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言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中国知识界许多痛感落后挨打的文人学子身怀救世济民之志，以“救亡图存”与“启蒙大众”为根本，以西方文明为进化的参照坐标与社会变革蓝本，试图通过分析中国衰落与西方崛起背后的文化基因，探寻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文明复兴的思想文化路径，并由此开始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漫漫征程。其中影响较大的当属梁启超、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等国学大师。可能没有人会料到，这一进程以及对如何认识和对待中西文化的探究竟是如此的曲折、迂回与复杂。如果说“天朝上国”、“华尊夷卑”是古老中华帝国子民的普遍信条，那么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以主张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方式拉开了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上的文化比较大幕。如果说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等思想虽然已经明显宣告了华夏文明“唯我独尊”神话的破产，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却不应当改变。那么，彻底扭转“贵夏贱夷”意识理路的则是新文化运动。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决绝反思批判的方式，确立了近现代以来膜拜“西学”和全盘抛弃“中学”思想演变的基本框架与范式。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及其后为转嫁国内危机与尖锐的阶级矛盾所引发的惨烈世界大战，加之巴黎和会所暴露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霸道”本质和强权政治，使得许多原本心仪西方文化的人士，看到了表面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其实还存在着的“贪婪、自私、血腥、残酷掠夺”的另一面。而由列宁所领导的苏联“十月革命”，则为处于苦闷和彷徨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和模板。于是，正如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所言：“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时候了。”

由“五四运动”所开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文化精神动力，其实是奠基于马克思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深刻揭露与批判而形成的对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无限向往与追求。其中所蕴涵的消除贫困、阶级剥削压迫，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等价值理念与理想，恰好契合了中国古代儒家孜孜以求的“小康”尤其是“大同”社会的理想目标，因而成为了无数中华志士前赴后继、奋斗牺牲的精神家园和前行支柱。同时也是新中国五、六十年代取得抗美援朝等一系列重大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实际有机结合的成功案例。“文革”期间对中西文化的全然摒弃体现的是毫无理性思维的极端之举，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用西方文化“蓝色文明”取代中华“黄色文明”的思维方式则又昭示着文化自卑现象的借尸还魂。而其间“国学热”的澎湃则只不过是对这种西化思维的反叛与抵制而已。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通过对比“西方模式”危机、尤其是2007年以来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和2010年以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国模式”的成功效应使得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也开始逐渐恢复。当然，究其根本原因，就其文化自觉与精神溯源而言，还是恢复或者重新确立了自汉唐以来那种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恢弘气度之所以然。其实，每个民族、每种文化、文明都各有特长，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认为的，文化的差异不是一个“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路向。因此无论是中外还是古今，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必然会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只有善于学习、取长补短才是正途。北京奥运会期间，季羡林先生对“人文奥运”的诠释，“一句是宣传中国优秀文化，一句是吸收外国优秀文化”，应当成为对待中西文化的主流意识。客观地说，许多中国人对待中西文化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认识仍然需要假以时日。但是我们相信，随着时光的推移，对于擅长整体、综合思维与辩证生存智慧的华夏民族来说，不会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心结。据此，开展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追寻各自文明与文化的价值理性，分析与厘清其对于人类文明生存延续与世界和平发展事业的积极意义和普世伦理，就成为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由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金科和林美卿所著的本书，通过“王道”与“霸道”这一视阈，分析了中西文化各自的基本特点以及对于构建和谐世界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希望引起同仁的关注与讨论。

2012年1月12日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