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歌谣的界说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各民族的民间歌谣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是祖国光辉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文化、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界说”一词含义比较广泛，旧时指定义，后词义扩大，泛指称谓、定义、概念及其有关的内容，比“定义”或“概念”的范围都要宽泛。《马氏文通·正名》载：“凡立言，先正所用之名以定命义之所在者，曰界说。”“界之云者，所以限其义所止，使无越畔也。” 说得具体一点，“称谓”主要指事物的名称和叫法，属外表性的东西，而“定义”或“概念”则是就事物的本质特征而言，属内在的东西。

（一）歌谣的称谓

“歌谣”一词英文名字为Folk-song和Ballad。前者意为“民众所作的歌”；后者为“跳舞的歌”。这个Ballad是从古法文Belier（跳舞）一词演变过来的，原意为歌舞队进行合节拍表演时所唱的歌，后来变形为Ballad，成为法国一种古老诗体的专有名词。Ballad的原义主要是指抒情短歌及“韵文的故事”。18世纪以后，才专指“抒情、叙事的短歌”。

就我们目前理解的情况看，前者Folk-song与我们现在所用的歌谣（口唱及合乐的歌）之说法较为吻合，也比较切合歌谣所表达的实际内容。

在我国，民间歌谣的称谓因时、因地、因人、因民族，以及因形式特点而异，其名目繁多，难以计数。古籍里就有多种不同的说法。《诗经》把歌谣统称为“风”，诸如“十五国风”，即十五国歌谣，“卫风”即卫国歌谣；《乐府诗集》引梁元帝《纂要》里又有各种称法：“齐歌曰讴，吴歌曰歈，楚歌曰艳，浮歌曰哇”。前三种是因地异称，后一种是以声之轻重得名。《国语·楚语》注：“浮，轻也。”因为这种歌调子轻靡，故称为“浮”。又因当地的方言，这种浮歌被称为“哇”。

至于“谣”，除上述与“歌”连称外，还有许多带有附属成分的称法。《后汉书》称谣为“风谣”、“谣言”（注：这里的“谣言”不是当今所讲的造谣之谣言，而是指吟唱的歌词），《晋书》称为“民谣”，《南史》叫“百姓谣”，《旧唐书目录》称为“谣辞”，《明季北略》称“口谣”等。此外，以朝代定名称的有“尧时谣”、“周时谣”、“秦时谣”、“汉时谣”等；以地区地方定名的有“长安谣”、“京师谣”、“王府谣”、“都郡谣”、“二郡谣”、“天下谣”等；以人为标题的还有“民谣”、“童谣”、“儿谣”、“小儿谣”、“婴儿谣”、“女谣”等。

归纳起来，歌谣歌谣，包括“歌”和“谣”两个部分。那么，什么叫“歌”？什么叫“谣”？《毛诗故训传》言：“合乐曰歌，徒歌曰谣”；《韩诗章句》说：“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用现代话说就是有伴奏，有乐曲的叫歌，无伴奏、无乐曲即徒歌者称谣。

由于汉语各方言的差异和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差别，如今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对自己所熟悉的歌谣，还一直保留着许多传统的亲昵称呼。如汉族地区的“山歌”、“山曲”、“野曲”、“家曲”、“酿曲”、“花儿”、“少年”、“宴席曲”、“信天游”、“爬山歌”、“号子”、“秧歌”、“盘歌”、“对歌”（对子歌）、“猜调”、“哭嫁歌”、“丧歌”、“夯歌”、“赶五句”、“串号子”、“×送”、“×绣”，等等。少数民族对歌谣的统称和别称更是五花八门，不可胜数。甚至同一个民族地区，同是一个县、一个乡，叫法也各异，如壮族的“欢”、“诗”、“比”、“加”、“喃”、“叹”、“吟”、“衣”、“弹”等等，都是对歌谣的不同称呼。其中“欢”又有五言欢，五三五言欢、七言欢、七三七言欢、长短言排欢、勒脚欢等等。其他民族歌谣，较有代表的称呼有藏族的“鲁”、“谐”，蒙古族的“好来宝”，水族的“双歌”，苗族的“飞歌”，侗族的“大歌”，瑶族的“香哩歌”、“石牌话”，土家族的“打闹歌”，布依族的“浪哨歌”，还有彝族的“尔比”、“克哲”、“梅葛”、“阿妹开”、“腊美”……这些不同名称和叫法，在各族民间已成为习惯，它们往往是以当地（或本民族）歌谣的体例、风格、内容、及作用等为依据，予以命名。虽然仅仅只通行于一定地域，但在总体上，都属与歌谣同类。

追溯歌谣各种称呼的来源对于我们了解当地歌谣的面貌，加强搜集工作，进行歌谣的综合分类和比较研究，都有极大的帮助。

（二）歌谣的定义

歌谣的定义，即如前所述，与“概念”一样，是歌谣内涵比较确切的说明，属内在的成分。

中国歌谣的定义，向来比较难以确定：一是合乐与徒歌难分；二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民间歌谣与作家诗人创作的诗歌，二者的界限也不一定那么分明。《诗经》所录的乐歌，就有上述的两种作品（民间歌谣与个人诗歌）的混淆；《乐府诗集》更是上述两种作品混杂而存在。

