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人类开始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字翻译活动以来，对翻译的研究便从未中断过。翻译活动的高潮每兴起一次，翻译研究便更深入一步，翻译研究中的争论也就愈加激烈。翻译研究作为当前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正在经历一次洗礼般的转向。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已成为一种互动转向的关系。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的范式从纯语言层面走向探讨文化层面的相互影响上。“文化转向”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层次的规定性研究转向文化观照下的描述性研究。这种翻译理论不再把翻译仅仅看成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或是一种单纯两种语言文本的交互，而是把翻译放在一个大文化的视野空间里予以探讨和研究。

笔者就是将本书建筑于这样一个立体空间里来加以阐述和论证的。本书以文化为经，翻译为纬，论述了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与翻译观的建立和运用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关系。

本书由七章组成。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第一章）导出对鲁迅、林语堂不同文化观的探源性研究（第二章），从而为鲁迅、林语堂各自的创作取向理顺理论依据并加以印证（第三章）。在第四章，笔者将鲁迅、林语堂的文化观作为天平，自然延伸到译品题材的选择上。到此（第五章），二者的翻译观便在他们各自文化观的映照下应运而生，并与之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在不同翻译观的指引下，鲁迅、林语堂提出了不同的翻译主张，在各自的翻译作品中顺理成章地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第六章）。第七章为结语，将全文归结于此。

笔者注意到，在翻译史研究领域，尤其是最近几年里，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翻译事件的梳理和对翻译家的研究逐渐增多，对具体史实的考证也越来越精细入微，但对这些翻译事件和翻译家在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却缺乏宏观的把握。我们见到的事实是，那样的具体梳理和微观研究远离了一种宏大的文化视野，既未能从翻译家所根植的文化出发来探究其源，也未能从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去研究其人其作，忽略了如翻译选择、文化立场、价值重构等问题的存在。这种“见树不见林”的研究方法，遮蔽了人们对翻译的文化特质的认识。虽然翻译研究包含对翻译技巧、语言转换等的微观研究，但比重不能过大，否则将导致对翻译的其他重要方面研究的轻视或忽视，从而忽略对翻译活动的文化本质的认识和把握。翻译文化意识的日益觉醒与翻译文化观的逐步建立，将翻译理论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和深度，形成了翻译理论研究发展过程中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转向”。这种与“文化转向”同步而至的翻译研究文化观，为我们研究鲁迅、林语堂的文化观与翻译观及其互动、交错和并行的关系，提供了可靠而较为充分的理论依据，并将引导我们去获得一些新的发现。这便是本书的发端。

从对鲁迅、林语堂早年所接受的内环境和外环境的陶冶、熏染和铸塑的探源研究我们发现，鲁迅、林语堂这两位文学家和翻译家，虽共处于同一历史语境，却有着相去甚远的文化观。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中，他们将各自的文化观顺其自然地“导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并以此框定了自己的创作取向。鲁迅致力于启蒙文学，坚持为改良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理念，林语堂则倾情于闲适文学，崇尚为享受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理念。同时，笔者发现，鲁迅、林语堂除在文学创作中充分体现了各自的文化观以外，在选择译介的作品题材上，也遵从了文化观的导向。鲁迅比较注重原作者在政治上是否反对人吃人、人压迫人，是否反对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鲜明态度，因此，他所选读的外国作品，大都也是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当时中国所需要的作品。而林语堂在翻译题材上则倾向于选择能传达“超然独我”和优情养性的作品。这与林语堂一直崇尚并追求的闲适、自然，崇尚本真、近情的人生理想是一脉相承的。

鲁迅和林语堂翻译主张和实践的异同比较是本书的重点。与传统翻译研究所不同的是，本书并不是着力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文本分析，评析翻译技巧和翻译质量，而是力图摆脱传统的从文本出发的固定研究模式，从近代特殊的社会背景着眼，探讨中国近代的特殊历史文化状况及鲁迅和林语堂对这一文化状况所持的不同文化态度对其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从广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文化活动。翻译自然也是一种文化活动，它是不同语言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从来就是不平等的。根据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假说，在强势文学系统内，译者往往会采用归化的策略；而在弱势文学系统内，则采用异化式翻译策略。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地位决定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地位，或起主要作用，或起次要作用。而翻译文学的不同的文化地位反过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如果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十分强大，从而使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以这一多元系统为目标系统的译者往往会采用归化式的翻译方法；而如果翻译文学在某一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主要地位，译者则多采用异化式的翻译方法。应该指出的是，多元系统理论在涉及主流翻译策略的取向时，其观点具有高度概括性。但例外总是有的。通过对比鲁迅和林语堂的翻译主张和实践我们发现，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定位，或多或少地受到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的高与低、强与弱之影响，而译者本人对这一客观文化地位的主观认同与否，是决定其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假如译者的主观认定与某一文化的客观地位相向不悖，那么，该译者的翻译策略便如多元系统假说所推论的那样；假如译者的主观判断与客观状况相背而去，译者的翻译策略便会不同于多元系统假说的推论。与此同时，不同的译者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也会持有不同观点，这也势必对其翻译产生方向性的影响。

本书通过对鲁迅和林语堂文化态度的考察，主要包括他们对中国儒家思想、中国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革命的不同态度的考察，指出虽然他们身处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但他们早年成长经历和教育经历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形成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学观和翻译主张。鲁迅由于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敢于面对已经落后的文化地位，强调文学的社会改良功能，极力主张通过引进外国文学来输入新思想和新的表现方式，因而他的翻译策略自然有着强烈的异化倾向。与之相反的是，林语堂由于深受西方文化的浸染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认识，他选择了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而为了适应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他更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这一差异表明，在一定的客观文化环境中，译者对该文化的主观态度并非是一致的，因而在翻译实践中，必然导致两种不同的策略取向。

由此可见，翻译策略的决定因素最终还是译者本人。翻译策略的选择实际上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多元系统理论虽然对主流翻译策略的选择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这种解释力具有局限性，因为这一理论只考虑了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译者对中国文化和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体系中地位的不同认识的考察，本书试图说明不同译者各自独特的文化态度在他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也解释了为何身处相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林语堂更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鲁迅则主张异化的翻译策略。

本书旨在研究鲁迅和林语堂的文化观与翻译观并对其进行异同比较。通过对鲁迅和林语堂文化观与翻译观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是否能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取决于译者对这一客观文化地位的主观认同与否。当某一文化的客观地位与译者对它的主观认定相符时，译者的翻译策略便如多元系统假说所推论的那样。然而当主客观两方面不符时，译者的翻译策略便会有所改变。此外，译者对翻译本质的不同认识也会对其翻译产生重大的影响。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