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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方志与方志学浅见

我国方志现多数人主张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周朝《禹贡》。《尚书》中的《禹贡》,是一部用自然分区法记述我国地理状况的人文地理志,内容较简单,全书 1200 余字,是全国性区域志雏形。据《周礼》记载,周代朝廷设有“诵训”官员专为王述说方志所记述的四方之事,“掌管方志,以昭观事”,用以治国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制。郡县志书随着郡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也相应得到发展。据《史记》载,秦末刘邦进入咸阳后,“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刘邦语,“其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萧何得秦图书也。”

汉王朝命令地方官府编修“郡国地志”,以记述郡国地方的山川、物产、贡赋、风俗等情况。东汉初班固撰的《汉书·地理志》,是全国性总志,内容较全面的有《越绝书》 ,有记载古籍的《寿春记》、述地的《郡国地志》、《巴郡图经》、《三辅黄图》、《吴越春秋》等都是著名志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编修了大量的地方志书,当时大多叫“地记”,著名的有《娄地记》、《冀州记》、《会稽记》等,东晋常璩撰的《华阳国志》记巴蜀的事迹,在该志《序》里说,“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晋挚虞撰的《畿服经》系全国性的区域志。还有南齐陆登撰的《地理书》是一部巨著 149 卷,汇总《山海经》160 家著作而成,南梁时任防将《地理书》增补 84 家,另编成 252 卷的《地记》巨著。不少地区修志。如湖广地区学者编修 30 多种地方志,以图经居多。

隋、唐时期,朝廷诏令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报于朝廷尚书省,并规定三年报一次,后规定五年编报一次。《隋书·经籍志》 载,隋朝修有《诸郡物产土俗记》150 卷,《区域图志》129 卷,《诸州图经集》 100 卷,这几部志书在体例、内容都较前有很大进步。唐太宗李世民之子李泰撰的《括地志》550 卷,李世民说此书“博采方志,得于旧闻;旁求故老,考于传信;内婵九服,外极八方;简而能周,博而尤要;度越前载,垂之不朽。”并规定:“职方氏掌天下之地图,凡地图命郡府三年一造,与版籍偕上省,圣朝因之。”不仅有当朝史官、名臣撰写方志,各地也编写大批地方志。有《州郡风俗志》,李吉甫撰的《元和郡县图志》 40 卷,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为“体例亦为最善”。樊绰的《蛮书》、李璋的《太原事迹记》、杜佑的《通典》、历史学家刘知几的名著《史通》,正史以外分十类,其中郡书、地理书、都邑簿等三类包括地方志,并要求志书求实,以治理国事。

宋代,规定每三年编修一次,各郡大县均编修图经。开宝四年(971 年)朝廷命知制诰、卢多逊、扈满(蒙)等重修天下图经。大中祥符年间,李宗谔修的《祥福州县图经》 1566 卷,元丰年间纂成《元丰九域志》。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 年)朝廷设置“九域志局”,开创我国设局修志专门机构。全国编修的府、州、县志有 600 多种,远远超过前代,其中著名的有梁克家撰的《三山志》、罗愿的《新安志》、高似孙的《剡录》等。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200 卷,较唐代《元和郡县志》增加了人物、艺文等项,体例较前代完备。欧阳忞《与地广记》38 卷,祝穆《方舆胜览》70 卷,朱长文《吴郡国经续记》,王象之《舆地纪胜》等用述地记人两相汇合体例。南宋时“图经”之名也改称方志,如《严州图经》改为《新定志》。对方志意义也有探讨,马光祖在《景定建康志序》中说,地方志可“有补于世”。对方志编纂也有总结,周应合撰《景定建康志》在修志始末中写道要“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考订”。

元代,编纂全国性的《大元一统志》1300 卷,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成书,内容浩繁,对古今建置、山川、古迹、人物、风俗、土产之类详细罗列。统治者重视修志,诏令各地纂修志书,于钦的《齐乘》、张铉的《至正金陵新志》,马泽修、袁桷、王厚孙纂的《延佑四明志》,李好文的《长安图志》、农学家王桢任旌德县尹时纂修《旌德县志》等为著名。对志书要求发挥其作用,《大元一统志序》中讲,是为“垂之万世,知祖宗创业之艰难,播之臣遮,知生长一统之世”,能“各尽其职,各尽其力,达到上下相维以持一统”的目的。其修志理论也有所进展,重视体例和内容的实际效用。编纂方法,提出选材要精,详略要当,反对虚妄怪诞,厉行朴实顶直。

