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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注意到，在翻译史研究领域，尤其是最近几年里，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翻译事件的梳理和对翻译家的研究逐渐增多，对具体史实的考证也越来越精细入微，但对这些翻译事件和翻译家在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却缺乏宏观的把握，因为那样的具体梳理和微观研究远离了一种宏大的文化视野，既未能从翻译家所根植的文化出发来探究其源，也未能从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去研究其人其作，忽略了如翻译选择、文化立场、价值重构等问题的存在。这种“见树不见林”的研究方法，遮蔽了人们对翻译的文化特质的认识。虽然翻译研究包含对翻译技巧、语言转换等的微观研究，但比重不能过大，否则将导致对翻译的其他重要方面研究的轻视或忽视，从而忽略对翻译活动的文化本质的认识和把握。安德雷·列费维尔明确地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观。在他主编的翻译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原始资料集》导论中，他明确地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一种文化为什么要通过翻译引进外国的文本？这样做是否意味着自身文化的不足？是谁为自己的文化引进了外国文化的文本？换句话说，是谁翻译的？为什么要翻译？翻译的目的是什么？谁选择需要翻译的文本？有什么因素影响这种选择？
这些问题的提出，在翻译研究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促使了翻译研究界文化意识的普遍觉醒，也大大开阔了翻译研究者的视野，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赋予了翻译研究新的维度，那就是除语言之外的历史与文化维度。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翻译研究的文化构建，推动了翻译文化意识的日益觉醒与翻译文化观的逐步建立，从而将翻译理论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和深度，形成了翻译理论研究发展过程中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转向”。这种与“文化转向”同步而至的翻译研究文化观，给我们研究鲁迅、林语堂的文化观与翻译观及其互动交错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与可行的路径，并将引导我们去获得一些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