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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共同体。由于绝大多数时间总是地少人多，没有大量肥沃的土地可以耕种，而土地又是当时最主要的稀缺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的主要来源，这就造成了对土地的直接依赖和无限崇拜的当下意识。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型构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文化底蕴。财富的稀缺性决定了中国人的勤劳、俭朴、乐天知足，没有西方文化那种强烈的纵欲主义色彩。勇敢、智慧、自强不息，为生存权利而斗争，不管这种生存障碍是来自自然或是社会，从而型塑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如果说大禹治水、都江堰工程所展现的是中国人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为生存而奋斗的人类奇迹；那么，陈胜吴广式的农民起义则是在与社会抗争的过程中，凸显出中国底层民众为求生存揭竿而起的奋勇之举。
生存竞争光有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生存智慧的灵光。中国古人在如此贫瘠的土地和严酷的环境中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科技、最壮观的水利工程等农业文明，不能不说是中国智慧和中华文明的灿烂篇章。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时间所保持的世界领先的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形态所展现的悠久辉煌的华夏文明，是世界文化和文明史上最光辉夺目的一页，这是世界古代其他文明无法比拟的。尽管近代以降，中国文明黯然失色，经历了百年以来的衰落和耻辱。但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毕竟只是沧海一粟。同样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产生的文明”的四大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一直绵延不绝，而其他的三大文明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巴比伦文明早已灰飞烟灭。“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么，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究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华文化的“王道”和平主义精神所致。中国文化是德性伦理文化，中华民族强烈的天下、国家、家庭、个人一体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意识，仁爱、宽容、厚德载物、礼义当头、以人为本、文化崇尚、“替天行道”精神以及“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中庸和谐”的思维模式等等，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王道”思想文化及其当代语境的溯性与展望，无论是对于积淀和彰显中华民族文明礼仪之邦，促进华夏民族的融合、团结和统一，还是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精神特质，以及加强中国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与沟通，维护世界和平，仍然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及其现代启示做了精辟的论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这就是著名的“诸子百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提出广泛开展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人民日报》，2003年12月11日，第3版）2011年9月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开宗明义的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各族人民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延续性、包容性、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