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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翻译研究如日中天，各种翻译理论纷纷出台，呈现出多元、互补、跨学科的特点。20 世纪 60 年代在西方掀起的解构主义思潮，更是席卷了人文、社会、哲学等诸多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使得自 18 世纪以来在西方哲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理性中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在西方翻译界，以多元取向为特征的翻译研究学派的翻译研究取代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出现了目的学派、操控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等，其共同特点是以解构主义思想为核心反思传统的翻译研究，否定原文文本中心论，或是把目的性作为重要参照，或是将权力与话语结合，或是将翻译活动与文化因素结合，或是打破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的对立，从而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改变了传统的翻译观念，奠定了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使翻译研究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20 世纪60 ～ 70 年代西方掀起的解构主义运动，批判了结构主义的工具理性、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以及二元对立的观点，反思并批评了自笛卡儿（René Descartes）以来以认识论主体哲学为基础的旧理性，从一种新的视角给翻译研究以启示，使翻译研究随着西方文艺思潮从认识论主体哲学转向语言论解释哲学。西方翻译界以苏姗·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安德烈·拉菲弗尔（Andre Lefevere）等人为代表的翻译研究学派的翻译理论逐渐取代了以尤金·奈达（Eugene Nida）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思想。解构主义这一反思的思维方法，使人们从理性主义转向怀疑主义，把语言内部因素与文化、权力、政治等外部因素相结合，促使当代翻译研究开始向文化转向。苏姗·巴斯奈特和安德烈·拉菲弗尔在《翻译、历史和文化》一书中提出：“翻译研究已经从传统的形式主义方法转向文化研究的大语境、历史和传统翻译研究的目的被重新定义。它所研究的对象是文本及其所包含的原语和译入语文化，因而翻译研究得以沿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且能够超阈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视域更为广阔。” [1]
20 世纪 70 年代初，“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诞生。70 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主要有两种研究方法。一是从文学的角度研究，认为翻译的重点是再创作，注重翻译的目的与结果，讲究译文的风格和文学性，反对使用语言学术语和理论假设，等等。另一种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注重研究翻译的实际过程和语言的使用技巧，并冠之以翻译“科学”。1972 年，荷兰学者詹姆士·霍姆斯（James Holmes）在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研讨会”上宣读了《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它“通常被看做是这一学科诞生的宣言书”。以色列学者吉登·图里（Gideon Toury）认为，霍姆斯的“翻译研究”构想（“Holmes's Map of Translation Studies”）是全文的最大贡献。在他发表的《翻译研究之名与实》一文中，霍姆斯摒弃了所谓的“翻译理论”、“翻译科学”，首次提出了名为“翻译研究”的新理论，成为第一位在西欧介绍“翻译研究”学科理论的学者。以霍姆斯为代表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学派认为，当时在西方盛行的从文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和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这两种翻译研究方法并不相互排斥，而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二十多年来，该学派不断发展，日趋成熟。翻译研究的特点是以文学翻译为中心，注重文、史、哲、语言学等多学科融合，形成一种跨学科的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霍姆斯认为翻译研究重点在于分析译文在特定文化中的作用。霍姆斯把“翻译研究”的领域分成三大部分：（1）描写，即对现实生活中的翻译现象进行描写；（2）理论，即建立起可解释这些翻译现象的一般原则；（3）应用，即将两者所获得的信息运用于翻译实践及对译者的培养。其中第一部分又可具体分成：（1）以分析译文本身为主的描写，对某一时期、某种语言或某一话语种类的译文进行大量描写；（2）以分析译文功能为主的描写，霍姆斯在这里引入了影响译文接受性的文化因素；（3）以分析翻译过程为主的描写，主要研究译者在翻译时头脑中的活动。尽管霍姆斯重点在于描述三者的区别，但实际上是描述经历了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完整的认识论过程。然而以后的“翻译研究”并没有按霍尔姆斯所描绘的那样平行发展，只有“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简称DTS）独行其道了。“描述性翻译研究”这一分支又由“产品主导”（Product-oriented），“功能主导”（Function-oriented）和“过程主导”（Process-oriented）三个小分支组成。它们同样未能得到平行发展，其中只有“产品主导”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得到了发展。
