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充满悖论的历史，走的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荆棘之路。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社会物质的文明发展、科技进步是以信仰缺失、道德堕落、生态破坏、资源短缺作为代价的。正如恩格斯在论述由原始社会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私有制社会转变时所言：“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页）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步和科技的突飞猛进，人类开始陷入主体意识的萌发和不断膨胀、自我和个体观念唯我独尊、物质主义、感官欲望永无止境的人造泡沫之中不能自拔，从而导致了人类整体精神状态、价值理念的沉沦以及地球世界的失序和浩劫。今天，当人类沉浸在科学主义的巨大胜利和对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所谓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特征的所谓“普世伦理”的无限渴望所造就的梦幻语境之中意乱神迷之时，“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资源枯竭、生态恶化、人口膨胀、恐怖主义、精神危机、地球爆炸的阴影也随之而来且挥之不去。

而当人性欲望泛滥、思维极端化所造成的人为灾难还处在萌发之际，“轴心时代”的先哲们就以敏锐的视界看出了这种消解传统价值观念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拯救人类和地球家园的呐喊。中国的东方圣贤儒家孔子、道家老子等学派提出了“仁爱”、“王道”、“博爱”、“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著名思想；印度的佛教祖师释迦牟尼宣讲了他博爱众生、普度灵魂的人佛之约；而古希腊的柏拉图则以对话体的方式吹奏着他那在有些人看来并不理想的“哲学王的国家”序曲。虽然他们生长在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和人生信仰，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拔除众生之苦，拯救人类迷失的心灵，追寻人类精神皈依的永恒家园。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孔子喋喋不休、不辞辛劳地周游列国宣扬他的救世主张时，却被看成了一个迂腐、保守、固执、不合时宜的“丧家之犬”；而当低调、“世故”而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老子用他那哲理诗一般的语言构筑他的“小国寡民”简约境地时，又被人们看成了一个抑郁不得志隐者的梦呓之语；擅长思辨主张节制是美德、由哲学王统治的柏拉图式的公有制“理想国”最终也被诠释成了乌托邦式的“失乐园”。

思想家总是孤独的。一种思想的伟大价值只有历经历史长河的反复洗礼，才能充分体现出其真理的光芒。其实，孔子“仁爱”、“徳政”、“王道”的主张说穿了只不过是“让世间充满爱”的真知灼见，就如同中国墨家的兼爱、佛教和基督教的博爱一样，只有大爱才能拯救人类灵魂和地球世界，也只有“道法自然”、和谐、节制、“慈、俭、不居先”、“天人合一”、“忠恕之道”才能缓解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而人类中心论、极端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都只会加剧群体与个体、民族与国家、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并使之尖锐化，成为高悬在人类和地球之上的永远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对于当代全球性面临的难题，葛荣晋先生曾这样概括道：一是由于人与自然的失衡而造成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从根本上危及人类的生存；二是由于西方原子结构论和笛卡尔、牛顿力学思维方式的局限而造成当代科学发展的危机；三是由于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造成人际关系失衡，人格为物欲、金钱所扭曲，人际关系冷漠、疏远；四是由于东方经济的起飞以及它对西方管理模式的挑战，迫切需要建构东方式管理思想体系，以推动经济发展；五是由于现代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而造成价值体系瓦解、心理障碍、道德滑坡和社会无序，人为物欲所异化。（葛荣晋：《儒道智慧与现代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这正应了中国古代那句老话——解铃还须系铃人。如何消除这些人类自己制造的危机和灾难？如果我们还不尽快反思与行动起来，那么，人类的终极命运只能是随着地球的不堪负重而陷于灭顶之灾。历史与实践已经证明，解决这类问题，用近现代西方的“霸道”文化及其思维方式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过去，重新回到人类文明的原点时代中，去汲取属于中国“王道”思想文化中所蕴涵的“淑世主义”、“和平主义”、“天下意识”、“天人合一”等原生态精神智慧价值。“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总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向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诺贝尔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说得好：“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汲取孔子的智慧。”（转引自胡祖尧：《诺贝尔奖得主推崇孔子？悬案十五年终揭晓》，《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1月17日，第三版）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2002年10月24日在美国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人民日报》，2002年10月25日，第一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认为：在21世纪里，人类如果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光明，最大限度地减少乃至避免这一黑暗，就有必要创立与前不同的思维和制度，尤其是涉及国际间互助交往的思维和制度。对这种思维和制度，他提出了三条。第一条就是儒家文化追求“中和”的宏大理想以及“和而不同”、以“仁”爱之心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转引自骆承烈：《儒家文化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意义和作用》，张秋升王洪军主编：《中国儒学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451～ 452页）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贯穿儒家文化中的“王道”思想，的确是蕴藏这种生命智慧的无尽宝藏，等待被不断挖掘。一定意义上，“王道”与“霸道”是表现东西方文化本质差异的内在基因与主要着力点。池田大作援引汤因比的洞悉，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将成为今后的世界历史的核心，其主要依据是：中国人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把握了世界精神。汤因比在中国历史积累起来的精神遗产中，发现了与欧洲的、侵略色彩浓厚的普遍主义完全不同的某种世界精神的萌芽。（［日］池田大作：《我的人学》，铭九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9页）中国文化是德性“王道”文化、和平文化，西方文化是理性“霸道”文化，战争文化。江建国先生借用《现代性与暴力》的作者特拉维尔索教授的话语指出：希特勒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大屠杀的根源在于西方文明本身，把希特勒“空前绝后”的大屠杀归之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及其开现代管理制度先河的泰勒制流水线的出现。（《人民日报》，2005年04月26日，第十六版）

