政策研究新方向对于国家兴衰、政权命运、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宏观政策研究，促进政府政策制定系统改革。宏观政策研究和分析更加重视国家总体政策制定，重视战略性大政方针和政策范式的改进与创新。欧共体各国在全民公决与马斯特里赫条约后重视审视本国政策与欧共体规则的一致性；美国政府于 1993 年成立“国家绩效评议委员会”，对联邦政策的政策制定框架和政策绩效进行评估，开展了“重塑政府运动”；韩国在民主化改革后又开始“第二次建国运动”，对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从大政方针到公共文化进行全面革新；日本政府的“新行政审议会”不断推出改革政府政策制定的新思路，促进了《行政程序法》、《政府情报公开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出台，大力推动了政府制定体制和程序的改进。这一时期在经济政策研究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和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战略以及区域经济联盟的发展战略成为宏观政策研究和分析关注的焦点。这一时期宏观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有：叶海卡·德罗尔的《面向大政方针的宏观政策分析》（1990），海伦·英格拉姆的《为实现民主的公共政策》（1993），《制高点》（1998），马克·莫尔的《创造公共价值——政府中的战略管理》（1995）。
第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开展公共政策调查。公共政策学家将研究的兴趣转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电脑犯罪、网络陷阱、温室效应、试管婴儿、克隆问题等。因为这些方面新的社会公共问题既是对人类的挑战，也是对公共政策研究的挑战。不少研究者感到单靠以往的纯客观研究方法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还必须采取后实证主义为主体的主观研究方法。如曼纽尔卡斯泰尔的《网络社会的崛起》（1996）等。新研究领域的开辟，增强了公共政策的应用性。另一方面是公共政策调查的兴起。以往公共政策学家过于重视经济与技术理性为主体的政策抉择研究，总是强调如何使“利益最大、损失最小”，强调如何依据政策制定者的偏好，排列方案的优先顺序。这种研究方法在实际生活中已暴露出弊端。许多政策学者转向政策调查研究。他们认为不存在一个最佳的即能为社会全体大众都能接纲的政策。所谓好政策就是具有法律正当性的政策。为此，就必须通过政策调查、政策辩论获得合理性，并由此研究出是否接受某项政策的前提条件。
第三，公共政策学与公共管理学日益融合，促成公共政策新的研究范式。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公共管理来推行，而公共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梅尔斯诺和贝拉维塔在《政策组织》一书中提出了政策管理、政策沟通、政策组织、政策行为等四者的相互联系理论；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组织行为、政治政府与公共政策的融合思想，他认为把公共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融于一体，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最权威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和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下公共政策的融合。这种融合，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的主流。
以上是从时间上对公共政策所做的历史考察，表明它已经走过了创建——形成——反思——拓展的道路。从空间上来看，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的发展走过了一条学科化——组织化——产业化的道路。
公共政策的学科化首先表现在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美国各大学纷纷建立了政策科学、政策分析的专业，与政策科学相关的课程相继开出，培养了不同层次的公共政策学人才。在此期间，不仅涌现了大量的有关政策科学的专业性的研究咨询组织和学术刊物，而且政策科学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各工业发达国家主要大学的进修课程。以美国为例，仅在 1975 年，各主要刊物就发表了有关文章 800 篇以上；同年，全美计划联合会出版的实用分析研究论文集，则开列了 4000 份以上的社会计划的分析案例。在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政策科学的理论和技术不但在许多国家的各级政府得到了广泛应用，而且由于其潜力和普遍适用性，同时也在私营部门得到了推广。各大学出现了一大批公共政策、公共事务学院和研究所。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等，我国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也设有相应的院系机构。大学研究机构有成立并开设研究生教育，直接推动了政策科学的发展。
公共政策的组织化是学科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组织保证。政策科学的组织化表现在各国出现的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的政策研究组织（PSO）应运而生。有侧重理论研究的如日本的“日本国策研究会”，有以解决实际政策问题为目的的，如美国的“罗斯福美国政策研究中心”，也有偏重与政府公务员行政管理结合的，如荷兰的“欧洲公共行政管理研究院”等。国际性的政策研究组织也不断出现。1972 年，由美国、苏联等 12 个国家联合发起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专门从事污染控制、城市规则、公共卫生、人口问题等社会规划的政策分析。
