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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洪范》篇：“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此时的王道之涵义，主要是指周先王等治理天下的先王之道，一种治国之政治思想、信仰、历史经验。孔子心目中的“王道”就是夏商周三代先王之道，具体说来就是“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之治世之道，尤其是周公主持制定的西周的礼乐制度。“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王道政治就是指依王者之道所从事的政治，故王道是指古圣王之道；具体说来是指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治国平天下之道。”（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2页）
孟子则把“王道”视为与霸道截然对立的道义原则、仁政治国理念、模式与实现国家统一的主要手段。“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与孔孟先王之道的内涵略同，但荀子的“王道”政治理想的基本路径却与孔孟产生了歧路。荀子主张隆礼贵义、礼法并用、“王霸共举”，“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强国》）而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认为道义原则（天理）应当先验、超越于先王之道之上。“致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四书或问·孟子或问》卷1）朱熹对“王道”的理解与先秦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先王之道”之上又加上了一个独立于现实存在之外的“天理”。“王道所应遵守的道义原则来源于天理，而不是来源于先王的经验。”（李锋：《天理与道义的彰显——朱熹王道思想的政治哲学解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3页）
大多数东西方学者都把“王道”仅仅视为与“霸道”相对应的一种单纯的政治哲学、政治理想、策略和治国原则、统治手段或者方法，从一般意义上说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事实上，这也是儒家“王道”主义的主要内涵。王道首先是政治问题，但也是道德、文化、历史、民族等领域。按照蒋庆的理解，王道政治体现了儒家政治思想最核心的价值，王道政治是中国政治的理想模型。王道政治意义上的政治，概念的内涵要广泛得多，政治不只是涉及到权力的获取、运用以及行政管理的问题，还涉及人的生命信仰，宇宙的生成意义与历史文化的价值与传承等问题。可以从人格上和义理上来理解。从人格上理解，孔子只谓“王”即是中国古代有仁德的圣王，也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所谓王道其实就是“古圣王之道”。儒家之“道统”其实就是延续“古圣王之道统”。从义理上来理解，“王道”包涵天地人三重价值（三重合法性），即超越神圣的价值——天的价值、人心民意的价值——人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地的价值。王道政治的核心内涵是政治权力必须同时具有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文化中的‘天’是具有隐性人格的主宰意志之‘天’与具有超越神圣特征的自然义理之‘天’；‘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为历史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因为人心向背与民意认同直接决定人们是否自愿服从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原道》第10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笔者认为，从一个更加开阔的历史与国际视野来分析，其实中国“王道”主义应当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境界与当下关怀、国内与国际关系等许多方面去做更深层次的扩展理解。“王道”文化的综合性反映了中国文化思维方式的系统性，用蒋庆的话来讲就是讨论王道政治，不能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来讨论，要扩大到宗教、文化、历史、道德、法律等领域来讨论，王道政治的内涵要比现代人所理解的政治概念的内涵大得多。另外，在中国文化中，就其内涵和精神特质来看，并非只有儒家才有“王道”思想，道家、墨家、佛家、兵家、乃至中华武术皆有大量非常丰富的类似儒学“王道”特征的一些思想表述，尽管他们对“王道”的具体理解不尽相同。但若就对“王道”思想的重视以及“王道”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及其影响力来看，儒学“王道”思想文化完全可以从总体上代表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特征。
可以这样概括，儒家的“王道”思想文化实质上是一个发酵于夏商周三代、由孔子引发、历经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的诠释和扩展、内涵异常丰富、充满时代特征、具有广泛包容性和东方伦理智慧的庞大思想文化体系。其中既有经济上的考量，更有政治、思想文化上的诠释；既有道德化、伦理化的“为人之道”和“为政之道”，也有轻徭薄赋、富民利民的“经济之道”；更有如何认识和处理人自身心灵皈依、人际关系、群己关系、义利关系，“天下意识”、“和平主义”、“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仁民爱物”等思想特征，以及方法论意义上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和谐”等“时中智慧”。而儒家的“王道”思想文化终极价值归宿和最高境界：相对于群体而言，是构建一个万物并育、共生共荣的“大同世界”；相对于个体来说，则是向往和追求“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式的君子“理想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