陈独秀在比较中西思想文化的主要分野时，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佳兵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黩武穷兵，世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安息为东洋诸民族一贯之精神。而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4号）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把西方文明称之为以武力和利益为基础的“霸道”文明：东方文明则是以仁义和道德为基础的‘王道’文明：“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国父全集》，第2册第8卷，台北：台北出版社1973年版，第306页）

基于这一思路，笔者试图从“王道”与“霸道”——中西文化的历史分野与现实考量的视角，通过中西文化的滥觞、嬗变历程的轨迹思路及其演进历程，进行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和分析。一则解读和诠释中西文化各自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及其精神特质，二则以便从中找到一种能够真正从人类的整体生存、未来和前途命运着想，具有超越时代、种族、地域、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体制制度等制约因素，能够被绝大多数人所自愿接受的文化形态、价值理念及其思维模式，这是作者的最大心愿。这种做法，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传承、光大和宣扬，抑或是对于加强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交流、沟通和相互理解，从而架构一种新型的基于仁爱、和谐、共生共荣基础之上的国际关系和良性秩序，都应当具有巨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异质文化的对比研究中反观自身，从而总结出自己的文化的基本特征，已成为中外广大学术界所普遍采用的方法。特别是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从中国的近代就已经开始。有的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比较，有的从哲学角度比较，有的从总体上进行比较，有的还从某一个具体的侧面进行比较。……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中，不仅可以揭示出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而且也是中西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重要渠道，有利于中西文化之间相互吸收、优势互补，进而为一个丰富多彩的多元的全球文化建设贡献各自的力量。”（姜林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儒学》，张秋升王洪军主编：《中国儒学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467～ 468页）

诚然，尽管这种努力，有时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理论与现实之间有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以力服人”的实力强权政治及其“霸道”主义思维其实一直是现实世界之铁律，即使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改变现实世界的残酷和非道德性，或许根本就不可能形成这样一种“世界文化”。但正如黑格尔的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所揭示的：现实存在的东西，如果没有合理性，终归是会灭亡的；而那些合理的符合规律、具备亲和力和普遍性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所以，即使“王道”文化及其政治理想的理论语境与文化诉求从来就没有、甚至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也无损于它的思想价值和真理性光芒。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大同世界”、“理想国”、“自由人联合体”及其所描绘的桃花源式的和合境地，那么人类还能够保持对未来勇往直前的理想、信念、美好愿望与不竭动力吗？此时此刻，或许只有借助司马迁对孔子人品与学识之景仰所发之感叹：“《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这或许最能表达笔者此刻复杂的心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