明代,洪武三年(1370 年)令儒士魏俊明、黄篪等编修一统志,各地修志编报朝廷,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修志上千种,以县志居多。康海撰的《武功县志》、韩邦靖撰的《朝邑县志》为著名,还有谢肇淛的《滇略》、王鏊的《姑苏志》,祝允明的《兴宁志》等。在探讨方志作用上,康海说,”志者记也,记其风土文献之事,与官乎斯土者,可以备极其改革,省见其疾苦,景行其已行,察识其政治,使天下为士大夫者读之足以兴;为郡邑者读之足以劝。”

清代,是方志发展鼎盛时期,康熙十一年(1672 年)玄烨下令修一统志,三次兴修《大清一统志》,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至乾隆八年(1743年)第一次修成计 342 卷。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第二次修成凡 424 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第三次修成凡 560 卷,大约每隔五十年兴修一次一统志。同时命令各省修志,朝廷颁发各省府州县志六十年一修的命令,各省府厅州县修志,一些乡镇寺院也修志。各地成立修志局,由学政负责检查方志质量。光绪年间,学部下令各地编修乡土志。现存清代方志近 6000 种,占现存旧志总数 75%。现存的清代《长寿县志》有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薛禄天主修,光绪元年(1875 年)张永熙主修。全国名志有黄宗羲撰《浙江通志》、顾炎武撰《邹平县志》、谢蕴山撰《广西通志》、莫友芝撰《遵义府志》、董立方撰《长安县志》、陆陇其撰《灵寿县志》、姚鼐撰《六安州志》、章学诚撰《永清县志》、《和州志》、《豪州志》名志 。乡土志有《南翔镇志》、《乌青镇志》、《杏花村志》等。方志的学术研究大有提高,编纂方法和资料使用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顾炎武在《营平二州史事序》中提出修志应具备的条件,修志者要有一定学识,要罗网天下志书以做参考,要多调查得其实,要认真严肃不草率,要文字通俗易懂。方苞任编修《一统志》总裁提出修志原则,体例要统一、叙事要简明、资料要可靠。钱大昕的修志论点,占有充足的资料,通晓前代官制,辨别古今地名异同,注重人物考订,主张秉笔直书,不私其亲。章学诚认为“志属信史”,确认方志的性质和功用,他总结志有“二便”(地近则易赅、时近则迹真)、“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重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八忌”(忌条理混乱、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擅翻旧账、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四体”(皇恩庆典宜作记、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官人物宜作传)、“四要”(要简、要严、要赅、要雅)。涌现了一批专门辑古方志的学者,总结方志编纂经验,创立专门研究方志的方志学,对修志方法概括为方志编纂学。

民国时期,政局和战乱影响了方志的发展。1917 年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的教育部通令各地编纂志书,1929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规定省志 30 年一修,市县志 15 年一修,但因战乱成书不多。现存的《长寿县志》有,1928 年汤化培主修,1944 年陈毅夫主修,两部县志共 28 卷14 册。全国著名的有余绍宋修《龙游县志》,黄炎培修《川沙县志》,黄志较晚清志书为之一新,全志有概述、列图、大事年表、舆地、户口、物产实业、工程、交通、财賦、教育、卫生、慈善、司法、警务、兵防、故实、叙录、附录等门类,特点是采材丰富、附录表多、述事简括、详略得当。黎錦熙主修《洛川县志》,总结修志经验,提出重视材料工作,著有《方志今议》,提出志书要明“三术”(补所未备、续所未入、创所未有),立“两标”(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广“四用”(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行指导)。翟宣颖著有《方志考稿》一书,对近千种省府郡州县志祥其得失、辩其体例。寿鹏飞著有《方志通义》等书,主张方志当祥略得体,志书要能“正人心、敦风尚、明正谊、垂治规”。朱士嘉著有《中国地方志综录》一书,研究方志体例和编辑方法。在他撰的《怎样编写新式的县志》一文中,主张改革旧志体例,注意经济问题,要讲信史,不要为达官贵人树碑立传。李泰棻的《方志学》、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傅振伦曾参与编修《新河县志》、《北碚志》,著有《中国方志学通论》,强调志书要略古详今,侧重现代;博采详志,注重实用;广辟类目,注意科学。 UQncBZQB0yFmlebmVTzttOgLyEDdTtxP1P/XrqBjuz1J2q/7MKrOTyKSqIcgAj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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