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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方志现多数人主张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周朝《禹贡》。《尚书》中的《禹贡》，是一部用自然分区法记述我国地理状况的人文地理志，内容较简单，全书 1200 余字，是全国性区域志雏形。据《周礼》记载，周代朝廷设有“诵训”官员专为王述说方志所记述的四方之事，“掌管方志，以昭观事”，用以治国
。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制。郡县志书随着郡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也相应得到发展。据《史记》载，秦末刘邦进入咸阳后，“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刘邦语，“其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萧何得秦图书也。”
汉王朝命令地方官府编修“郡国地志”，以记述郡国地方的山川、物产、贡赋、风俗等情况。东汉初班固撰的《汉书·地理志》，是全国性总志，内容较全面的有《越绝书》
，有记载古籍的《寿春记》、述地的《郡国地志》、《巴郡图经》、《三辅黄图》、《吴越春秋》等都是著名志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编修了大量的地方志书，当时大多叫“地记”，著名的有《娄地记》、《冀州记》、《会稽记》等，东晋常璩撰的《华阳国志》记巴蜀的事迹，在该志《序》里说，“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晋挚虞撰的《畿服经》系全国性的区域志。还有南齐陆登撰的《地理书》是一部巨著 149 卷，汇总《山海经》160 家著作而成，南梁时任防将《地理书》增补 84 家，另编成 252 卷的《地记》巨著。不少地区修志。如湖广地区学者编修 30 多种地方志，以图经居多。
隋、唐时期，朝廷诏令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报于朝廷尚书省，并规定三年报一次，后规定五年编报一次。《隋书·经籍志》
载，隋朝修有《诸郡物产土俗记》150 卷，《区域图志》129 卷，《诸州图经集》
100 卷，这几部志书在体例、内容都较前有很大进步。唐太宗李世民之子李泰撰的《括地志》550 卷，李世民说此书“博采方志，得于旧闻；旁求故老，考于传信；内婵九服，外极八方；简而能周，博而尤要；度越前载，垂之不朽。”并规定：“职方氏掌天下之地图，凡地图命郡府三年一造，与版籍偕上省，圣朝因之。”不仅有当朝史官、名臣撰写方志，各地也编写大批地方志。有《州郡风俗志》，李吉甫撰的《元和郡县图志》
40 卷，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为“体例亦为最善”。樊绰的《蛮书》、李璋的《太原事迹记》、杜佑的《通典》、历史学家刘知几的名著《史通》，正史以外分十类，其中郡书、地理书、都邑簿等三类包括地方志，并要求志书求实，以治理国事。
宋代，规定每三年编修一次，各郡大县均编修图经。开宝四年（971 年）朝廷命知制诰、卢多逊、扈满（蒙）等重修天下图经。大中祥符年间，李宗谔修的《祥福州县图经》
1566 卷，元丰年间纂成《元丰九域志》。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 年）朝廷设置“九域志局”，开创我国设局修志专门机构。全国编修的府、州、县志有 600 多种，远远超过前代，其中著名的有梁克家撰的《三山志》、罗愿的《新安志》、高似孙的《剡录》等。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200 卷，较唐代《元和郡县志》增加了人物、艺文等项，体例较前代完备。欧阳忞《与地广记》38 卷，祝穆《方舆胜览》70 卷，朱长文《吴郡国经续记》，王象之《舆地纪胜》等用述地记人两相汇合体例。南宋时“图经”之名也改称方志，如《严州图经》改为《新定志》。对方志意义也有探讨，马光祖在《景定建康志序》中说，地方志可“有补于世”。对方志编纂也有总结，周应合撰《景定建康志》在修志始末中写道要“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考订”。
元代，编纂全国性的《大元一统志》1300 卷，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成书，内容浩繁，对古今建置、山川、古迹、人物、风俗、土产之类详细罗列。统治者重视修志，诏令各地纂修志书，于钦的《齐乘》、张铉的《至正金陵新志》，马泽修、袁桷、王厚孙纂的《延佑四明志》，李好文的《长安图志》、农学家王桢任旌德县尹时纂修《旌德县志》等为著名。对志书要求发挥其作用，《大元一统志序》中讲，是为“垂之万世，知祖宗创业之艰难，播之臣遮，知生长一统之世”，能“各尽其职，各尽其力，达到上下相维以持一统”的目的。其修志理论也有所进展，重视体例和内容的实际效用。编纂方法，提出选材要精，详略要当，反对虚妄怪诞，厉行朴实顶直。