公共政策的产业化是公共政策学科化和组织化的必然结果。它表现在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一支以政策分析和政策评估为职业的队伍。这支队伍在政府内外、各行各业都发挥着分析、评估、咨询、决策的作用。这支队伍或是以各种组织的名义承接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委托人的政策分析项目，或是以政策研究组织与个人身份受聘于政府、公司、国际组织和企业集团。政府本身由于控制与监督职能的需要也设立了官方的政策研究、政策分析、政策评估机构。特别是这些组织已经发展成营利或半营利的机构，它直接促进了政策科学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政策分析师”已经成为一种正式的职业，美国联邦、州、地方政府都设立了政策分析的职位，各思想库和各大学都有相应的教研职位。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脚步，西方政策科学传入我国。起初，一些高校学者和实际部门的政策研究者注意到了国外社会科学中的这个新领域，着手进行介绍、引进和初步的研究工作。20世纪 80 年代中期，特别是 1986 年，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做“政策研究”这一重大课题，这成为我国公共政策学研究走上正轨的一个契机。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公共政策学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公共政策学的研究与教学逐步体制化，它作为我国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研究的新兴领域的地位开始受到重视。
（一）中国公共政策学发展的成就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政策科学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特别是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研究工作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无论是在学术研究及学科建设方面，还是在人才培养和知识应用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学术研究取得了积极成果，初步建立起中国公共政策学的理论框架。20 多年来特别是近 10 年来，一批公共政策学的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得以完成，在国外公共政策学理论和方法成果的评介、引进和消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的政策和策略理论的研究，中国政策系统及其运行，中国政策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中国优秀的政策遗产的继承，当代中国及世界现实政策问题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明显的进展。公共政策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已见成效，初步确立了中国公共政策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一是围绕政策系统及其运行这一核心，既研究公共政策的实质、原因和结果，又研究政策过程，尤其是通过政策过程的各个基本环节或功能活动的研究，建构公共政策学的知识体系；二是采取板块式的体系，将公共政策学的知识分为基本理论、现实政策和分析方法三大块。20 多年来，我国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出版或发表了一批论著和译著，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
2.学术交流日趋活跃，学科制度化建设初具规模。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中国公共政策学的学术交流逐渐活跃起来，一大批国外著名的公共政策学家来华讲学；一批在国外学习公共政策学的学生和访问学者相继回国服务，他们带回了国外公共政策学发展的大量信息；一些高校、科研机构、行政学院以及政策研究部门与国外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可思想库建立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学术交流关系，使中国的公共政策学发展日益与国外接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公共政策学的国际化与规范化。国内公共政策学界的学术交流也相当活跃，举办了大量的国际性和全国性的公共政策学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公共政策学的学科制度化建设也初具规模（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学术团体、基金来源、出版发行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图书馆收藏目录的确立等方面的建设）。例如，在学术团体方面，已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研究组织，一个是 1992 年成立的全国公共政策研究会（挂靠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另一个是 1994 年成立的中国公共政策学会（挂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些省市也相应成立了公共政策学的研究会或学会。在基金来源方面，从“七五”开始，国家、各省市和大学、科研机构的科研基金就将公共政策学或政策分析的课题列入资助范围。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的社科规划都加大了对公共政策学科的资助力度；各级政府部门则更多地资助实际政策问题的研究。在出版渠道方面，尽管目前全国没有公共政策学或政策分析的正式专门杂志，但各种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都乐意接受这方面的稿件；各家出版社也愿意接受这个领域的书稿，近期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成为了一个出版热点，多家出版社已推出公共政策及公共管理的丛书、系列教材或译丛。
3.公共政策学逐步在高校扎根，人才培养的形势喜人。近 10 年来，公共政策学的教育培训迅速发展，它在大学、党校和行政学院的教学与研究中逐步扎根，成为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干部培训的一个重要的学科领域。目前，在我国高校的公共管理、政治学等学科各专业的本科生教育中，公共政策学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基础课或专业课，不少高校还开出系列课程；近年来，一些高校陆续开设了公共政策酶专业，另一些高校则在政治学或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中设立了公共政策专业方向。党校和行政学院也相继开设公共政策学方面的单科或系列课程。20 世纪末，有的学校，如厦门大学和北京大学在政治学和行政学学科中成立公共政策教研室或研究所；近期，许多大学纷纷成立公共政策研究所或公共政策系。研究生教育方面的情况更是令人乐观。