谈到早期“翻译研究”学派，不能不提到另外两位有影响的人物，一位是布罗克（Raymond Van den Broeck），另一位是安德雷·列费维尔（Andre Lefevere）。布罗克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探讨翻译中的对等问题，他对“对等”的重新定义是建立在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符号学、Charles Stevenson的哲学以及J.C.Catford的语言学基础上的。安德雷·列费维尔是把翻译研究推向学术领域的功臣。早在 1976 年在比利时召开的历史性会议上，安德雷·列费维尔发表了论文《翻译：文学知识发展的焦点》，分析了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文学和文化成分。该论文收录在霍姆斯和安德雷·列费维尔合编的并于 1978 年出版的《文学与翻译》（论文集）中。这是一篇关于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文章，标志着早期翻译研究的成熟。列费维尔在另一篇常被人们引用的论文《翻译研究：本学科的目标》中提出，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应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从而促进翻译这一学科健康而有效地向前发展。布罗克和列费维尔一致认为，原文作者的意图及原文的功能可以通过划分不同的类型及不同的话题来确定，这样译文就会具有同原文一样的文学价值及功能。早期“翻译研究”学派试图对翻译进行纯粹的客观描述，避免主观规范，赞成扎根于苏联形式主义的翻译方法，对译文不作评论，并把文本看做是动态的，有助于后现代主义对语言的实质进行重新评价。该学派不太关心对等及所指，而更关心译文作为次级文本和原文在原语文学传统中的关系以及译文作为初级文本和目的语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早期“翻译研究”学派的倡导者注重翻译的过程及跨学科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如翻译要研究的对象、翻译过程的实质、斡旋（mediation）是如何出现的、翻译过程如何影响原文和译文、甚至原作者和译者有何区别。他们研究的对象既不是空洞的“意义”，也不是深层“语言结构”，而是译文本身。按其定义，翻译是一种斡旋，受理论摆布和当时流行的艺术规范的影响，译文本身反过来又能影响这些规范。“翻译研究”学派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译文同时也是原文，其斡旋作用不仅体现在共时的跨文化意义转换上，也体现在不同历史传统之间的历时转换上。
早期“翻译研究”学派的研究仅限于文学翻译，要求不惜任何代价保留原作的文学性。这一要求不仅影响其方法，也影响其译文评价的标准。早期该学派有两大相互矛盾的基本原则：文学作品不可译；对译文的解释应建立在对原文及译文功能的比较上。尽管霍姆斯、布罗克、列费维尔等人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些分歧，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翻译的研究。例如，他们一致认为，翻译理论研究者必须分析译者建立起的对等及偏离。
此外，吉登·图里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撰写《描述性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A Rationale for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等文章，1995 年又推出专著《描述性翻译研究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朗贝特（Lambert）、戈普（Gorp）等人也同时撰文讨论相关问题。无论以上这些学者的话语机制有何差异，他们都共同探讨了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即文学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系统，文学翻译研究的路向应该是描述性的，以译入语为中心的，功能性的及系统性的。翻译产生及接受的准则和限制，翻译与其他文本处理之间的关系以及翻译在一既定文学里或在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扮演的角色及位置，是应该值得译界重视的。自此以后，翻译研究的那种画地为牢式的语言层面的疆域被打破，而进入文化之维。许多文化批评家纷纷加盟，翻译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而到 20 世纪 90 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
我国的翻译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经历了语文学研究阶段、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和解构主义研究阶段。80 年代中期之前是语文学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指导，翻译活动被看做是灵感与悟性的表现，带有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依据的科学主义的翻译观代替了原来语文学式的翻译观，使翻译活动有了系统化的理论依据，具有一种客观性。但是，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是以科学主义思想统治翻译活动，过分强调语言的共通性，忽视语言的差异性，因而在翻译活动中突出了工具理性，忽视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人文性、政治性及人的主观创造性。90 年代中期以来，翻译研究则是以解构主义模式为主的。
[1] Bassnett，Susan＆Lefevere，Andre. Translation ，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Pinter Publishers，199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