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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姗·巴斯奈特在《翻译研究》一书中指出，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已确立，它不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小分支，也不再是语言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而是向各个相关学科开放的综合性学科。
[1]
1990年，巴斯奈特和列夫维尔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的问世，标志着译学研究正在经历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转向，权力、意识形态等与翻译相关的问题成为翻译研究的热门话题。翻译始终是各种权力话语操控下的行为，翻译活动的选择、组织、传播等过程都受到来自社会、文化、历史、思想、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势力的左右与制约。语言之间的交易总是民族和国际斗争的一个交锋场所。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已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这类冲突的场所。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价值，具有民族、地域、时代的特性。不同文化需要沟通，而沟通离不开翻译，因此，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活动离不开文化。
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一直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渠道，世界上各主要文化系统的发展都离不开翻译活动。翻译的本质其实就是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翻译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文化的特质和需求影响着翻译活动，翻译活动也始终影响着发生交流的两种不同文化。
到 20 世纪末，以巴斯奈特和安德雷·列费维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这一口号，对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与作用做出新的认识，并将翻译研究的重点从作者转向读者，从原语文化转向译入语文化。
这种从译者和译入语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的方法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视野，提供了新的理论阐释。然而中国的翻译研究却滞后于文化研究，二者相对孤立，大部分研究仍是从作者和原语文化出发，将译本视为从属于原文的复制品；翻译研究和批评始终徘徊在译文对原文“忠实与否”的微观层面，不能以宽容的态度分析“叛逆”，背后的文化因素。这种沉溺于字面形式转换的研究缺少理论指导的前瞻性与宏观性，无法认识翻译的真正功能。只有让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走出各自的象牙塔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挖掘文字背后的文化渊源、发挥翻译的强大功能并形成指导翻译实践的宏观理论体系。
从三个方面可以说明社会文化因素在译本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译本的选择；（2）翻译策略的选择；（3）译本对译入语文化的影响。详而言之，（1）译本的选择又包括赞助人的力量、译者的选择以及文化资本与原语文化地位。赞助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如宗教集团、政党、政府部门、出版商和大众传媒机构等。 [2] 赞助人通过思想意识、经济和地位左右译本形成的全过程。赞助人会根据各自所需选择、鼓励符合其特定目的的翻译材料。如教会支持圣经的翻译，政府支持民族史诗的翻译，学校教授经典文学的翻译，皇室鼓励英雄诗的翻译，社会改良派看重社会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等等。 [3] 无论古今中外，赞助人将从译本选择开始影响译本形成的全过程。分析译本背后的赞助人因素不仅可以透视译本形成时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还可以预测未来翻译走向，为即将到来的翻译高潮做好准备。同赞助人相比，译者选择的自由十分有限，但这不等于译者始终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赞助人决定译本的整体走向，决定译本的具体形式。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是读者又是作者。作为读者，译者会对译本加以选择并进行阐释；作为作者，译者会对原文进行改写（rewriting）和操纵（manipulation）。译者在可供选择的材料中将根据翻译目的、意向读者和个人好恶有所取舍并常选取那些与自己情感相通、能产生心灵契合的作品。如同读者挑选读物一样，译者也不会盲目选择翻译材料。翻译研究要充分认识译者主体性，将译者的情感、心智、价值观、翻译目的和时代背景一并考虑。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是指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融入“上层社会”所需要的信息。 [4] 译本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构成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输入与原语文化地位密切相关，通常是从地位高的文化流入地位低的文化。罗马之译希腊文，欧洲之译拉丁文和边缘文化大量翻译欧美文学都体现了原语文化地位对译本选择的影响。虽然文化资本在信息社会只是信息总量的一小部分，但是传播文化资本仍旧是翻译的一个主要目的，只不过今天的文化资本不再只限于经典文学，还包括那些符合现代人思潮变化和走向的作品；文化资本定义中的“上层社会”也已延伸成“现代人社会”。（2）翻译策略时刻受到时代、社会和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诗学观和审美标准的影响与制约，不同时代、不同译者、不同文化背景将产生不同的译文。对所有读者来说都尽善尽美的译本根本不存在，试图给翻译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范性标准也是不切实际的。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剖析译文背后的文化根源，理解所谓“不忠实”和“不对等”而不是以字面标准做出非此即彼的评判。因此，决定译者翻译策略的因素主要有读者对象、意识形态和诗学和审美取向等三个方面。3）译本作为独立的文学作品在译入语文化中发挥着强大的社会功能。它可以向译入语社会展示“他者”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可以给译入语社会现有文学形式注入新鲜血液；译者的改写还可以有选择地引进“他者”文化中有利于译入语社会进步的新思潮、新动向，甚至给译入语社会带去一次革新或变革。然而，改写和操纵既可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也可能“因循守旧，扼杀新生”，成为维护鼓吹落后意识形态、抵制先进文化和文学形式的工具。翻译研究者必须对译本这些强大的社会文化功能加以重视。此外，译本对译入语文化的影响常常是从强势文化圈流入弱势文化圈。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如何通过翻译提升弱势文化的地位，使这种影响反向流动。就中国而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地位给中外（西）互译带来诸多困难。一方面，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帝国史的国家，中国始终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文化中心，在翻译“他者”作品时不自觉地用本土价值观、伦理观和审美取向解读和改写原作；另一方面，在后殖民时代，中国同样面临霸权文化的渗透与侵蚀，相对薄弱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特殊的语言体系使中译外（西）的力度与质量都不尽如人意。究竟该如何展示“他者”以促进我国文化发展？如何使中国文化渗透到霸权文化中并在世界文学和文化中取得应有的地位？如何使译文被译入语文化接受、理解、欣赏从而使两种文化产生交融和互动呢？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固然很难，但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又是使中国文学和文化融入世界格局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译者个人的努力和传统研究方式是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必须把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结合在一起，使二者互相转向形成互动，才能达成这一预期。
任何具有社会属性的人，都与他所根植的文化密不可分，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具有文化含量的语言。在全球文化格局分化重组的进程中，译者站在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交织点上，肩负着传递文化信息、解释文化差异、缓解文化冲突和推动文化融合的历史使命。译者和翻译研究者都应该放宽思路、开阔视野，认识各种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并顺应翻译“文化转向”的要求将自己的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在一起，形成宏观、系统、行之有效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与实践上真正走向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双轨合一的道路。
[1] Bassnett，Susan.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Routledge，1992：1.
[2]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i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Routledge，1992：23.
[3] Gentzler，F. Foreword in Bassnett . S . ＆Lefeverc ，London：Routledge，1998.
[4] Gentzler，F. Foreword in Bassnett . S . ＆Lefeverc ，London：Routledge，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