明代，洪武三年（1370 年）令儒士魏俊明、黄篪等编修一统志，各地修志编报朝廷，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修志上千种，以县志居多。康海撰的《武功县志》、韩邦靖撰的《朝邑县志》为著名，还有谢肇淛的《滇略》、王鏊的《姑苏志》，祝允明的《兴宁志》等。在探讨方志作用上，康海说，”志者记也，记其风土文献之事，与官乎斯土者，可以备极其改革，省见其疾苦，景行其已行，察识其政治，使天下为士大夫者读之足以兴；为郡邑者读之足以劝。”
清代，是方志发展鼎盛时期，康熙十一年（1672 年）玄烨下令修一统志，三次兴修《大清一统志》，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至乾隆八年（1743年）第一次修成计 342 卷。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第二次修成凡 424 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第三次修成凡 560 卷，大约每隔五十年兴修一次一统志。同时命令各省修志，朝廷颁发各省府州县志六十年一修的命令，各省府厅州县修志，一些乡镇寺院也修志。各地成立修志局，由学政负责检查方志质量。光绪年间，学部下令各地编修乡土志。现存清代方志近 6000 种，占现存旧志总数 75％。现存的清代《长寿县志》有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薛禄天主修，光绪元年（1875 年）张永熙主修。全国名志有黄宗羲撰《浙江通志》、顾炎武撰《邹平县志》、谢蕴山撰《广西通志》、莫友芝撰《遵义府志》、董立方撰《长安县志》、陆陇其撰《灵寿县志》、姚鼐撰《六安州志》、章学诚撰《永清县志》、《和州志》、《豪州志》名志
。乡土志有《南翔镇志》、《乌青镇志》、《杏花村志》等。方志的学术研究大有提高，编纂方法和资料使用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顾炎武在《营平二州史事序》中提出修志应具备的条件，修志者要有一定学识，要罗网天下志书以做参考，要多调查得其实，要认真严肃不草率，要文字通俗易懂。方苞任编修《一统志》总裁提出修志原则，体例要统一、叙事要简明、资料要可靠。钱大昕的修志论点，占有充足的资料，通晓前代官制，辨别古今地名异同，注重人物考订，主张秉笔直书，不私其亲。章学诚认为“志属信史”，确认方志的性质和功用，他总结志有“二便”（地近则易赅、时近则迹真）、“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重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八忌”（忌条理混乱、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擅翻旧账、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四体”（皇恩庆典宜作记、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官人物宜作传）、“四要”（要简、要严、要赅、要雅）。涌现了一批专门辑古方志的学者，总结方志编纂经验，创立专门研究方志的方志学，对修志方法概括为方志编纂学。
民国时期，政局和战乱影响了方志的发展。1917 年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的教育部通令各地编纂志书，1929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规定省志 30 年一修，市县志 15 年一修，但因战乱成书不多。现存的《长寿县志》有，1928 年汤化培主修，1944 年陈毅夫主修，两部县志共 28 卷14 册。全国著名的有余绍宋修《龙游县志》，黄炎培修《川沙县志》，黄志较晚清志书为之一新，全志有概述、列图、大事年表、舆地、户口、物产实业、工程、交通、财賦、教育、卫生、慈善、司法、警务、兵防、故实、叙录、附录等门类，特点是采材丰富、附录表多、述事简括、详略得当。黎錦熙主修《洛川县志》，总结修志经验，提出重视材料工作，著有《方志今议》，提出志书要明“三术”（补所未备、续所未入、创所未有），立“两标”（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广“四用”（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行指导）。翟宣颖著有《方志考稿》一书，对近千种省府郡州县志祥其得失、辩其体例。寿鹏飞著有《方志通义》等书，主张方志当祥略得体，志书要能“正人心、敦风尚、明正谊、垂治规”。朱士嘉著有《中国地方志综录》一书，研究方志体例和编辑方法。在他撰的《怎样编写新式的县志》一文中，主张改革旧志体例，注意经济问题，要讲信史，不要为达官贵人树碑立传。李泰棻的《方志学》、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傅振伦曾参与编修《新河县志》、《北碚志》，著有《中国方志学通论》，强调志书要略古详今，侧重现代；博采详志，注重实用；广辟类目，注意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