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期，我国的名牌大学开始了政策分析的硕士生教育，厦门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在 1993、1994 年在行政学硕士点中设立政策分析方向，培养中国的MPP；此后不少综合性大学也在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学科的硕士点中设立政策分析或公共政策方向。政策分析的博士生教育也开始起步，在国家已设立的第一、二、三行政管理的博士点中大多设有公共政策分析方向，有的大学则在政治学学科专业的博士点中设立公共政策分析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2001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在该专业学位中，公共政策及行政管理是其最基本的学科基础；而且大部分MPA试点院校都设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方向。MPA专业学位的开办，有力地推动了公共政策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发展。近期学界要求设置独立的公共政策硕士学位的呼声甚高。
4.公共政策学知识的应用已经起步，公共政策学的产业化的广阔前景开始展现。在知识应用以及产业化方面，公共政策学以及政策分析的成果开始被应用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政策决策以及重大工程项目的研究与论证之中，在推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公共政策学最纯粹的组织体现的思想库或智囊团在我国开始发育并发挥作用。一些官方的或民间的政策研究机构相继建立，特别是不少综合性大学以及社科院，纷纷成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或发展研究院来在的政策参谋咨询机构；公共政策学或政策分析作为咨询业的学科基础和人才培训基础的作用开始为人们所认识。简言之，公共政策学的产业化前景看好。
（二）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公共政策学在我国由于起步还不久，研究水平也不太高，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不少薄弱环节亟待加强。这主要表现在：
1.政策科学的宣传普及工作做得不够，政策科学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特别是它可以作为决策科学民主化的主要支撑学科，它对社会经常的巨大促进作用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与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公共政策学不是一门纯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公共政策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应用做出最大贡献的，并不是大学的学者，而是思想库的专家，它的发展靠学者、专家和官员的共同努力。政府官员对这个学科重要性的认识，政府部门积极主动地应用公共政策学知识，是公共政策学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而由于公共政策学的宣传普及工作的薄弱，至今尚有许多官员和学者不知公共政策学为何物，更谈不上对它的重视和应用了。因此，如果没有政府官员的高度重视，没有官员与实际的政策分析专家的参与，单靠大学学者的力量，要搞好公共政策学的研究，推动公共政策学的突破是不可设想的。
2.公共政策学的学术研究水平不高，学科基础不牢，研究人员的整体素质不容乐观。学术界对于西方公共政策学的引进、消化和吸引的工作做得不够，缺乏对西方公共政策学理论和方法的系统了解以及对它的最新趋势的跟踪研究，深入的批判消化和吸收工作更无从谈起；许多公共政策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并未得到深入系统的探讨，在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性质、范围和方法，政策科学的学科体系及其构成，政策内容的分析和政策过程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政策策略理论的研究，中国政策系统及其运行，古今中外的政策研究经验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炼等方面都需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概念、理论和方法上仍需下大工夫。中国公共政策学的学科分化程度较低，公共政策学的分支学科尚未建立起来，公共政策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探索、开发和引进做得不够；与公共政策学相关的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基础的探索未深入展开。所有这些问题使得中国公共政策学的学术研究水平不高，学科的基础不牢。因此，尽管国内已有几十本公共政策学的论著问世，但能真正融贯中西、特色鲜明、学术水准上档次的成果并不多见。此外，公共政策学的研究者的整体素质欠佳。尽管目前研究队伍有所扩大，但缺乏公共政策学研究所需要的综合知识结构以及政策分析所需要的方法论素养者为数不少，这将严重地制约中国公共政策学的进一步突破与发展。
3.公共政策学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组织化建设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迄今为止，国内的大学或社科院系统中，并未形成独立的、成规模的公共政策学院或公共政策研究所，许多建立起来的政策研究中心是虚的，而不是实的；在专业设置上刚设置了本科生专业，但尚没有独立的研究生学位点专业；公共政策学的基金来源不仅渠道有限，而且资助的课题数量少，资助的力度太小；学术著作的出版遇到了出版资金和发行量不足的问题；目前仍没有全国性的公共政策学或政策分析的专门学术杂志，缺乏学术交流的专门园地。
4.对现实政策问题的研究不深，公共政策学的应用性、现实性未能充分体现。公共政策学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紧密地面向实践，它来源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为实际政策问题的解决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指导，是公共政策学的基本功能和目的，而目前中国公共政策学的研究与政策实践有些脱节：搞公共政策学研究的重学术，轻应用；而从事实际政策运行的官员则只重视经验实践，忽视理论指导。因而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应用性不高、现实性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