古人对歌谣的解释多从字义入手。《尚书·舜典》云：“歌永言”。永，同“咏”，意为朗诵，合句意思为朗诵对白的话。《毛诗正义》云，“歌之，谓引声长咏之”。《毛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里的“志”指的是思想、意识、志向等，“所”可解为“表达”二字。又云：“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不知”当“不自觉”解，说明歌谣的自发性。宋人朱熹《诗集传序》：“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男女相与歌咏，各言其情也。”上述古人所云之意，可归纳为：歌谣是一种语言艺术，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言语。

至于外国名人，对歌谣又有一些别的解说，但其宗旨也与我国上述说法相同或相近。英国吉特生（Trank Kidson）在《英国民歌论》里说：“民歌是一种歌曲，生于民间，为民所用以表现情绪，或为抒情的叙述者。”

据近代民俗学家劳依舍尔说：“民歌是一种民间能咏唱的歌；以内容论，又以语言的及音乐的形式论，它合乎最广的地域之情感生活，想象生活；并且不被人视为私有的东西，又带了典型的姿态，至少有十年之久，经过人口传的。”

“五四”运动前后，在新文化运动热潮的推动下，中国无数个歌谣学的奠基人和先驱者，在歌谣学研究的许多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北大《歌谣》周刊专门展开了关于“歌谣是什么”等问题的讨论，使学术界对歌谣的性质、定义的认识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对以后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当时发表文章较多的是周作人等。

周作人（1885～1968，浙江绍兴人，五四时期任北大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继承了英国人吉特生所下的定义，指出歌谣“是民族文学的基础”，是民众“表达民族心声”的韵文作品，它的性质“是原始文学遗迹，也是现代民众文学的一部分”，“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它的真挚和诚信”。 当时北大主持《歌谣》周刊的教授们，把一向被鄙视为不登大雅之类的民间歌谣，誉为反映“民族心声”的珍贵材料，这是歌谣研究史上的一大进步。他们的论述，当时虽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也初具轮廓，他们的观点，既受到西方民歌理论的影响，也体现了“五四”前后歌谣运动追求民主、科学的倾向。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采风运动的深入，我国歌谣研究者对民间歌谣本质的考察与认识，愈来愈全面、深刻。钟敬文主编、数十名专家教授参撰的高校文科教材《民间文学概论》，对歌谣下的定义是比较全面、确切和简明的概念：

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是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它具有特殊的节奏、音韵、叠句和曲调等形式特征，并以短小的篇幅和抒情的性质，与史诗、民间叙事抒情长诗和其他韵文样式相区别。

著名学者杨堃在《民族学概论》中也有类似的提法：“民间歌谣是可以歌唱和吟诵的一种韵文形式的民间文学。它一般比较短小，且带有抒情的性质。”乌丙安教授在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强调了一点：“民间歌谣是广大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在富有音乐性的语言形式中的真实反映。”

概而论之，歌谣是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作品，是反映民众生活，表达民众思想感情的诗歌形式。她是劳动人民的一种中头创作，是劳动人民歌唱的文学，是劳动人民美妙的心声。有特殊的节奏、韵律和曲调等。广义歌谣包括各种长歌（史诗、抒情、叙事长歌）和所有的短歌。狭义歌谣则指短小的民歌、民谣、儿歌、童谣。

不言而喻，民歌有着民间文学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诸如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承传性和立体性等，但是它同一般的民间文学作品如神话、传说、故事不同。即神话、传说和故事是散文作品，而歌谣是韵文作品，其形式上最大的特点——有特殊的节奏、韵律、曲调、声律，而且是随时可以配曲唱之。

（三）歌谣与乐舞谚语的关系

按今人的理解，一般认为可以唱的为歌，光说不唱的叫“谣”。有时也以“民歌”作为“歌”与“谣”的总称。

古代的歌谣与乐曲、舞蹈、谚语有密切的关系。

1.歌谣与音乐的关系

根据朱自清《中国歌谣》讲义中所说的，歌谣是原始的诗，而古代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结合得很紧密，它们最初的形成，都受节奏的影响，往往同时产生，分不出先后。若干个时代以后才逐渐分家，独立门户，就是分了家，它们之间仍然有血缘关系。如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还能看到这种三位一体的现象，特别是那些即兴随唱的民歌，词和曲多是一起迸发出来的。当然也有用旧调填新词的。作为歌，受到音乐的制约，有比较稳定的曲式结构，所以歌词也有与之相应的章法和结构；而谣，大都没有固定的曲调，“唱法”自由，近于朗诵，所以谣词多为较短的一段体，章句格式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2.歌谣与舞蹈的关系

“歌舞”一词常常联用，关系一直十分密切。

“谣”字最初作“缶”，从“缶”（音“否”），“缶”是乡下农民用的小口大肚水缸，即瓦器。《诗经·陈风·宛丘》有“击缶为节以歌舞”句。可见，“谣”的最初义是舞，“击缶为节”必是且歌且舞。 ）就是这种歌舞结合的例子。

3.歌谣与谚语关系

歌谣与谚语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国古代许多学者“谣”、“谚”不分。如《国语·越语》说：“谚，俗之善谣也。”对“谚”的解释也多与“谣”相近。只是谚语是民间的格言，有较强的劝诫性，语言比较凝炼；谣，是劳动人民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是劳动人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高度概括，有较强的讽喻性，语言比较自由。当然，谣谚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有时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如“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既是民谚，又可作为短谣。 MwbIIPMOPDaKTSbRR9qrdEbGvKMR7iK2zSME/Cge8ra8AxmyLYVIYaaqxtOQYtc+